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前卫意识的教育家。
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的职务，是个在国家中央政府机要部门负责掌管典籍档案资料的“御史”。孔子三十四岁时跟郯子学礼，同时也向老子问礼。《史记》中是这样写的：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可见老子的确当过孔子的老师，并对孔子进行了教诲；为此孔子还深有感触表示钦佩。当时老子应当尚在朝为官，比孔子年长；以其学识与阅历，约在五十多岁左右。过了两年（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内乱，王子朝携大量典籍奔楚，老子因而去职。从司马迁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老子虽然当过孔子的老师，由于他们的立场不同，因而政见迥异，特别是对“周礼”在现实生活中适应性的看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他们师生关系一直保持良好，两人交往仍旧密切。
老子的生活经历可以公元前516年为界，前半生他在朝为官，而后半生则以讲学为业。前半生是他探求真理、积累学识的阶段。凭借他在国家中央机要部门掌管典籍档案，可以接触历史资料、掌握社会信息的优越地位，他努力思考事物的变化，要从中找出运动的规律。面对着现实社会矛盾加剧的局面，可以想象，老子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他是用“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呵！其未央才！众人熙熙，若乡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儿未咳。累呵！似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遗。我愚人之心也，湷湷呵！鬻人昭昭，我独昏呵！鬻人蔡蔡，我独闷闷呵！忽呵！其若海；望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悝。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样的一段话，来描述当时为探索真理在痛苦中挣扎的矛盾心境。译成白话就是：唯唯诺诺与感慨万千，两者相差多少？美丽与丑恶，两者相差多大？使你所害怕的东西，不是不可以用来吓唬别人。惆怅啊！这种矛盾心情远远无法平静。大家快快乐乐地聚在一起，就像享受着祭祀典礼的物品。而在春天登上宫内收藏图书档案的兰台，我独自沉思不知后果，紧张的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还没有发出第一声一样。这样也太累了！简直就像找不到休息的地方。其它所有的人都有宽余的感觉，就是我例外。我是怀一颗愚昧的心才这个样子的，心绪不定啊！普通人都清清楚楚，只有我一个昏昏沉沉呵！普通人都高高兴兴，只有我一个闷闷不乐呵！茫然啊！就像是面临大海不知所向，彷徨呵！，就像是没完没了一般。大家都赞成这些做法，只有我独自坚决表示看不起。难道是我的私心欲念不同于所有的人，而就是我特别依恋钟爱生养我的母亲？正因他不断地苦思冥想，终于在“吾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的努力探索中悟出了“道”，找到了解脱苦恼的答案。这也为他后半生的讲学生涯开辟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与其说他是因为“王子朝事件”而被迫丢官去职，还不如说他是面对现实无意继续为官，而主动走上从教讲学的岗位。
老子的讲学生涯，道路并不平坦。开始他是先在“官学”里讲的。听讲的对象都是政府的官员。《老子》中写道：“上士闻道，堇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译成白话就是：素质高的普通从政人员听我讲道理，能够跟着去做；素质一般的普通从政人员听我讲道理，有些记住有些记不住；素质低下的普通从政人员听我讲道理，只会大笑特笑；不是开心发笑，只是觉得讲得毫无道理才发笑。所以有些好心人劝告我说：你讲明白的道理，他认为是浪费时间；你讲前进的道理，他觉得是后退；你讲解决问题的道理，他认为是在制造麻烦。从中可以知道老子的理论在“官学”里是吃不开的。由于政治局面混乱、社会问题复杂，“官学”的正统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私学”也就应运而生了。后来老子是开办了“私学”的。《老子》中写道：“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 译成白话就是：来求学问的学生天天有获益，来听讲道理的政客却天天提出批评。提出批评又提出批评，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不知道该怎么做，反而什么事都敢做。要想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保持社会永远太平无事；如果社会有事不太平，就没能力取得天下统治权。很明显，参加听课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有“为学者”，也有“闻道者”。这里已经不是专门为“士”开办的“官学”了。既有莘莘学子，也有一般政客。老子依然是以“道”作为讲学内容。“为学者”与“闻道者”的反映也各不相同。“闻道者”对老子的“私学”是“损之又损”，表示了激烈反对的态度。
尽管如此，老子从事教育工作的态度是十分执着的。他的讲学目的不是为了讨好统治者，以求谋的一官半职。他是当过官的人，十分了解官场的情况。他是把人生道路的抉择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弃官从教，目的是为了通过办学教育，宣讲“道”理，以达到整肃官场、净化社会风气的目的。《老子》中写道：“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赉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译成白话就是：使我通过学习取得相关知识，去做弘扬“大道”的事情，只把做好这件事当成我必须恭敬小心执行的任务。我所奉行的“大道”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的，老百姓也是很容易理解接受的。朝政已经很长时间设有治理了，田地都严重荒芜了，仓库也非常空虚了。当官的还是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过分地吃喝都感到厌腻乏味了，而且得到赏赐的钱财也越来越多余。这是强盗的行径。强盗的行径，不是我们社会所应该倡导的正道。这些话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对“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赉财有余。”的这种社会现象已经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痛斥腐败的官场说：“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他认为“大道甚夷，民甚好解”，就是相信他所讲的道理，可以对社会问题做出解释，老百姓也很容易听懂。所以他才深有感触地说“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由此可见，他对退出官场毫不在意，而对从事宣扬“大道”的讲学工作却是一往情深十分看重。为此他的后半生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教育事业。对所碰到的困难局面，他也决不后悔。他在文中写道：“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译成白话就是： 我的话，太容易懂了，也太容易照着去做了；而人们反而没能听懂，而且没能去做。说话都有主题，要干的事情也有头绪，这只有根本不想知道的人，才会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由于知道我的人非常少，这样我就显得更加尊贵了。因此圣人往往外表装扮得都很俭朴，而内心的学问就像怀着宝玉一样非常珍贵。由此可见他的执着程度。
老子的开办的“私学”，不是一般以传授基础文化为目标的普通教育，而是以讲习治国之道的高等教育。因此对教师也有其特殊要求。在文章中，老子把从事讲学的教师称之为“声人”，意思是传播圣贤思想的人；以此有别于称为“圣人”的历代圣贤。他十分重视“声人”的职业道德修养。文中就多处提到有关“声人”的言行；有对自己的，有对别人的，也有对大家的。例如写道：“是以声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昔而弗始也，为而弗之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是以弗去。”意思是说，所以“声人”懂得这道理，他是处在务虚的位置，重视不用语言的教育。万物都像往常一样继续运动而不重新开始，由于他干的事情是不直接参与的，事业成功了没有他的份；如果有了他的份，那就无法摆脱开来客观地看问题了。“是以声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乎知不敢，弗为而己。则无不治矣。”意思是说，所以讲学的老师所提倡的治理社会办法是：不要让老百姓为生计操心，要让他们吃饱肚子，要削弱他们巧诈的心思，要让他们强身健体。要使老百姓始终保持心思平静、没有私欲邪念的状态；还要让他们知道不敢胡作非为，不会去做伤天害理、伤风败俗的事。这样，社会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是说，当天地没了仁慈的爱心时，会把万物都当成“刍狗”（用稻草扎成的祭祀用品，完了就会被扔进火中烧掉）。当讲学的老师没了仁慈爱心的时候，也会把老百姓当成“刍狗”。“是以声人芮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与，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所以讲学的老师把自己的位置排在人家的后面，人家反而觉得他应当排到最前面；因为他置身于事件的外面，所以本身受不到任何冲击能得到很好的保存。他不把自己的利益无私地参与进去，所以能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私人利益。“是以声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罢耳此。”意思是说，所以讲学老师的治国观点应当是，实实在在地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而不能为上层社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所以要拚弃上层社会那些坏的风气，听到社会底层真正的呼声。“绝声弃知，民利百负。绝仁弃义，民复畜兹。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意思是说，绝对不要去相信那些传播所谓“圣贤”思想的讲学老师的话，要弃置他们的奇谈怪论，老百姓的利益必须都能全部得到。不要让所谓的“仁”和“义”掩盖了事物的真相，要使老百姓恢复自然的生活环境。要断绝耍弄巧诈贪图私利的坏风气，使得社会安定不会再有偷盗事件发生。这三句话，就作为没有讲到的补充，所以要引起注意。要是做到外貌清清白白、内心简单纯朴，人们都没有私心杂念，即使都不去学习他们讲的那一套，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问题的。“曲则金，枉则定，漥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声人执一，以为天下牧。” 意思是说， 受委曲就要恢复名誉，被冤枉的就要彻底平反，低漥下去的就要充盈起来，敝旧的就要翻新，少取的就要得到补偿，多占的就值得怀疑。所以讲学的老师就应当坚持这一原则，并以此作为教训天下人的道理。“声人恒善?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神明。” 意思是说，传播圣贤思想的讲学老师应当一直怀着诚心善意亲近人而不放弃人；在他眼里是没有可以丢弃的财物的，这才是贤明的举动。“声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意思是说，不同政见的讲学老师，被统治者用到的，才能成为官长，因为国家统治制度是不允许分割的。“声人去甚，去大，去楮。”意思是说，讲学的导师在分析事物时要避免过激、避免过量、避免过分。“声人之能成其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意思是说，讲学的老师之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尊敬，就是由于他不摆大的架子，所以能够树立起高大的形象。
在教育方法上，老子除了在讲学中，结合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宣明社会发展的道理外，还特别注重教育环境对受教育人所形成的场面效应。他指出：“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 译成白话就是： 天下那些最柔软的东西，可以很自由地驰骋在天下那些最坚硬的地方；看不见的东西出入于看不见的间隙里。我因此知道使用无形手段的好处。不用开口的教育，不用有形手段就可以取得良好效果，天下很少有别的办法能比得上这的。并对他所提倡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进一步诠释说：“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是以声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昔而弗始也，为而弗之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是以弗去。” 译成白话就是：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样子是美的，并且都要求变成同一个模式，这种“完美”的做法是“可恶”的行为；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善，就无所谓善了。有与无是相生的，难与易是相成的，长与短是相比的，高与下是相应的，音与声是相和的，先与后是相随的；这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所以传播圣贤思想的人是处在务虚的位置，重视不用语言的教育；万物都像往常一样继续运动而不重新开始，由于他干的事情是不直接参与的，事业成功了没有他的份；如果有了他的份，那就无法摆脱开来客观地看问题了。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注重榜样的作用，还列举了生活中的例子予以说明。他说：“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葆也，不善人之所葆也。美言，可以市；奠行，可以贺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善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 译成白话就是：“道”这个东西，是给万物注入能量的；使善人能坚持美德，也使不善人努力学会美德。美好的语言，可以吸引大众从善；典范的行为可以激励人进步。人有不善的行为，有什么理由要将他放弃呢？所以在举行拥立天子、置设三卿的礼仪时，虽然都有用拱璧来表示对他们品质与身份的赞美，还得用四匹高头大马在前面拉车开路。不善的人见此情景，应当会产生震撼心灵的效果，从而增强上进心。古代所以看重以这种方式来宣示“道”的作用是什么缘故呢？对不善的人来说，不说要求他能得到什么，不就是为了他能改恶从善有罪过得以免除吗？因此这种办法为天下所贵重。同时他也反对滥用“榜样”，任意抬高“榜样”的地位。提出：“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声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乎知不敢，弗为而己。则无不治矣。” 译成白话就是：不要任意抬高“贤人”的待遇，使老百姓不会为了名利而争夺；不要特别贵重难以得到的货物，使老百姓不会因受诱惑而走上偷盗的犯罪道路；不要让人看到可以产生邪心欲念的东西，使老百姓的思想纯朴不致混乱。所以讲学的老师所提倡的治理社会办法是：不要让老百姓为生计操心，要让他们吃饱肚子，要削弱他们巧诈的心思，要让他们强身健体。要使老百姓始终保持心思平静、没有私欲邪念的状态；还要让他们知道不敢胡作非为，不会去做伤天害理、伤风败俗的事。这样，社会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滥搞不切实际的评比、选秀等活动。这种不得人心的群众性活动，非但起不了榜样作用，反而滋长了歪风邪气，破坏了社会安定。
除了提倡榜样作用以外，他还提出要从关心人、帮助人入手，解决人的实际困难问题，他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译成白话就是： 治理人民的事要看成是伺奉上天一样，要谨慎小心显得“小气”才行。也只有做到“小气”，被治理的人民就能很早表示服从。要使人民能很早表示服从，就必须重在积德上做文章。能够重在积德上办实事，任何事情都没有不成功的了。办事没有不成功的就不会走向极端。不会走向极端而出事故，就能保持国家安定；有了国家这个生养的母亲，老百姓的安定生活就有了依靠可以得到永久。这就是根深蒂固、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老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高尚的教育理念，从来不把自己放在高于受教育人的突出位置，能够以“善下”的姿态，平易近人。老子在文章中指出：“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适，善数者不以筹策。善闭者，无闩龠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是以声人恒善?（忄求）人而无弃人，物无弃财，是谓神明。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赉也。不贵其师，不爱其赉，唯知乎大眯，是谓眇要。” 译成白话就是：善于驾车的人，不会留下车辙的痕迹；善于说话的人，不会留下可能被人抓住的话柄；善于计算的人，是不必使用筹策的；善于关门的人，没有使用闩龠，门照样无法被打开的；善于打结的人，没有看到有绳结，可是照样无法被解开。所以传播圣贤思想的讲学老师应当一直怀着诚心善意亲近人而不放弃人；在他眼里是没有可以丢弃的财物的，这才是贤明的举动。所以说，如果对方是善人，那么他就是你要请教学习的老师；如果对方不是善人，那么他就是你要教育帮助的对象。既不尊贵老师，也不关爱帮扶对象，只知道炫耀自己以博得统治者青睐，这就是忽视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他所提出的“声人恒善?（忄求）人而无弃人”的教育理念，意思就是讲学老师应当一直怀着诚心善意亲近人而不放弃人。他认为，“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赉”，“人之不善，何弃之有？”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是善人，那么他就是你要请教学习的老师；如果对方不是善人，那么他就是你要教育帮助的对象。人有不善的行为，有什么理由要将他放弃呢？我们从老子与孔子的所维持长达的四十年的师生关系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前面已经提到，孔子三十四岁时跟郯子学礼，同时也向老子问礼。从此孔子为“克己复礼”奋斗了一生，到七十三岁（公元前479年）离开人世；当时老子尚健在，应当有九十多岁的高龄。第二年楚灭陈，老子从家乡流亡到他国，最后死在秦国。虽然孔子刚开始做老子的学生，就由于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复礼”，与老子的立场、观点发生严重分歧，老子还以长者的身份与口气，对他进行了严词训导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说明当时的孔子在老子的眼里，还是个充满“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社会经验十分不足的楞小伙子。孔子虽说口头上对老子的高深学识表示无比佩服，但还是凭借着楞劲，坚持自己的“复礼”主张，开展他的游说、讲学活动。老子也对孔子错误的立场观点，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老子》文章中关于“声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提出，应当就是针对孔子而言的；因为老子对孔子的立场观点十分了解并表示过坚决反对。对孔子所散布的谬论，老子甚至发出了“绝声弃知”、“绝学无忧”的怒吼，还指责他“唯知乎大眯，是胃眇要”。但是这都只是针对孔子的错误观点而发的，对孔子的“声人”身份与所从事的工作，老子还是表示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所以文中写道：“朴散则为器，声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意思是说，事物原始状态时是个整体的，当散开后才能成为各种器用；不同政见的讲学老师，被统治者用到的，才能成为官长；因为国家统治制度是不允许分割的。当然表示理解与尊重，不等于不开展批评与斗争。老子因“王子朝事件”而去职，先是回归故里陈国，随后到了鲁国，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老子在鲁国时，与孔子交往密切。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孔子从老子“助葬于巷党”。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老子居住在沛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见老子”。可见矛盾归矛盾，学术上的歧见是正常的，不能因此而影响到人际关系和私人感情。老子与孔子终其一生的师生情谊，正是体现了老子所倡导的“声人恒善?人而无弃人”的教育理念。这比起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仍然停留在物质利益层面上的所谓“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思想，不知要高尚多少！老子作为老师，他才真正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