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为何物？“道”乃打开“天堂”大门的金钥匙，是二千五百多年前我国东周春秋晚期一个名字叫老聃的人，奉献给人类的制胜“法宝”；为此，他写下了一本五千多字，被后人题名为《老子》的“秘诀”。如何解开其中的奥秘，是二千五百多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宿愿。
人间果真有“天堂”吗？老子说曾经有过，那是个“上德”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德”是人们的普遍共识，是不须规范的自觉行动与自然而然的社会风气。《老子》中是这样写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就是说，“上德”的社会是个“德”已成风不须规范的“有德”社会。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过这样的“上德”社会，因无文字资料可考，姑且存疑。不过在蜜蜂或蚂蚁等动物世界里，而今依然还能见到它的踪影。说明人类“上德”社会的存在，绝非空穴来风；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共同保卫家园，同样是人类群居生活的本能。这样的社会应当说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但这种社会的存在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二是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分工；三是有充足的生活资料，能满足全体成员的需求。由于处于和平环境中，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人们能够安居乐业，所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分配总量能满足需求为标准，科技的进步纯粹是为了提高社会生活质量。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人间“天堂”。
“上德”社会为什么没能继续存在？除了自然条件的改变和外来势力的干涉外，老子说，内部因素是关键。《老子》中是这样写的：“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意思是，当社会失道的时候，就需要社会道德规范；当道德规范失去作用时，就需要社会爱心；当社会缺乏爱心时，那要靠行侠仗义来解决问题；当行侠仗义的人都找不到时，只好靠请客送礼来求拜了。说到请客送礼嘛，这是当人的关系到了缺乏忠心和信义时所使用的办法，也是造成社会混乱的祸根。我国古代把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举动叫做礼，礼不只是具体的礼节仪式，还包括治国制度、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等，总称为礼制。礼制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总的一句话，原本通向“天堂”的“大道”是被少数贪心的统治阶级人为地给破坏了，因此人间“天堂”逐渐演变成了只供少数统治阶级奢侈享乐、腐化堕落的人间“地狱”；当“天堂”变成了“地狱”，还要求用过时的“天堂”礼制来维持现实的“地狱”的秩序，岂不是乱套吗？
“道”因何而提出？在“上德”社会里，因为“有道”，“德”是自然形成的；在“下德”社会里，因为“无道”，上梁不正下梁歪，“德”就无法自然形成了，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才能“不失德”。老子认为，“道”是隐藏在事物运动、发展变化后面，不被人们所认识的东西；由于“下德”社会已经“无道”，因而也“无德”，“道”才成为人们努力探究的热门话题。由此可见，“道”学说的创立是有缘故的，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是历史的产物。换句话说，“道”学说的创立只能是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物根据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状，应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有的放矢地提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假冒与仿造的。这就是“道”学说为什么会出现在春秋晚期，而且是出于先前担任过周朝守藏室之史、后来又流落到地方以讲学为生的老聃之手的原因。老子创立“道”学说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客观形势与条件所决定的，除了春秋晚期的老子是无人可担此重任的；因此，《老子》这部“道”学说的创作年代与老聃的作者身份是勿庸置疑的。
“道”从何来？老子创立“道”的学说，除了与矛盾激化的社会背景和身世跌宕的个人经历有关外，还得益于他与众不同的开放思维。应当说，在老子创立“道”的学说之前，我国古代先人早已开始了“道”的探索历程，《老子》中是这样写的：“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束而为一。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古之善为道者，微眇玄达，深不可志。夫唯不可志，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犹呵！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凌泽。沌呵！其若朴。湷呵！其若浊。湛呵！其若浴。浊而情之，余清。女以重之，余生。葆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所以能敝而不成。”这些文字是对“古之善为道者”的成就与作风的描述，由此可见，他们都还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道”的存在，不能具体地描绘出“道”的来龙去脉。老子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生理上有着体察入微的敏感神经，他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恋母情结”过程中，依据母亲的生育原理，找到了“道”的形象解释，从而创立了“道”的学说。《老子》中是这样写的：“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呵！其未央才！众人熙熙，若乡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儿未咳。累呵！似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遗。我愚人之心也。湷湷呵！鬻人昭昭，我独若昏呵！鬻人蔡蔡，我独闷闷呵！忽呵！其若海，望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悝。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不要小看这一段文字，如此深刻细腻的自述式心理描写，出现在忧国忧民的说理文章中与整篇慷慨激昂的气氛似乎有点不大协调，然而就创立“道”的学说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最后的“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一句，把自己“独异于人”的私欲，归结为“贵食母”，把对周围一切事物的疑惑及无法排解的复杂情绪，都集中到自己最仰慕的母亲身上，进而在母亲的生育原理中，找到了答案，在“道”与“母”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终于解开了心中困惑已久的谜团。老子将“道”比喻为诞生万物的母亲，认为万物的生长规律于未出生前尚在娘胎里时，就由“道”这个母亲设定好了。老子就是根据母亲生育的原理确立了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他用人的肌体健康成长作为事物“有德”的比喻。《老子》中是这样写的：“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蜂虿蝎蛇弗螫，攫鸟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而脧怒，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忧，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即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意思是：饱含深厚德行的事物状，就好比是一个刚刚成长的精壮男子。蜂、虿、蝎、蛇这些毒物都不会去叮咬他，攫鸟、猛兽这些凶狠的动物也不敢去抓扑他；虽然显得“骨弱筋柔”但把握非常顽强坚固。他还不知道雄雌交配的事而性器官会自动勃起，这是精力充沛的反应；整天能听到他呼号的声音却没有任何忧愁的样子，这是中气调和的表现。中气调和的身体才叫正常，知道调和中气的原理才叫明白；身体能保持健康状态叫做祥；能用意念带动内气顺着体内脉络通畅运行叫做强。当外界物力比内应器力壮大时人体就要衰老，这种现象就是“不道”；“不道”就不能遵照正常规律运动，会提早结束生命。老子对事物的不正常状态也是用人体作比喻的，《老子》中是这样写的：“塞其闷，闭其门，终身不堇。启其闷，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是谓袭常。” 意思是： 堵塞了体内器官连接的通道，封闭了进出消化的门户，他全身就会感到气闷不舒畅。打开被堵塞的通道，让进出消化畅通无阻，他终身就不须要去求医问药了。能够看到细小的东西叫明，能够抓住最柔弱的东西叫做强；运用他的生命智慧，恢复他的清晰意识，不要再遗留下身体上的病根，就叫做恢复正常的健康状态。对因用人不当导致国家机器失灵的问题，老子还是用人体作比喻的，《老子》中是这样写的：“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闷，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坐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浅。故为天下贵。” 意思是：知道情况的不肯说话，肯说话的又不知道情况。这就像是堵塞了体内器官连接的通道，封闭了进出消化的门户，减弱了智光，模糊了意识，磨平了锐气而消除了对问题的思考，就像陷入了黑暗一般。因此要得到能信用的人，不可以太亲密，也不可以太疏远；不可以太有利益的关系，也不可太有危害的关系；不可来自太高贵，也不可来自太浅薄。所以这是天下最宝贵的用人之道。由于老子是从母亲的生育原理和人生的成长过程中，悟出“道”来，所以他总是用人体健康状况作为含“德”厚薄的比喻，用来衡量自然、社会、人生是否“有道”的标准。这就是蕴涵在老子所创立的 “道”学说中的“天人合一”的“养生”理念。总的一句话，人要“养生”，自然也要“养生”，社会更要“养生”，这就是“道”所要说的理。因此说，老子所创立的 “道”学说并非“玄之又玄”的玄学，而是有自然界反复验证的事实为依据的生命科学。
“道”的“养生”理念是什么？前面已经提到，关于“养生”理念《老子》中是这样写的：“塞其闷，闭其门，终身不堇。启其闷，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央，是胃袭常。”这里是用“塞”与“启”、“闭”与“济”四个字来概括形容“养生”的关键点。“塞”与“启”是针对连接身体内部器官的管道即文中所指的“闷”字而言，这里的“闷”字是名词，不是现在所习惯使用的动词或形容词，而是身体内部门户的象形文；“闭”与“济”则是针对身体通向外部的门户而言，包括眼、耳、鼻、口、肛门、尿道口和毛孔等。我们身体内部器官有消化、呼吸、生殖、血液循环、感觉神经等等系统，不管哪个部位发生毛病出现闭塞问题，都会引起全身的不适反应。养生之道就是要使这些内部器官的门户都能畅通无阻，保持正常运行状态，达到“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的效果。《老子》中把这种效果称之为“袭常”，也就是恢复正常的健康状态的意思。所谓“毋遗身殃”，就是不要遗留下身体上的病根，能够保证人体各组织、器官遵照生长规律正常运转直到生命终结。从中可以看出老子的养生之道并非“至虚”、“守静”（原貌《老子》作“守情”，意思是掌握事物衍变的因缘关系。），而是动态的“启其闷”、“济其事”，就是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得到正常发挥。“至虚”、“守情”，是指观察研究事物变化是所应持的态度。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母亲，万物都是运动着的，运动是有规律性的；有生命的物体在运动中是按照新陈代谢规律周期性生长的，生长规律在运动中也是慢慢发展变化的。所以《老子》中是这样写的：“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 意思是，事物所以产生反复的循环运动，这是“道”的规律性发挥了主动的作用；事物变化所以发生得比较缓慢微弱，这是“道”的规律性所发挥的被动作用。老子还把运动中的生命看成是“归根”于“道”的“出生，入死”。《老子》中写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意思是，生命出来就叫“生”，生命回归就叫“死”。在生命周期里，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占十分之三，处于衰老死亡期的也占十分之三。这样人类才生生不息繁衍下来。在死亡的人数中，不是自然衰亡，而是在活动中致死的占十分之三，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人类必须用性命去拼搏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存。在老子“道”的学说里面，只有整体生命在运动状态中繁殖延续的发展变化，根本没有所谓个体生命在静止状态中能够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说法。
“道”为何用？“道”为养生。“道”源出于养生，养生本来只是关于个人健康的事，为了使每个人都能享受自然赋予的健康快乐。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主张“天人合一”，创造性地把自然、社会、个人联系起来，形成“道”的学说，创立了个人要养生，社会要养生，自然环境也要养生的统一运行机理。老子从“养生”理念中领悟出“道”，又以“道”的理念来指导“养生”。“道”本是默默无闻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社会不发生离经叛道的重大变故，人类生存没有面临严重威胁，是不必如此大做“道”的文章的。所以要如此大做文章，就是因为自然环境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人类社会出现了生存的危机，个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道”的养生理念已经到了非讲不可的地步了，才有了大做文章的必要。《老子》全文五千余字，谈到了“道”的由来、“道”的存在、“道”的作用，还谈到了“道”在自然界与人体上“德”的反映，但它所讲的重点还是治国安民之道，是“德”在社会上的反映。在《老子》这篇文章中，老子以坚定的政治立场、严谨的科学态度、形象的文学语言，用大量的篇幅真实地记录了社会“不道”的历史的画面，表述了改变现状的积极主张，体现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高尚品格，反映了中华文化重在养生的传统精神。“道”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
“道”因何不传？“道”创立于东周春秋之乱世，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状况，南宋学者王应麟在编着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有很简要的概述：“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只有24个字就非常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特点。春秋指的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史称东周至公元前475年孔子绝笔这段时期。老子与孔子就是当时社会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学说的领军人物。老子讲的是“道”，是以“养生”的角度从社会根本上讲的，孔子讲的是“仁”，是以“复礼”的角度从社会表面上讲的。所谓“礼”不只是指礼节仪式，而是治理国家的礼制。当时所实行的礼制为周公旦所作，称为“周礼”。“周礼”将国家机关设为六部、置六官：吏部天官大冢宰，户部地官大司徒，礼部春官大宗伯，兵部夏官大司马，刑部秋官大司寇，工部冬官大司空。六官即六卿，天子垂拱于上，六卿分职于下，形成了纪纲法度周密分别的国家机器。公元前518年孔子34岁，学礼于郯子，问礼于老子。学与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针对的都是关于礼制的知识，学是接受学习内容，问是追究其中疑惑问题。关于问礼这件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双方谈话有详细记述，说明这件事在社会上曾产生重大影响。老子当时应当还在周王室任掌管国家档案典籍之职。老子是以前辈的口吻教训着热中与“复礼”的年青孔子。说明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老子早已对“周礼”的治国理念丧失信心，而且老子比孔子年长、资历比孔子丰富。不过他关于“道”的学说当时应当尚未形成文字。过了两年（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内乱，王子朝携带大量典籍逃奔楚国，老子也因此去职，回归了陈国故里，并到了鲁国。公元前505年孔子47岁时曾从老子“助葬于党巷（鲁国的地方）”。公元前501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见老子”。可见老子与孔子虽然在治国理念上立场不同、观点迥异，但师生之谊尚在，而且有很多交往，彼此之间是十分了解的。这年孔子51岁为鲁国中都宰，第二年做了司空（管理工程的长官），又从司空调做了司寇，56岁摄相。《老子》中写道：“朴散则为器，声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老子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实事求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以“实事”为依据的。“圣人”与“声人”在《老子》中都有出现，含义不同。“圣人”指的是历代圣贤；“声人”指的是传播圣贤思想的讲学老师，只是职业上的称谓。这里的“声人”就是指当时包括老子自己在内以讲学方式发表政见的人。被“用则为官长”的当然不是他自己，而是与他政见相左的“声人”，显然是指被统治者利用的孔子。从中可以看出，《老子》的写作是在老子与孔子政见严重分歧，得不到统治者采纳的情况下才诞生的。在老子著述文章时，孔子关于“恢复周礼”的主张已经得到鲁国统治者的采纳，而且孔子本人也被重用为“官长”了。由此可以推测，老子著述文章的时间应当在孔子被重用为“官长”之后。老子见道不行才有感而发乃著述文章以明其志。孔子57岁以后见鲁定公耽于酒色不问政事，在弟子劝说下也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从事游说活动。他关于“复礼”的学说，虽然得到一些侯国统治者的赞同，不少跟随他周游的弟子，如子路、冉有、子贡等，因此还被任用当了官；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都未能取得明显成效，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应当说老子与孔子的学说同出于乱世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治国安民，一个没有被统治者采纳得不到实施，一个虽然被统治者采纳，却实施不了。孔子偕弟子周游列国后，同样也是由于见道不行而最后退居鲁国，设坛讲学从事著述等活动。孔子68岁着手删《诗》、《书》，赞《周易》，定《礼》、《乐》，修《春秋》。由于没有自己的创新思想，因此他的著述只能是借助前人的东西做一些解释发挥而已。孔子72岁时，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在卫国的一次内乱中，因为头上系住冠的缨被人砍断了，视“礼”如命的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于是就放下武器去结缨，结果被对方杀死了，真正成了“复礼”主张的牺牲品。公元前479年孔子73岁离开了人世。公元前478年“楚灭陈”，老子逃亡他国，最后死在秦国，“秦失吊之”。老子比孔子年长这是肯定的，孔子比老子早亡也是可能的。以相差20岁左右计算，老子大约活了90多岁，对善于养生的他来讲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说他“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那只能是被神化了的传说而已。老子与孔子的学说不同之处在于对“民”字的理解上。老子眼里的“民”是社会底层的百姓、国家的基础；孔子眼里的“民”是社会上层的士族、国家的栋梁。在孔子眼里社会底层的百姓只是一群没有文化、不懂礼制、地位卑下的“小人”而已，属于“难养”一类，因而不在他所宣扬的“仁爱”之列。老子在其著述中就一针见血地指责说：“声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言而喻这里所指的“声人”，就是曾向他“问礼”过的孔子。老子不同于孔子，他不以文化水平高低论尊卑，而是真心实意地把从事劳作的百姓视为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依靠、国家“食税”的来源，他认为，“王”与“民”的关系应当是“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因而把以民为本的“治人事天”理念作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而提出。在士大夫把持政权完全没有民主的封建社会里，老子的主张只能是超越现实的社会空想。所以老子的主张虽然受到社会底层百姓的欢迎，却不为社会上层接受，不被统治者所采纳；而孔子的主张迎合了士族的口味，却能够被社会上层接受，更能为统治者采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都是遭到失败命运的学说，到了汉朝以后，孔子谋求社会“复礼”的所谓“仁爱”，能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追捧；而老子直接提倡社会“养生”的真正“仁爱”，却不为世人所认知，到了文人手里更成了“玄之又玄”的玄学的真正缘故。
“道”的现实意义何在？“道”与“德”本来是没有矛盾的，《老子》写道：“从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者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从而道者”就是主观上对“道”有理解能顺从着去做的人。“德者”就是主观上虽然没有“道”的意识，但客观上能够从实际出发为社会做好事的人。“者者”就是没有自己的头脑只会因袭盲从陈规旧俗的人；这里的第一个“者”字，指的就是前人的陈腔滥调。也就是说不论你是有意识的“从而道者”还是无意识的“德者”，“道”都会与你同在。如果你只会照搬硬套陈规旧俗，就是等于失去了为社会进步做贡献的头脑；没有头脑所做的事，也就没有“道”可言了。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批评孔子的所作所为。孔子只会脱离实际“恢复周礼”，他的努力对社会来讲是既无“德”又“不道”的。老子与孔子是师生关系，他们之间的政见分歧观点虽然对立，但还只是学术上的争论。《老子》中是这样写的：“朴散则为器，声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意思是，原始状态的事物是个整体的，当散开后才能成为各种器用；不同政见的“声人”，被统治者用到的，才能成为官长，因为国家统治制度是不允许分割的。应当说，从孔子34岁开始学习“礼制”、51岁步入政坛、57岁周游列国并设坛讲学、68岁着手著述，一直到73岁离开人世，老子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并走完人生道路的；对孔子的学术与人格上的弱点老子是了如指掌的。关于学术上的分歧，前面已作分析。关于人格上的批判，《老子》中是这样写的：“声人恒善?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神明。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赉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赉，唯知乎大眯。是谓眇要。”意思说，传播圣贤思想的讲学老师应当一直怀着诚心善意亲近人而不放弃人；在他眼里是没有可以丢弃的财物的，这才是贤明的举动。所以说，如果对方是善人，那么他就是你要请教学习的老师；如果对方不是善人，那么他就是你要教育帮助的对象。既不尊贵老师，也不关爱帮扶对象，只知道炫耀自己以博得统治者青睐，这就是忽视了自己的神圣职责。所谓“唯知乎大眯”，其中的“大”字，指的就是“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的“大”，也就是“王”的意思；“眯”字表示并非正眼相看，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上一眼的意思。这种丧失人格的表现是对孔子只知道一味拍统治者马屁的奴才心理的生动描写与严厉批判。可以说，老子的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社会局面的分析，既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之道，也是对孔子错误主张的深刻批判。对学生的错误进行批判，目的在于教育而不是放弃，当然也是为自己的“养生”理念进行彻底表白。这场已经持续了二千五百多年的学术争论，照理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早就该寿终正寝了。看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政治学上的问题，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专制社会还是民主法制社会，都存在着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关系问题。随着科技进步与生产力的解放，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变；社会新生阶级的出现与壮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国家的政策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但是统治者的思想品德并非固定不变的，不能与他的阶级出身混为一谈。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无论哪个阶级出身的人掌权，如何界定人民的范畴，厘清他们的义务与权利，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在春秋晚期，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各据一方形成五霸，他们之间争战不断，均有问鼎中原之意。老子对他们“欲取天下”的举动并不在意，他所在意的是 “取天下”的人应如何做到天下太平“恒无事”，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生活能得到真正改善。社会制度的民生化改革、统治者思想的民主化转变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老子》中是这样写的：“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译成白话就是：坚持改革创新的人是不会动摇的，愿意墨守成规的人也是十分固执的。他们的子孙也都遵守祖训，通过祭祀形式世代相传绵绵不绝。都要从实际出发进行自身修养，这样修出的德行才会是真切的。如果全家人都这样做了，这样修出的德行就自用有余了；如果全乡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可以得到大家拥护；如果全邦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丰满厚实了；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显得广博无垠了。在有了自身修养的基础上再进行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思想交流，这样就能够相互了解统一看法。我所以能够知道天下大事的变化原因，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老子的这段话，正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迫切要求实行制度改革的进步思潮，也标明了他对社会前进动力的看法。归根结底一句话，统治者应如何正确对待全社会的民生问题这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只有实行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进步问题。因此，统治者的民主思想与老百姓的民生要求，是“道”所探索的永恒话题。社会主义应当是古往今来的理想境界，“上德”社会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资本社会之后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里，只要“天之道”的“损有余而益不足”与“人之道”的“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矛盾统一关系得不到妥善处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没能很好解决，代表老子与孔子学术思想的争论仍将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社会是个庞大的生命体，要让生命能在地球上长久不息地生存下去，就必须注重养生，注意调节好生命与自然、社会、人体的和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