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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浙江有人从长时间的比较中说农民生活的下降：“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作者：王海光（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原题为：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然而，在我们阅读1957年的整风鸣放言论时可以看到，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能够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的，只是极少数具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意见是在报刊上作为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组织全民进行讨伐，但大量的“右派”言论则是反映基层民众“今不如昔”的生存状况的。
特别在基层的“反右”斗争中，这类言论可谓车载斗量，是各地“右派言论”的主体方面。主要反映的是对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生活和城乡政策等方面。言论者并不限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和其他劳动阶层都在其中。这些关于民瘼的大量言论，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生活状况和鲜活的民间舆情，是“右派言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发自于言论者亲身感受的生活现实，其意义并不亚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治国宏论。
从中可以看到，广大民众对于刚刚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认同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右”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8、9月间接连下达了在农村和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工人农民中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辩论。那些散布过不满言论的干部群众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处理。
关于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论
本文选取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江西省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二集等内部反右资料汇编。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浙江平湖县的人说：“解放前除了一般残废、懒汉、受天灾人祸的以外，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而现在吃粥多了”。(同上)
还有人把农民收入从历史上进行比较，说：“(农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级知识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级干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同上，第148页)
浙江有人从长时间的比较中说农民生活的下降：“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页)
来自农村的干部群众的言论，对拉大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宁波人说：“工人是共产党的亲儿子，农民是共产党的干儿子。政府关心工人、城市，不关心农民、农村。”等等。实际上，普通工人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态度，基本观点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并无多少差异。
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老厂，工人也是地道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言论应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鸣放中，大连造船厂的许多工人都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
1.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穿不上吃不上。
运搬车间相立春说：“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远，工人穿料子衣服，但农民连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面，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区农民连粗粮也吃不到。”
动力车间郭镜太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农民每人一年供给360斤麦子，而城市比农村多的太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应多供给农民粮食，城市、农村生活水平应平等。”
动力车间刘福贵说：“国家应把大批资金投入农民，照顾农民的生活，我们国家农民有五亿人口，而工人占极少数，农民生活很苦，一双鞋补了很多补丁。”
机械车间石兆英说：“农村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没有吃的、有的没有烧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饱，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饱，我看不民主。农民都入社，有的农民说，不如不入社。所以农村男女都愿意到城市来，是否应该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才对。”
锅炉车间周平华说：“今年五一回山东，看农村生活苦极了，原因是粮食秋收后又枯了，来年三、四月就没有粮食，农民到处去要粮也要不来，结果还得饿着，生活就没有办法搞。”
电工车间刘殿明说：“现在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远，我头几天回家看了下，他们都早起晚归，中间还不歇息。吃的是地瓜叶、地瓜干等，而且分的粮食还不够。”
铜工车间李献贵说：“往年给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给四百斤粮，农民不给工钱，这样对农民，穿、零用钱从哪里来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样，农民吃得地瓜叶和豆饼。”
造体车间王世禄说：“我认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农民一年只开两回支不应该，应该和工人一样，每月开支。物品分配也不对，如油类等，农民和工人一样的劳动，但农民很苦，工农联盟应该一样才对。”
锅炉车间于贵长说：“工农相比农民生活太差，这对工农联盟来说是不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农村姑娘到城市来找工人。现在乡下农民连一文钱都很困难，这样工农生活不平等，建议应把农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第165、166页。)
2.虽然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车间于作仁说：“我们国家往社会主义走，退回两年来说吧，我是二级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饭以外，还能买27元的料子裤，现在生活赶不上过去了，买不起料子裤。过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钱，党号召增产节约艰苦朴素，不能从人身上节约。国家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不够社会主义的生活呢？”
造钳车间张本须说：“我们现在生活没有1949年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但商品价格比1949年的高，物价涨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体车间崔凤瑞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后物价也涨，不合理，和没有改以前一样，如果物价这样涨下去，人民币就很快和以前一样了，过去人民币一万元一张，这得十万元一张，工资改革是：有其名无其实。”
蒋广海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这次工资改革不但生活没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资多了的时候就给割掉工资，改革叫工人增加工资，我们没有增加倒减少，我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上级给改革时，都不通过工人，到开工资时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后工资改革，不给工人减就行，物价稳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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