核心提示：关于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这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它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讲也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近代百年中国人民该不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都错了。
本文摘自《前线》杂志1996年第07期 作者：张客正 原题为：青史凭谁判是非——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争论
1994年，《东方》杂志第5期刊载了一篇《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文章，1995年香港又出版了李泽厚、刘再复的问答集《告别革命》一书。在这篇文章和这本书中，李泽厚等人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搞糟了，“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改良比革命好”，“要改良不要革命”等一系列令人惊诧的“新”观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近代史研究》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这种“新”观点进行了反驳。目前，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的争论仍在进行。
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革命是少数人煽动的，是激进主义的产物，还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关于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方面。李泽厚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一文中认为，整个二十世纪都存在着政治激进主义，从谭嗣同到革命派都属激进主义者，“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与此观点相近，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革命者思想认识上的诸多误区造成的，是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人为努力的结果。
认为一个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不明白现代化与殖民主义的分野，于是将推翻满清、民族独立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陷入民族主义误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有待认真澄清的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即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客观的积极推动作用和消极阻碍作用哪个更大更小的问题。同时还认为，革命者无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缺乏对政治民主化阶段性的深刻理解，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没有认识到，皇权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合法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一种威慑力量，不知道“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以致不顾人民心理需要而一味要求废除皇权，陷入了民主主义的误区，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追求则陷入了理想主义的误区。认为“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时辛亥革命之所以此时爆发，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
与这些观点相反，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与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许多学者都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突出表现为清政府自身的腐败无能，不能根据时代变化积极进行制度变革，难以动员广大人民参与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建设，再加上种种政策失误，最终导致清政府自身权威丧失，威信扫地，以致民怨沸腾，迫使社会各阶级阶层走向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人为结果论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少数革命者主观煽动的产物，恰恰在于没有看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全国各地出现的此起彼伏的广大农民为摆脱压迫和争取生存权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清运动。金冲及等学者指出这样的历史事实，许多革命者包括孙中山和后来的毛泽东，起初都是主张用非暴力的改良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的，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提倡过和平革命，而且当时有不少人直接从事社会改良实践，但黑暗的政治现实使改良成效甚微，不少人在多次碰壁后，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胡绳武指出，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革命往往是各种和平改造社会的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的无奈选择。陈小雅在《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东方》9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不可避免的深层原因，即辛亥革命是专制制度自身不可避免的结果。“世界历史上，凡专制的权力发展充分的制度，都免不了脆性瓦解（即导致大革命的结局）。它无法逃避政府官员的腐败，社会调节机能差，其结局只能是走向崩溃。”
革命给社会带来是动荡和混乱，破坏作用大于积极作用，还是推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功绩是主要的？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意义是伟大的，它在多领域多层次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早已成为共识。
但近年来，有人开始全面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李泽厚等人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这次革命一下子把清政府痛快地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
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把这个观念明确地颠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他们还进一步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固然可以破坏一切，但不能创造一切”，革命充满着残忍、黑暗、肮脏，“改良比革命好”，“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还有观点认为，凡是以“大革命”形式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都不能保持“一等强国”的地位，且在转型过程中，往往动乱频繁，国无宁日，如法国、俄国和中国；而凡是通过改良转入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则能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势头，如英、德、日等国。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推动中国现代化进步的主观意图与其革命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严重背离。
原因在于当时的革命者觉悟太早，且过分相信人为的力量，在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了革命。辛亥革命的迅猛来临，不仅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而且使革命之后相当长的时期无法稳住局势，恢复和重建秩序，推动中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反而因旧辙已坏、新轨未立而陷入空前的混乱。虽然尚不能说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毕竟由于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二十世纪的中国投下了阴影，从而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必然有其发展前途。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许有可能在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进行，中国或许不会重蹈王朝更替的恶性循环规律，就不会出现革命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混乱。
总之，这些“新”见解的提出者都认为辛亥革命的破坏作用大于积极作用，是此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在否定辛亥革命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有文章过分夸大清政府立宪运动?清政府从1901年开始进行的改革运动的历史作用，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现代化运动，取得的成效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推动作用大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得出辛亥革命不如立宪运动，戊戌维新不如洋务运动的结论，对从事改良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愈来愈高，诸如近几年对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乃至蒋介石的评价就出现拔高的现象。
与诸如此类观点相反，更多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历史功绩是主要的，全盘否定是不正确的。龚书铎等著文指出，历史的事实是，孙中山托起中华民国的招牌之际，同时也树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尊严，谁复辟帝制谁就注定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经济上辛亥革命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工业化“黄金时代”，自然与辛亥革命所创设的各种条件有关，并不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放松的结果。从意识形态方面看，由于辛亥革命是现代型的政治革命，它突破了二千年朝代更迭的政治格局，在意识形态上“民权”取代了“王命”，以致民权理论取代了“天命论”而成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
清王朝解体的中国不止在寻找一个现代国家，也是在寻找一个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科学与民主则与辛亥革命有着同等的伟大意义。不少学者指出，改良在中国走不通，这倒是为中国近代大量的历史所证明的事实。林华国等人提出，戊戌维新是一次和平的改良运动，它既没有触动皇权，也没有触动地方封建势力，更谈不上什么一步到位，决不是什么“过于急躁”，它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清王朝当权势力的十分顽固。立宪派也是准备慢慢逼迫清政府实行立宪、走向现代化的，并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践。可清政府虽然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事实表明，清政府并不真正打算实行英国式或日本式的改良。
立宪派在1910年一年内请愿三次，但结局是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清政府在1910年底明令禁止赴京请愿，一些进京请愿的代表被押解回籍。这表明清政府根本不可能推行真正的变革，从而难以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权威，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所以，断言没有辛亥革命，对清政府只施加请愿式的压力，保存这样一个没有权威和凝聚力的政权形式，中国就会秩序地走向现代化，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许多人对辛亥革命失败说提出质疑，认为它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徐梁伯在《辛亥革命“失败”论献疑》（《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失败，就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来说，它是胜利了；就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来说，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意味着失败。所以有同志认为，失败论是以孙中山没有掌握政权为标准，是以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标准，并不符合情理。许多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不应为其后出现的军阀混战负责。林华国指出，把是否出现割据和内战简单地归因于是否有皇帝，是把皇帝的作用神话了。从中国历史上看，出现群雄割据混战都是在有皇帝的情况下出现的，“君”这个符号的作用并不象某些论者所描绘的那样有作用。
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混战，根源于这次革命只推翻了清王朝，而没有打倒各地的封建势力，更没有赶走帝国主义势力。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展开激烈的争夺，这样才造成了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
直至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了封建势力、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军阀混战问题才得以解决。因此，军阀混战不是辛亥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是革命不彻底的后遗症。同时指出，说英国和日本没有经过革命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英国和日本的改良都是在以暴力推翻旧政权的基础上进行的。
历史研究是按照抽象概念和主观意愿来重新假定历史，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还是尊重历史事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刘大年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明确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近代化；二是依靠谁来解决民族独立实现近代化，谁是前进的障碍，谁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三是以什么手段来解决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维持旧秩序，还是靠改良、革命。对以上三个问题，用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戴逸、李文海等许多学者指出，研究和评价近代中国发生的革命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反对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把一场大革命归因于少数人情绪主义和人为煽动的结果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历史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头脑中的抽象概念和主观意愿出发来剪裁与衡量过去的历史。否则其论据只能是以自己对历史的假设和抽象的概念为依据，得出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对于历史上出现的革命与改良，不能抽象地谈论孰优孰劣。
采取革命与改良，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林华国认为，评论历史首先必须尊重历史，而不能凭自己的主观好恶来判定历史的是非，笼统地、特别是不顾客观历史事实主观地宣布“改良比革命好”、“要改良不要革命”，那就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历史唯心主义错误了。
杨天石明确指出，最近出现的“新”见解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看，有以下特点：一、从现实中得出一个观念，然后再往历史上套。如现实需要稳定，就以此上推到清末、五四乃至整个近代中国都需要稳定，以稳定为标准，近代中国发生的所有起义、革命因破坏了社会稳定而受到指责。二、研究历史建立在假设之上，而不是既成历史事实。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争论还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的问题。金冲及认为，要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正是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没有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李文海、杨天石等学者认为，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而且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治前提作保证，近代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有人之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发动辛亥革命，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中国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忽视了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这两大主题。
对于有人提出的殖民统治无碍于中国的现代化的观点，有同志指出，外国侵略者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影响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已经为历史证实，现在有人提出侵略有功、殖民有益于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怪论，不知其现代化的概念是什么。更有学者认为这是亵渎民族的尊严和感情，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了。
总之，关于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有学者认为，这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它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讲也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一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近代百年中国人民该不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否都错了。
如果真的是革命革错了，革命只是破坏，革命不如改良，革命是个贬义词，这也就等于否定了近代百年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也就将需要重写了！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