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必定有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若没有思想家也就等于没有头颅。
曾经以武力称雄欧洲的拿破仑说：统治人类有两种力量，一是剑的力量，另一种则是笔的力量。而笔的力量则指思想文化。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不能不说是因为思想文化的力量。大汉民族在历史上几度被外来者征服与统治，而最后都是用自己的思想文化把外来的入侵者同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没有被外力所割断，才会一脉相承到今天。而民族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标签，而不是他的肤色。
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无疑就会想到儒家文化，甚至于就是孔子或孟子。然而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前的思想文化绝不是如此的简单，用一个“儒”字就可以概括，或是大不了再加个“道”，或是再加两个“佛”、“释”。
回想起来，我们要感谢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是让孔子痛心疾首的时代。孔子一生的梦想就是“克已复礼”，就是他梦牵魂绕的“周礼”。然而他不知道正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才恰恰让“周礼”一去不复。
“周礼”是属于上层贵族社会的，下层的“庶民”是没有资格拥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说的就是如此。在周期，人们认为只有上层贵族才是有知识有智慧，才懂得通情达理，所以只要用“礼”来约束就好了；而老百姓则是愚蠢无知，粗野鄙俗，实在是“不可教也”，只能用“刑”来惩治与管教。
然而周天子的没落让他所庇护的贵族阶层再也无法享受特权，只得流落民间。这些拥有一定知识智慧的落魄贵族们为了谋生，就不得不通过向庶人传授自己的知识，以及原本只属于他们的“礼”。就这样原来“不下庶人”的“礼”不得不下庶人了。而正是孔子开创了礼下庶人的先河，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私人老师，开设杏坛，广收学徒，因才施教，有教无类。就这样，他用知识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贵族与平民的界限，既有贵族沦为平民，也有平民上升到社会上层。正因如此，孔子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
当然，春秋落魄的贵族绝不只是孔子一人，而是有很多很多。命运的巨大变化，不能不让这些有知识的落魄贵族们重新思考，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对天与地，人与自然有着不同的解释。也正如此，才会发展为后来的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先是由司马谈分为六家，后刘歆增加到十家，当初的“儒家”只不过是“诸子”中的一员。儒家并非始终都处在强势地位，曾经就有过“天下之言，不归墨，即归朱”的时期。同样，儒家思想虽然很注意自身的传承，但这种传承又绝非“以一贯之”。儒家的两个重要继承者，荀子与孟子，就一个认为“性本恶”，一个认为“性本善”，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左派。更有戏剧性的是，荀子的两个重要的得意门生韩非子与李斯干脆另成一派，不再是儒家，而是“法家”，而法家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法家的思想被秦始皇所采用，但最后导致秦灭亡。所以自汉以后再也没有统治者推崇法家思想。可实际上法家的思想早已深深打进历史的灵魂，每一个帝王少有不会采用法家的用人与治人之术。
所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实在是太为复杂，也可说是博大精深。要想真正了解它是怎么形成的，绝对不能只看孔子孟子，而是要诸子百家都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只有先清楚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自己能到哪里去，又想到哪里去。
两千多年来，一说到思想文化都认为是儒家的。上个世纪的梁漱溟被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但他绝不是中国最后一个思想家，也不能是。
梁漱溟之后的中国还有没有儒家也许并不是最为重要，最为重要的是要看有没有思想家。
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是思想家，但人人都可以认识、了解思想家。希望通过本书对从春秋战国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孔子到梁漱溟这一长长的历史跨度中的几十位中国不可忽视的哲学家、思想家及他们的学说所做的简单回顾与评说，让广大读者对已经浸入我们血液中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更深更全面的认识。认识我们的传统，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
在当今各种“后”理论盛行的年代里，也许很多人说自己只知道海德格尔、萨特或是维特根期斯坦、罗兰巴特等，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永远也无法摆脱孔子孟子或是墨子、庄子，就象他无法摆脱自己的黄皮肤黑眼睛。如果他摆脱了，他也就不再是中国人。
1、 老子、孔子之前的圣人
通常在很多人看来，老子或孔子就是咱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的始祖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又是从何而来？这事老子没有交待，但孔子却有所解释。孔子说他是“述而不作”，也就是说他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只不过是复述别人所说罢了。
那么别人又是些什么人呢？自然不是一般人，可以说是神了。他们就是三黄五帝，就是尧、舜、禹，是神农伏羲。后来的诸子百家们在争论的过程中说明自己的理论的时候，总要把这些更古老的人物抬出来，如庄子在说“无为”的时候就要讲尧、舜的“垂拱而治”，而法家、阴阳家就会讲伏羲的“八卦”。
不管是三黄还是五帝，实在都是太遥远了，只能当作神话。但到有一个人的确是有史可依，有据可查，这就是孔子所推崇的那个周朝出现的大人物——周文王。在司马迁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里的文王就是指周文王。周文王是周末周族的领袖，他德高望重，广施仁政，深得人民拥戴。而商纣王怕他威望过大，对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利，因为听信馋言，对周文王进行长在七年的迫害。周文王在监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可仍不忘研究他的八卦，最后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周易》。
《周易》被推为儒家经典之首。它以占卜的形式推测社会和自然的变化，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周易》认为人是可以认识世界的，世界万物可以分为五行，而这五行又是相生相克，人只要认清这些相生相克的规律就会趋吉避凶。
《周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三易”，即“简易——不易——变易”。简易就是大道到简，不易则指事物的稳定性，变易则指事物的发展变化。《周易》认为万物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所谓“生生不息”，而“生生不息谓之易”。
而这生生不息的万物世界，都可以用八卦来推演。这就意味着世界再怎么变化，我们人类都是可以把握的。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对自己是多么有信心。
2、老子是谁？
关于老子有着太多的迷，太多的争论。
比如他什么时候出生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他的《道德经》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本书是真的由他本人所写还是后人托其名？他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等等。
正是有着太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才让人产生无尽的想象。我们想象他一出生就是白眉白发，所以才叫老子；又想象他骑着铜牛西去，到了天堂当了太上老君。
老子作为思想家，他的思想究竟有多么深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孔子去向老子问礼，回来之后却三天不说话。学生子贡见了十分奇怪，问发生了什么事。孔子说：我如果遇到一个人的思想象飞鸟一样飞翔，我可以用弓箭般准确锐利的论点射住它；如果他的思想象麋鹿一样迅速，我可以用猎犬来追捕它；如果他的思想象鱼一样遨游于深渊，我就用钓钩一样的论点来制服它；可是如果他的思想是象龙一样，腾云驾雾，遨游太虚，无影无踪，捉摸不定，我就没有办法抓到他了。我见到了老子，觉得他的思想就是象龙这样的啊。他总是问得我哑口无言，心神不定，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呢？
既然孔圣人都这样看老子，可见老子不是一般的了不起。当然不能仅仅是因为孔子说老子了不起，他就了不起。真正能说明老子了不起的还是他的惊天之作《道德经》。
研究文学的人熟悉这样的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想熟悉《道德经》的人也会认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本《道德经》。有些人说它是一本兵书，有些人说它是一本医书，也有人说它是气功书、养生书，还有人说它是一本政治书。而在现在的经济社会里，又有更多的人把它应用于商业、经济管理。
而我认为它就是一本哲学书。当然如果按西方学者的观点，《道德经》根本不能算是哲学著作，因为书中并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甚至于思想是不联贯的，这样的东西怎么能称得上哲学？
然而《道德经》就是哲学，只不过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风格的哲学。比起西方哲学的长篇著来说，中国古代哲学无不是精简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是浓缩的哲学，那么《道德经》则是这种浓缩的代表。然而它所蕴含的思想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后人对它的研究与解读的文字汗牛充屋，几乎是拿出其中任何一句话来进行解释、阐述与演绎都会形成一个长篇大论。
如此看来，老子的思想的确是象无底的深渊，无边的宇宙，难怪就是孔子这样的圣人也说他无法把握。然而它只不过是说了一个字：道。什么是“道”，什么是“天之道”，什么是“人之道”，什么是有道，什么是无道，有道会怎么样，无道又会怎么样、、、、、、
在老子看来，人只要不离“道”，不违“道”，只要遵“道”，守“道”，这个世界上就会平安和谐，就不会有杀戮与纷争，就不会有虚伪与狡诈、、、、、、
老子认为这个世界本来是很宁静很和谐很简单的，甚至是纯洁无邪的，是我们人喜欢好事多事，惹事生非，没事找事，做的净是些画蛇添足的事，才弄得世界不得安宁，充满罪恶。所以他才提倡“无为”——当然是象“道”这样无为，即“无为而无不为”。关于“无为”的思想，后来的庄子做了更为形象的阐述，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鲁侯看到一只鸟飞来，就把它抓起来关在笼子里，天天给它吃大鱼大肉，给它听庙堂之乐——他认为这是给鸟最高级别的特遇，可最后却把鸟给养死了。这就是典型的违“道”之事，没事找事。小鸟天性是喜欢生活在山林之中，你却非要把它抓起来，就是让它住金碧辉煌的皇宫，吃山珍海味，这也是不行的啊！
3、 孔子——一个历尽坎坷、不屈不挠的老头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那些古代的历史人物当中，没有比孔子更广为人知了。你可以不知道老子庄子，不知孟子荀子，不知墨子韩非子，却不可以不知孔子。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孔子，不仅是意味着无知，更意味着极有可能不懂伦常。中国人的君道臣道，夫道妇道，孝道，都是孔子所倡导，怎么可以不知孔子！所以后来孔子被推到圣人的位置，不再是凡人，而是神了。民间各地到处都有孔庙，那些诗书人家更是拿孔子象自家的祖先一般供奉，就是皇帝也要对其跪拜——可见孔子是何等的荣耀！
然而孔子的辉煌只是死后的，生前却历尽艰辛磨难，一辈子都不那么得志。孔子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三岁就失去了父亲。家境贫寒的孔子只能做些社会性底层人所从事的粗活，如管理仓库的“委吏”，管理牛马的“乘田”等。
孔子自小就聪明好学，十五岁时就立志于学，到处拜人为师，非常虚心，所谓“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传说他曾向老子学礼，向苌弘学乐，向师襄学琴。
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孔子就博学多才了，在当地有了相当的名气，所以他才说自己“三十而立”。有才的孔子也有着远大的志向，他想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施展自己的治国安邦的才略。所以他广收弟子，然后带着他们周游列国，试图说服诸候采纳自己的主张，让自己成为“王者师”。可是他无论走到哪里，少有不受冷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是一天他带着一帮徒弟走到陈蔡之地，惨遭围困，一困就是七天七夜，最后要不是他有个极有外交才能的子贡出面解救，恐怕就是要活活饿死无疑。其惨状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
虽遇如此挫折，孔子却毫不灰心，仍然继续到处奔走呼号。而孔子虽然一腔热血，各国诸侯却反应冷淡，甚至于是连他自己的家乡鲁国都不大欢迎他，以至他面临古稀之年还有流浪异乡的危险。幸运的是，经过弟子冉求的努力，孔子在68岁的时候回到了鲁国。鲁哀公虽然对他表现得很尊敬，却不重用他。后人无法揣度一生都抱着“不可为而为”积极态度的孔子，此时会是什么样的心境，是否开始心中暗自哀叹。不过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相信孔子始终都是乐观的，因安他是一个极会自我安慰的人，相信命运。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我们只要尽力而为，但命不该如此，那就认命吧，没什么好懊恼、好悲观的。而只有知命，才能算是君子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而如果成为君子，那么就会“坦荡荡”，只有小人才会“长戚戚”。孔子虽然乐观开朗但还是没过几年，到了73岁的时候，就病重死了。
回想起来，孔子生前所做的最为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教了一大帮徒弟，尤其是培养了七十二位高材生。这些优秀的学生不但是一个个都有出息，而且对孔子无不敬重爱戴有加。如果不是有了这么一帮学生，极有可能孔子就做不了孔子了。孔子遇险的时候，是靠学生解救才不至于丢命；孔子遭遇嘲笑的时候，学生们对他极力维护才不至于丢面子。比如说有一次孔子带着弟子出游，在路上遇上一隐士。这位隐士就骂孔子整天只知道夸夸其谈，只想着要去做官，从不下地干活。于是学生子路就争辩道：不做官才是不对的。大家都不做官，谁来为社会做事，国家谁来治理？子路认为这些做隐士的才是不对的，他们看到社会中有着种种不好解决的难题，怕引火烧身就自己先躲到深山老林，就象一个自私的胆小鬼。而象孔子这样想做官并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出风头，而是有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慨。
然而孔子最需要感谢自己学生的地方，还是他们把他所说的话记录了下来，编成了那本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哲学著作《论语》。正是有了这本《论语》，后人才对孔子的思想有了较为全面完整的了解。对于《论语》，自古就有着极高的评价，似乎若不是有了孔子在《论语》中的这些言论与教诲，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人了。所谓“天不生促尼，万古如长夜”。不管今天我们会用什么眼光来看《论语》，又如何评价，但这样的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自汉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文化历史就是在《论语》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在这两千多年里，不管社会如何的风云变幻，《论语》始终贯穿其中。这种影响和力量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著作可以相比，甚至《圣经》也未必可以比肩。
《论语》的确不能否认其伟大。而伟大的《论语》不过是主要讲了一个普通的问题：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孔子认为社会中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人就要做得象什么人，要名符其实。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就要象君，臣就要象臣，父就要象父，子就要象子。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君也不配做君，臣也不配做臣。这一点后来的孟子作了很明确的说明：君如果不称职，不配他所在的地位，别人就可以罢免他，甚至杀了他。这样做并不是对君不敬，不是犯上作乱，而只是除去了一个应行君道却不行君道的人。
那么又如何做到“君象君，臣象臣，父象父，子象子”呢？孔子认为唯一的方式就“修身”。修身的方面很多，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立已先立人，达已先达人”，做君的要“仁”，做臣的要“忠”，做父的要“慈”，为子的要“孝”等等。而对于孔子的这一思想，后人似乎作了断章取义，甚至于是扭曲的发挥，最后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残酷的封建伦理道德，最后又把这种罪过归结到孔子身上，孔子实在是有点冤啊。
孔子虽然是个很讲长幼尊卑和社会等级秩序的人，但绝不是个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人。不然他就不会“不耻下问”，不会说“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他虽然认为人有高低贵贱，但不是以社会地位来划分，而是以学问与德行，是不是一个君子。
君子首先是要德行高尚，以“仁”为先，以“义”为先。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但君子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君子也同样“爱财”，只不过是“取之有道”。
4、 墨子——位游侠出身的平民思想家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唯一一个用自己的命字命名自己所创立学派的人。关于墨子的生平《史记》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有人说他是宋国人，也有人说他是鲁国人，而他什么时候出生，什么进候死亡同样也是后人不得而知。
不过墨子是紧接孔子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这一点是确信无疑。孔子本来就是个读书人，成为哲学家似乎不值得奇怪，而墨子就不一样了，他的前身不过是一介武夫。早在周代的时候，各个王公贵族都有自己的军事专家，这些人是世袭的武士，拥有权力与爵位。后来周王朝解体，他们也就失去了依附，散落民间，靠被别人雇佣为生，这时候他们不再是武士，而是被称为“侠”或“游侠”。墨子便是这样的出身。
关于这样的“侠”，史记中有这样的描写：“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可见这是一群侠肝义胆，重信守诚，愿为知已者死的人。
而墨子不是一个一般的游侠，他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哲学流派，有着自己的追随者，他还有一个自己的组织，甚至于可以说是一支军了队。这支军队从不用于过攻，只是用来防守。有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故事《公输盘论战》，说的就是墨子。楚王想攻打宋国，请来一个很厉害的机械师公输盘，准备好了各种攻城的器械。墨子听了，不远千里从宋国来到楚国，劝阻楚王。当然他采用的不是象孔子的那一套说理讲道，而是和公输盘过行军事演习，最后墨子把公输盘打败了，楚王也就打消了进攻楚国的念头。就这样，本来是会由两个国家发起的一场战争，却被墨子以一种两个人玩游戏的方式结束了。
据说墨子曾经学过“儒”，可最后非但没有成为儒家的忠诚弟子，相反成了儒家学说的第一大反对者。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戏剧意味的事。在当时，墨子作为后起之秀，却与孔子的声不相上下，但两人的观点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孔子崇尚周朝的典章制度，崇尚周礼、周乐，而墨子恰恰对这些东西大大的质疑；孔子温文儒雅，是个“动口不动手”的君子，而墨子则不仅能说，还注重实践能力，是个能工巧匠，能守战攻城。所以墨子对儒这展开了猛烈攻击。墨子攻击儒家思想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1、儒家敬鬼神却不信鬼神，使得“天鬼不悦”；2、儒家的繁纹褥节，尤其是厚葬守孝纯粹是劳民伤财；3、儒家“盛为乐声以愚民”，只是少数贵族人的奢侈享受；4、儒家信命，结果让民众消极懈怠。
不过墨子也有赞同儒家的地方，这就是“仁义”。但他们的“仁爱”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孔子的仁爱是有区别的，爱自己的父母肯定要胜于爱别人的父母。而墨子则主张无差别的爱，爱朋友就象爱自己，爱朋友的父母就象爱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墨子的“兼爱”。
墨子的“兼爱”是无差别的爱，但又不是象西方基督徒的那种博爱，连仇人都爱。他的爱是有原则的，是功利性的，“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希望通过“兼爱”能达到这样一个理想世界：“以兼为正，是以聪明耳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与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这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养其身。”
我们可以看到，墨子所向往的是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大同世界。
5、 杨朱——“一毛不拔”的人
我们说孔子是推崇仁爱的，但这种爱又是有差别，爱别人的父母不同于爱自己的父母，爱朋友不同于爱自己。而墨子则认为爱应该无差别，爱朋友就如爱自己。而一个叫杨朱的人则认为，任何人只要爱自己就好了，不要爱他人。
那么这位杨朱又是何许人呢？翻开所有的史料对他的记述极少，有关他的情况散见于一些诸子的著作之中，如《孟子》，如《列子》，而且都是语焉不详，我们甚至连杨朱生于何时，死于何时都无从得知，只能大至推出他应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
但是杨朱的故事却相当有名。这个故事出自于《列子》。有个叫禽子的人问杨朱说：“用你身上的一根毛发来拯救这个世界，你干不干呢？”杨朱说：“这个世界哪里会是一根毛发就可以拯的。”禽子就说：“如果可以，你会拔下你的一根毫毛吗？”杨朱听了态度坚决，表示不会答应。禽子把这事告诉一个叫孟孙阳的人。孟孙阳说：“你是没有理解杨朱所说话的真正意思啊。这么对你说吧：如果只是让你受点皮肉之伤，就能得到一大笔财富，你做这事吗？禽子说：“做。”孟孙阳又问：“如果要你的一只胳膊一条腿来换取一个国家，你愿意吗？”禽子一听就犹豫不决了。于是孟孙阳说：“一根毛发虽然不比一块肌肤，一块肌肤也不比一只胳膊，但是很多小于毛发的东西可以积成肌肤，小于肌肤的东西可以积成胳膊。所以一根毛发固然对于身体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也不可轻视啊！”。
通过阵孙阳的解说，杨朱虽是个“一毛不拔”之人，却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吝啬鬼，他只不过是太“重生”了，只要是对身体有所伤害的事，无论如何也不干。
这种“轻物重生”的思想，在《老子》和《庄子》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体现在《老子》中，有很多处谈到“重生”。如第13章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一步，若可托天下。”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为人处事看得比天下更重要，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如果他对自己的珍爱胜于对天下的珍爱，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在第44章中又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声名、财物再多再珍贵也是不能与身体的重要性相比的。
而在《庄子》中有一篇《养生主》，专门论述如何养生、保全性命。《庄子》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邢，缘督以为经。可以养生，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在庄子及其追随者们看来，一个人不可言行太败坏，如果太坏了就会受到惩罚因而不可全生。但也不可太好，太好了就会如“桂可食，故伐之；漆用，故割之”。一些民间流传的俗语也体现了这样的养生观点，如“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
我们通常认为《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始祖，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从“轻物重生”这一思想体系渊源来看，杨朱才是道家思想的第一代，《老子》是第二代，《庄子》是第三代。《庄子》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人要把天下送给一个叫许由的人，许由一听，吓得赶快带上一家人躲进深山老林不敢出来。在杨朱那里，用他一根毛发来换取天下他不干，而到了庄子这里，天下白送给他他也不干了。
杨朱这种“不以一毛利天下”的思想有着其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在那种战乱频繁的历史年代，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社会的混乱仅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在这种情况之下，固然也有乐观如孔子的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但也有悲观如杨朱的人，认为天下无可救药，谁要是想去充当救世主，无疑以卯击石，是螳臂当车。既然顾不了天下，那么就顾好自己就好了。如果天下每个人都能保全好自己，这天下不也就自然而然地也保全好了么？
6、 孟子（公元前371年—前289）——“以民为本”的乐观理想主义者
在儒家学说的众多人物之中，与他们的始祖孔子关联最为密切的人物莫过于孟子了。首先他和孔子是同乡，都是山东人；其次他求学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第三，他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希望能在诸侯中实施自己的治国之策，然而最后的遭遇和孔子一样，走到哪里都不得志；第四，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最后返回故里讲学收授弟子，著成记录与弟子对话的《孟子》一书，该书后被儒家尊为《四书》之一。
关于孟子的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孟母三迁”。说的是在孟子小时候，母亲为了让孟子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的环境，不惜几次搬家。
说到儒家思想，我们常常用到“孔孟之道”这个词来表述，可见在很多人看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多么的密不可分。其实对于孔子的思想，孟子虽然有所格守，但更多的还是发挥与独创。
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格守方面，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等级”思想，他和孔子一样，推崇的是一个等级森严，差别分明、高下有序的世界。所以孟子会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然而，孟子虽然主张类似于“男女有别”或是“男女授受不亲”之“礼”，但并不教条主义。所以他认为如果嫂子掉进了河里，小叔子看到了还是应该立即用手去拉她上来，绝不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就可以见死不救。总之特殊情况就要特殊对待，这就是权变之策。
也许正是孟子深知权变之道，所以他虽以继承孔子学说为已任，却明白社会是在变的，自己所处的时代与两百年前孔子所处的时代已有很大的变迁。正因如此，孟子才会提出一系列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没有拘泥于孔子。
比如性善说。《三字经》中的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就是孟子的观点。关于人性本善或是本恶的问题，儒家的几个领军人物各有见解。如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
孟子认为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人有“四心”：侧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因为有侧隐之心，人才会有“仁”，有辞让之心，才会有“礼”，有“羞恶之心”才有“义”，有“是非之心”，人才会智。任何人，只要好好发挥这四心，就会成为一个“圣人”，所以在孟子看来，人人皆可为尧舜。而如果一个君王有此“四心”，那他就会成就“王道”，就可以“内圣外王”。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齐宣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牛从堂下经过，于是问把牛牵到哪里去。仆人告诉说：牵去献祭。宣王于是说：把牛放了吧，我实在不忍看到牛害怕的样子，就象人没有罪却被处死。孟子听了这件事就说：凭这样的善心，推而广之，就可以成就“王道”了。接下来又有更有趣的：宣王告诉孟子说自己爱好女色。孟子说这并不奇怪，天下人都是这样。只要你想到自己的爱好也是天下的人爱好，进而设法满足别人的爱好，而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爱好，这样也就可以成就“王道”了。孟子这话说得确实相当实在，可惜历史上的君王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知道自己爱女色，却想不到别人也喜欢女色，于是不顾一切想把天下美女者占为已有。所以最后就是得了美人而丢了江山，更不用说成就什么王道了。
孟子还有个两千多年来一直都被受称赞的思想，即“民本”思想。他虽然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这似乎更多的是表现分工的不同。劳心者虽然是“治人”的，但并非任何情况下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在孟子看来，如果国君没有做为一个国君应有的道德品质，那老百姓就可以推翻他。所以劳力者虽然是“治于人”的，但并非只能处于奴隶的地位，任人摆布，而是恰恰相反，老百姓具有革命的权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 惠施（公元前350—前260）——万物方生方死
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思想流派中，有一个独特的流派——名家。如果说其它人关注的是经验可感的东西，而名家关注是经验之外、形象之上的东西。他们善于言辞辩说，很类似于古希腊哲学上的智者学派，或者说有点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言说智慧风格。
惠施就是名家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属于“合同异”派。他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变动的。所谓“太阳刚升到正中，也就开始西斜了；一个生命刚诞生，也就开始走向死亡了”。对他来说，一切对立与差别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可以归为同一。所以他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
惠施的这种“无差别”的思想与庄子的“齐物”思想基本类同。也许正因如此，这两个不同“道”的人才有共同语言，才会成为朋友，并没有因为“道”不同，就不相谋。
惠施是战国时宋国人，在当时以学识渊博著称，庄子称其为“惠施多方，学富五车”。博学多才的惠施写了不少大作，可惜都已佚失，他的思想与观点只能在《庄子》一书中看到。《庄子》天下篇中罗列了惠施的十大重要思想理论，即“惠施十事”：
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一个很抽象的逻辑推理，而在我们的人可感的经验之中是没有这样的“大一”和“小一”。“至大”与“至小”都是绝对的，不可更改的，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大与小，都是可以变动的，而不会是绝对的“大”或绝对的“小”。所以庄子会说“以泰山为小，以秋毫之末为大”。为什么泰山是小？因为还有比泰山更大的东西；为什么说秋毫之末为大？因为还有比它更小的东西。
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这也是句让现代人很难懂的话，意思是说大与小是相对的。比喻说没有厚度的东西是不可以堆积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是“小”。但是这种“小”又可以无限大，如平面几何图形没有厚度却可以很能称很宽，从这点它就可以说是“大”了。
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是说高与低也是相对的。天是不是比地高？不一定，不然不会有水天相接；山也不一定高于沼泽，因为有些泽的地势也比山更高。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是对时间流逝，生命流转的认识。太阳升到天的中间也就开始西沉了，任何有生命的个体，一出生也就是走向死亡。
五、“万物毕同毕异”。在我们看来，天下万物是千姿百态，各具一格。而惠施认为它们都是相同的，都是“物”；而这些都相同的物又都是不相同的，因为它们没有一模一样。人与牛马是相同的，都是动物，又是不相同的，人会说话，而牛不会。
六、“南方无穷而有穷”。北方有山，南方有海。山就象一道屏障让人感到路已到了尽头。而海是无边无际的，让人感觉不会有尽头。因些很多古人会认为南方“无穷”。而惠施认为南方同样有 际，只是这样的边际是人的肉眼感受不到。
七、“今日适越而昔至”。一个人今天动身到越地去，昨天就到了。这样的情可能吗？相信没有人会说可能——除了惠施。惠施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今天所说的昨天就是昨天所说的今天，而今天所说的今天到了明天又成为昨天了。所以“今天”也好，“昨天”也好，都只不过是个相对的概念，某种意义上“今天”也就是“昨天”，“昨天”也不是“今天”。因些就会“今日适越而昔至”了。
八、“连环可解”。连环的东西除非破坏它是不可分解的。而惠子说：不然。木匠伐树制造一张桌子，对于树来说这是破坏，而对于桌子来说这是建设。破坏与建设是相对的，却也是相承的。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天下的中央位置应该是在天下的中间，而惠子却说是在边上，是“燕之北，越之南”。这似乎说明惠施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在地球的中心。
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是个相对主义者，没有什么是流动不变的，没有绝对的差别和不同，今天是这样的东西，明天有可能会成为那样。所以“这样”的东西和“那样”的东西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所以会“天地一体”。
惠施无疑是个辩论的高手，经常找庄子过招。最有名的是两人的“鱼乐之辩”。一天两个人在濠水的桥上游玩，看到水中的鱼在游。庄子说：“这些鱼多快乐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会快乐呢？”庄子反问：“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鱼之快乐？”
这两个辩论的高手就是在辩论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惠施死了，庄子无比感伤地对别人说：“我再也没有可以一起谈论的对手了。”
8、 公孙龙——白马非马
公孙龙是名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不过他的观点却是和惠施相反。在惠施眼里，一切差别都是相对的，而在公孙龙看来恰好相反，万物都是有差别的，而且一切差别都是绝对的。如果是说黑与白的差别大家都能理解和认可，可是他说“白马非马”这就让人不可思议了。
据说一次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过关，守关的的士兵说：“马不能从此过。”于是公孙龙答道：“我的马是白马，白马非马。”士兵无言以对，只得让其过关。
就是这一“白马非马”的故事让公孙龙在当时名声大振。当然他证明“白马非马”并非象故事中这么简单，他在自己的著作《公孙龙子》中有一篇《白马论》对此作详细的论证。公孙龙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首先，马表示的是一种形体，而白表示一种颜色，白马既表现了形体也表现了颜色。颜色不是形体，形体也不是颜色，所以白马非马；第二、如果有人要一匹马，那么马夫就可以把自己的黑马黄马都可以牵来，而如果是要一匹白马，那么马夫就只能牵白马而不能牵其它马。由此可见，“一匹白马”并不等于“一匹马”，所以白马非马；第三、马是有颜色的，当然会有白马。如果马没有颜色，是无色的，又何来白马？所以“白”不等于“马”。
这位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其具体生平史学家们并不太清楚。他之所能够名垂青史，主要就是因为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白马”事件，第二件则是“偃兵”事件。
战国时期，战乱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大家都希望早日结束这种战乱局面。可是怎么结束呢？在战国初期，有两种不同的战争观点，一种是以兵攻兵的“义兵”说，另一种则是公孙龙的“偃兵止武论”。公孙龙带着自己的弟子从赵国来到燕国打算说服燕昭王“偃兵”。这个时候的燕昭王刚刚打败齐国，朝中尽是能兵善武的大将。燕昭王对公孙龙说自己已经“偃兵”了，而公孙龙认为燕昭王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偃兵之心，兼爱天下之意”，而昭王没有这样的“兼爱天下之意”。公孙龙说：“赵国的蔺、离两地补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衣；东攻齐得城，王则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么会是偃兵？”
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的谋略家、军事家，他们的特长就是教别人如何打仗、如何打胜仗，如公孙龙则主张的是让大家都不打仗。
作为极有辩才的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可能更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有什么事情大家来一起理论理论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大动干戈呢？真正说起来，诸子百家没有谁不是多多少少都有些口才的，但象公孙龙这样的口才却让人怪不好受，因为你明知道他就是睁眼说瞎话，可你就是被他说得无言以对。
如果让公孙龙充分发挥他的语言才能，这世间上就会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事，什么“鸡三足”、“卵有毛”之类，如此一来，岂不是乱套了？所以他这样的辩才似乎不是很讨人喜欢，尤其是作为法家的韩非子，简直是对公孙龙深恶痛绝，因为公孙龙这样的言论对社会法律有着极大的破坏性。《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秦与赵相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悦。使之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救赵，此非约也。’”
在这里，公孙龙使用的是猪八戒的看家本领：倒打一耙。可他这一耙不能不承认打得在理。的的确确，他所说的也是根据双方所签条约得来的。要怪就怪这秦赵两国所签条约不够严密，不能说是公孙龙强词夺理。
作为名家，不论是惠施还是公孙龙，他们学说存在的价值就是把人们带进一个“概念”的世界、“推理的世界”。人的现实经验总是有限的，而通过抽象的逻辑推理，可以让我们去认识那些现实经验中无法感知的东西
9、白圭——第一个把经商当作一门大学问的人
但凡知道白圭的人，也许都是把他当作一位商人，而笔者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只不过是他的思想不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关于如何“治生”，如何让财富增殖。关于金钱财富，其他人都说得很少，也就是孔子说了一两句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类，似乎谁要是关心这样的事，谁就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而白圭却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如何经商，由他开始才产生中国式的商业理念与商业文化，也就是中国式的商业哲学。
白圭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他的商业理念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很普通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智慧，正因如此，才被司马迁称为“治生祖”
白圭（公元前463—前385年），东周洛阳人。其事迹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洛阳自古就是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洛阳人很善经商，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白圭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日后成就为誉满天下的大商人，应该不足为奇。
不过白圭并非一开始就从事商业，据说他曾经做过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国相，还是个治水的高手。当时的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发生水灾。他声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明。大禹为了治水，历时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可谓是历近艰险。可白圭治起水来就轻松多了。他查明堤坝不时倒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小的蚂蚁在捣鬼，于是他治水时就派人沿着河堤仔细查看，除掉所有的蚁窝，这样河堤就自然稳固了。
然而，白圭虽然可以有办法让魏国的河堤不倒，但没有办法让他的政治不腐败。他预感到魏国即将灭亡，于是离开魏国到齐国以中山国游历。这两个国家都想留下白圭治理国家，但白圭都谢绝。有人总他原因，白圭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就已经到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发愤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后来其他国家，对诸候各国的政治状况看到更加透彻，从而对政治产生很深的厌恶之感，于是彻底放弃了从政的念头，弃政从商。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政治家，而多了一位杰出的商人。
白圭有着一套极为独特的经商理念与策略。战国时的商人大多喜欢获利丰富的珠宝生意，而他另辟蹊径，从事农产品买卖。他看到的是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以及谷物是普天下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虽然利润不大，但需求极大。白圭从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让后人受益无穷的经商之术与为商之道。比如“人取我予，人弃我取”。每当粮食收获季节或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会都把粮食拿出来出售，而且价格会较为低廉，这时候他就大量买进；而如果粮食欠收，农民没有太多的粮食出售，而大家又需要粮食，这个时候他就把收进的粮食以较高的价钱卖出，于是赚取了差价。又比如他主张商人在商业活动中，主张要节约开支，勤苦耐劳，并能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后人对白圭的商业理念与策略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关于商品价格：
（一）上下波动是物价运动的基本形式。“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二）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给是主要矛盾，供多于求就是有余，供不应求则是不足。
（三）白圭认为
商品供给多少是由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
（四）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只要观察和推测到岁星将要到达的
方位，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的丰歉，也就可以推测出物价升高还是降低，变贵还是变贱。
关于商业经营策略
（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不论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都是在商品有余、价格低廉时购买，而到商品缺乏，价格昂贵时售卖。此乃“待乏”原则。
（二）趋时迅捷，不错过良机。
“贱取如珠玉，贵弃如粪土”，“若猛兽鸷鸟之发”、 “乐观时变”，“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关于商人的基本素质：。
白圭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自圭声称，
“智”就是要求商人具备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勇”就是要求商人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因此，如果勇不足以决断，在商业活动中畏首畏尾，肯定失败。
“仁”就是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而不要象一些奸商那样；对待下属、供应商和其他一些对我们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就是能有所守，要求商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潜心商业，把经商当作自己人生的大事业来做，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如果“智”不能权变，“勇”不能决断，“仁”不能决定取与，“强”不能守业，那就无法与他讲经商的本领。
正因如此，虽然早在白圭之前就有商人的出现，但象白圭这样研究如何以做生意谋生、立业，白圭还是第一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司马迁之后人们仍把他尊为商业行当的祖师爷，直到解放前夕，在一些店铺中，还供奉着白圭的偶像。
在商人地位已经是是很低下的战国时期，白圭却认为商业与政治、军事一样重要。经商并非是人人都可以做，同样需要大智大勇。所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好商人，需要具备智、勇、仁、信这四种最基本的素质。如果没有这四种素质的人向他学习经商之道，他会“终不告之”。
由此可见，作为商业祖师爷的白圭对于经商者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如果后代的商人们能够谨遵师训，那一定会树立出一个极好的商人形象。可是怎么在现实中广为流传的却是“无奸不商”呢？真是可惜！
9、 管仲——思想家加实干家
在古代思想家中，先秦诸子的地位无疑是无人可越，他们的时代也被称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
在诸子之中，管仲可以说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从老子、孔子到孟子、荀子，他们虽然可以不是就谈阔论，就是宏论滔滔，下笔千言，可是他们的理想却不能成为现实，既不能让别人采纳自己的宏图大略，更不能有机会自己去实践，大多只能坐而论道。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却劳而无功，后来年近六十才当上鲁国的大司寇，可也就三个月。孟子也象孔子一样到处宣传自己的治国方略，希望得到重用，可最后也同样的大失所望，被人讥笑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象孔子、孟子这样迫切希望能把自己的思想用于实践的人都是如此，那象老子、庄子这样视权位如粪土的人更是不会想着如何亲自去参与改良社会了。商鞅虽然取得高位，事业有成，可最后结局很悲惨，被自己政敌车裂而死。
唯有管仲，才真正算得上是成功和幸运。诸子当中没有谁象他这样身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他贵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辅佐齐恒公四十年，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与抱负。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思想都应用于实践，且取得了巨大成就。齐恒公正是听从了管仲的谋略，才完成了春秋大业，成为“春秋第一霸”。
管仲不仅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使齐由弱变强，更是学识丰富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有关治国、治军，更重要的是关于如何发展经济。在他的著作《管子》一书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到经济，几乎各种经济问题都可在其中找到，如宏观调控、对外贸易、价格、货币、市场、垄断等等，所以有人说《管子》是一部古代的经济学全书。《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之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之所以精通经济或者说对经济较为热衷，可能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管仲少年丧父，出身寒微，虽然从小就诵《诗》《书》，学六艺，但却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而是不得不迫于生计，年轻时就中止学业，从事当时被视为低下的商业。十分幸运的是，他在经商中结交了鲍叔牙，两人成为难得的知已，这就是有名的“管鲍之交”。同时，管仲在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大商业经营的基本谋略，即：趋利避害。这是一大参透人性的总结。管仲认为：天下人整天做这事那事，无不是为一些利益驱使。有利可图的事，就算再难再苦也会做，而对自己无利的事，就算是举手之劳也会视而不见。所以管仲说：
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渔人们入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商人从事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得最大的利润，“皆为利驱，皆以利往” 是经商的根本。但“利”与“害”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要认清“利害”，然后要分析是利大于害，还是害大于利，接着就是考虑如何转害为利。
管仲不只是把“趋利避害”之策用于商业，同样也用于政治与治国，并且取得极大成功。管仲看起来好象是只讲“利”的功利主义者，但绝非唯利是图的小人。他只不过是善于从整体上去把握事情的利害，知道如何的舍小利求大利。而且他所图利并非一已之私利，而是一些“大利”。正如他在与鲍叔牙合伙经商之中，经常多分钱给自己，而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却不以他为贪，对朋友不义，而是家中太贫、而又希望母亲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所致。与顾求朋友的利益比起来，孝道当然是更重要的，所以他就只能舍轻求重。又比如当初他所效忠的公子纠死了之后，按理他也要以死效忠。可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于是毅然决定返齐为相，辅佐曾经的仇敌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恒公。再比如管仲临死之前，齐恒公要他指定一个人来接替他的相位，管仲却没有以朋友的小利来推荐对自己有着大恩的鲍叔牙，而是从国家的大利着想，推荐了他人。
对于与自己有着生死之交知遇之恩的鲍叔牙，，管仲在后来的晚年说了一段现在听起来都会无比感动的话：
“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当然管仲说过的最为深入人心的话还是这一名：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0、庄子——逍遥无为的浪漫主义者
对于庄子，我们可以说他是哲学家，也可以说他是位诗人，是位浪漫主义的诗人。他那奇特的想象，把我们带到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蝴蝶可以化为庄子，庄子也可以化为蝴蝶；南海里的那条大鱼可以化为大鹏，一飞就是九千里、、、、、、。
庄子他把世间的一切都看得很透，又因为看得透彻，所以他才很豁达。对于庄子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或喜或悲的东西，不管是生死穷富或是爱恨情仇。
庄子的妻子死了，他只是悲伤了一瞬间，很快就“鼓盆而歌”。看到的人无不大惑不解。他的好朋友惠子不无责备道：“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惠子意思是说：庄子啊，你妻子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可你还又歌又唱的，也太过份了吧？而庄子解释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有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说：妻子死了，开始我哪能没有悲伤啊！可是后来一想，她一开始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无形的。只是后来经过天地之气的造化而存在，而有形体。她是由无变为有，现在又从有变为无，就象四季的变化一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只能顺应。如果我现在也悲伤大哭，岂不是不通天地之命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对亲人的离去没有不心有伤悲的，甚至于会悲痛欲绝。这样的悲伤之情在庄子看来是因为这些人不能“遁天之刑”，希望可以违反自然法则，人可以不死，所以才会悲痛。如果我们能明白人的生老病死就象天地有春夏秋冬，有阴晴雨雪，我们就不会陷入这样的悲痛之中，就象我们不会因为天下雨影响了我们出外旅游而对天发怒一样。
这是庄子对生死的感悟 。
楚威王慕庄子之名，派使者带上重礼请他入朝做官。庄子问前来的使者：“听说有一只神龟死了上千年了，楚王还把它装在一只非常精美的盒子里供奉起来。虽然如此，你说这只神龟是宁愿活着在泥地里爬行还是死了被人供奉呢？”使者说：“当然是宁愿活着在泥地里爬行。”于是庄子笑道：“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渎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是庄子对权势名利的态度。
庄子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鸟飞到了鲁国京城的郊外，被鲁侯看到了把它抓起来养在皇宫里，每天给它听《九韶》之乐，吃山珍海味。鲁侯以为鸟儿过上这样的日子一定会很高兴，很快乐，不想这只鸟没活几天就死了。鲁侯还搞不清这是为什么。庄子说：鲁侯是以自己的爱好来养鸟，而不是以鸟的爱好来养鸟，这当然是不行的。万物各有自己的本性，违背了它的本性就必定不会生长发展。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做出自以为是的傻事来。不要以自己主观片面的想象去办事，“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凫的脚虽然短一些，可如果人为地给它加上一节，它一定不会感舒服的；鹤的脚虽然有点长，但如果我们把它砍掉一载，它一定会痛苦而死。所以我们不要多事画蛇添足，它们本来是什么样子就让它们是什么样子好了。
这是庄子关于“无为”的思想。他所说的“无为”，并非消极什么也不做，而是强调不在违背万物的本性，违背自然规律，不然只会适得其反。
庄子又说：“天下莫大于秋毫这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他还说：“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成。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这是庄子的“齐物”思想。所谓齐物，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庄子正是看到了事物的相对性，才不会象大多数人那样钻牛角尖，认死理，一会儿喜，一会儿悲。
庄子看到了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所以他不会被眼前的东西所困扰，所以他才会“逍遥”，成为至人、神人、圣人。
12、荀子——集百家之学的大成者
荀子，名况，赵国人，是先秦儒家的三大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和孔子、孟子一样，荀子也曾到处游学，五十岁的时候到了齐国。当时的齐国国君正广招人才，建立稷下学宫，后来荀成为学宫中最后一位大思想家。
荀子在齐国呆的时间很长，因为齐国有好多位很著名的有学问的大夫，他经常去向他们讨教。荀子请教过的有善于谈天说地、话题宏大遥远的邹衍；有善于文辞修饰的邹爽；有一开口就妙语连珠的淳于 ；有对哲学及政治有着深刻见解的田骈、慎到等思想家。和这些学问的人长期相处，对荀子产生了很大的有益影响，为他以后能够成为集百家之学的大成者，能够成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荀子虽然与孔子、孟子并列为儒家三大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思想与孔子、孟子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尤其是与孟子的思想。荀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被看作儒家思想的两极，他们两个针锋相对，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总体看来，荀子的思想有三大突出点：一、“人性本恶”论；二、“制天命而用之”的无神论；三、功利主义的“礼乐”论。
荀子对人性的评价很低，人性生来就是会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说，人性本是恶的，之所以会有善良美好的一面，那都是后天人为所创造的。人性本恶，又何来善呢？在荀子看来是因为个人的功利性目的。人要生活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不然不能生存。他在《富国》篇中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个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一个人要吃饭，要穿衣，要走路，要使用和消费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不可能都靠自己来制造，需要相互之间的配合与支持。而在这样的配合当中就不得不与人为善、和睦相处。荀子又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在荀子看来，礼就是用来制止社会混乱的思想工具。
在儒家的各种“礼”当中，“祭祀之礼”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祭天、祭地祭鬼神。对于天地鬼神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主张“顺天应命”，相信人的一切都是由天地鬼神所掌控的，另一种则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人自己来掌握，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所持的就是后天种观点，认为天地人是宇宙组成的三大力量，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他在《天论》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意思是说我们一味的歌颂上天，把它当成主宰，希望能得到上天的思赐，还不如我们自己努力劳动，积蓄财富，合理运用。
荀子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突出了人本身的重要性，而他的这一思想的产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相当的关系。荀子认为当时社会的混乱，不断有国家灭亡，君主被杀，原因是这些被杀的君主没有按正确的方法来治理他们的国家，只知道求神告巫，以为上苍鬼神就会保佑。
荀子不相信鬼神，但不等天他就不敬重天地鬼神。但是他的敬重不是对鬼神的迷信，而是借以表明一种态度的形式。比如对死者的祭祀，并非是因为相信死者死后还有灵魂，而是“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意思是说对死者的祭祀是表示对死者的思念与敬爱等情感，而并非求死者的神灵保佑。
荀子反对天命、迷信之说，认为“天行有常”，人可以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如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子也。”梁启超也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
13、韩非子——说话结巴的雄辩家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大成者，而韩非子却成了法家学说的大成者。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皇室家族成员，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他善于书面表达，有极强的理论能力，然而却有着口吃的毛病，虽然下笔可以滔滔不绝，无人能敌，可说起话来就结结巴巴。
韩国虽然曾经是战国七雄之一，可到了韩非子的生活的年代国力就变得相当弱小。韩非子多次向国王提议变法强国主张，可没有被采纳。于是他退而著书立说，写出了著名的《五蠹》、《说难》、《孤愤》、《内外诸说》、《说林》等十多万字的政论文，后编辑成《韩非子》一书。
韩非子的书在韩国并没有受到重视，流传到秦国，却深受秦始皇赞赏。后来秦国出兵攻打韩国，韩国国君要向秦求和。因为韩非子深受秦始皇喜爱，于是韩国国君就把求和的重任交给他。韩非子到了秦国，秦始皇就准备要把他留下来委以重任。而当时秦国的丞相李斯和韩非子是同门师兄，都求学于荀子。李斯深知韩非子才能远远超过自己，于是忌贤妒能，对韩非子加以陷害，最后使得韩非子惨死于秦国。
韩非子的思想对于先秦儒家学说是一大冲击与突破，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各国国君的味口，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不论孔子还是孟子、荀子，尽管他们竭力游说天下却学为所用，而韩非子的学说就能得到秦始皇的认同。
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得以正常运转主要靠的两大力量：刑与礼。刑，即刑罚，是用于老百姓的；礼包含各种礼节、仪式、行为规定等，是用于上层社会的贵族与士大夫的。这两项原则各有适用，互不涉及，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西周时期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只要用“刑”与“礼”就能把社会管理得很好，是因为这个时候社会的结构很简单。社会真正就象个大家庭，天子、诸侯、大夫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君王贵族，大小诸侯之间都有亲戚之情，他们之间的交往几乎就是以个人关系相交，而这样的个人关系就是“礼”。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天子诸侯之间的个人亲缘越来越淡化，那些诸侯的子孙后代因为不是直接受封于天子，于是继承祖辈的产业，于是对天子不再有感恩之情。到了周朝末期，各地诸侯们不再向天子朝贡了，于是周天子就名存实亡。
没有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家都统一服从的天子，诸侯们就可以各自为王，各自为政了，都想自己来统一天下，都有自己统一天下的主张，于是就进入了战国时代。
正因各地大小诸侯都想统一天下，这就让当时的诸子百家们的学说有了用武之地。虽然诸子们的学说无不精彩，但最后能真正采用却相当难。儒家所主张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固然十分有理，但却被认为迂阔而遥远，不切实际；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听起来好象很省事，却更加的不可行。唯有法家的主张能立竿见影，又能切实可行。
韩非子所主张的“法”并非我们通想所认为的“法律”或“法学”，而是一套组织管理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就是赏罚制度。谈到赏罚制度的运用，韩非子说了这样一个故事：皇帝醉后睡觉了。负责给皇帝看帽子的人看到了怕他着凉，而给他加了件衣服。皇上睡得很舒服，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问是谁给披的。手下说：管帽子的人。如果按儒家之“礼”来处理这件事：管帽子的人一定会得到加奖，因为他如果不是他，皇帝就极有可能感冒；而那个管衣服的人也不过是批评几句，因为他并没有造成什么重大后果。然而皇帝却按“法”来处理这件事，判管帽子的人有罪，因为他越权做了不属于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事；判管衣服的人有罪，因为他没有尽忠职守。
对于韩非子的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评说纷纭。但有一点应该能得到共识，就是他的革新精神。他认为新的社会问题，要用新方法来解决，而不能以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儒家崇尚文王、周公，墨家推崇夏禹，道家赞美尧舜，无不是想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求方法。韩非子认为那些过去的典章制度，治国之道在过去也许是管用的，可在今天就未必管用。所以为了嘲笑这些只知一味盯着三皇五帝的诸子而不知物是人非的诸子们，韩非子就讲了个当令世人广为熟知的的故事——“守株待兔”。他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14、李斯——焚书坑儒的发端者
几千年来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秦始皇的，他的万里长城，他的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还有焚书坑儒等等。但可能很少人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叫李斯的人，历史上这些风云激荡、血雨腥风的篇章恐怕都不会存在。
很多人知道李斯这个人物可能都是从中学课本上那篇文采飞扬的《谏逐客书》：“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这篇文章写得何等的气势非凡、豪情万丈、大义凛然！让大暴君秦始皇都不能不被打动，改变了原来“逐客”的主意。后人看了这样的文章也不能不用“文如其人”的方法来想象李斯一定是个才华横溢的君子。如果再看到中学历史课本上对李斯的介绍，这种看法只会更加更定。因为课本上说李斯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最后却被奸臣赵高所害而被更大的暴君秦二世所腰斩。历史上被奸臣所害的人、被昏君所杀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当然只有君子、好人、忠臣。
然而，如果我们再了解了更详细的历史，一定会改变这样的看法，很多人会认为李斯的悲惨结局实在是罪有应得，恶有恶恶报。这一点大史学家司马迁也好象很认同，他对李斯是这样评价：“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判，斯乃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司马迁的意思很明白：李斯不过是个势利小人。
《史记•李斯列传》有这样的故事：2200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楚国上蔡县（今河南省上蔡西南）收粮征赋的小吏李斯内急入厕。几只正在吃屎的干瘪老鼠见有人来，惶恐逃窜，李斯颇有些得意地骂了一句：“贱种！”不数日，他在官 府的粮仓看见几只硕大的老鼠在悠然自得地吃着粮食，对他竟然视而不见。李斯禁不住一声长叹道：“人和老鼠真是太相似了，所处位置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贵贱尊卑。”。
26岁的时候，发誓要做一只粮仓里的老鼠的李斯投到大儒荀况的门下，学习治理天下的道术。学业完成后，他就急不可耐地要寻找富贵功名去秦国谋官。他如此陈述告别老师的理由：“斯闻‘得时无怠’……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于贫穷。”
李斯的确很有才华，这一点不可否认。不然他不会一到秦国就被任用，后来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可惜他所有的才华并不是用来造福社会，而完全是用来满足自己的贪图富贵之心。他用他超凡的才华在一生中至少干了这样三件大坏事：
一是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秦始皇是个唯我独尊的人物，在统一六国后，最发愁的事情就是如何使自已的统治固若金汤，没有人敢冒犯，没有人能冒犯。而李斯正是看准了秦始皇这样的心思，于是投其所好，这样上书给秦始皇：
“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益蜀]除去之。令至满三十日弗去，[黑京]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如此利于君主专制，秦始皇当然乐于采纳。“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正是这样的一纸上书，才使得出现了历史上触目惊心的“焚书坑儒”，才使得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繁荣的局面彻底终结。
李斯所犯下的第二桩罪过就是参与“弑长立幼”的事件。秦始皇临死之前，本来是立了遗诏要“刚毅而仁厚”的大太子扶苏继位，而这个时候太子扶苏还带兵。奸臣赵高深知一旦扶苏继位，自己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于是他找到李斯，游说道：一旦扶苏继位，必将重用的是大将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却为了一已之富贵前程，做出大逆不道之事，与赵高同流合污，隐瞒遗诏，伪造假旨，害死的太子扶苏，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
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坏事，是建议秦二世推行“严刑酷法”制度。秦二世荒淫无度，想尽一切办法及时行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赵高为满足秦二世的心愿，提出了“灭大臣而远骨肉”的计谋，使得秦国上下人人自危，“当忧死而不暇”。在这样的形势下，就是对秦二世即位有功的李斯也深感“恐惧”，为了保全自己，又想出一套比赵高更能讨好秦二世的办法，于是他上书推行严刑酷法，说什么 “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法修术明，天下乱者，未之闻也”，“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秦二世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使秦朝“法家之治”达到恐怖可笑的境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而秦二世看到这种情形还非常高兴，称赞严刑酷法好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本来经商鞅、韩非子等人苦心经营，体现了一种极具创新精神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注重赏罚，但是建立在一种力求公平合理的制度之上。而作为法家另一代表人物的李斯，则大大歪曲了这种赏罚制度，而把赏罚的原则建立在个人的权欲、私心之上。
法家如果沿着韩非子等人的思路发展下去，极有可能使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能走上法治而非人治之路。可不幸的是，法家却是按李斯的思想发展了，最后使法家变成一种历代帝王的残暴治国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