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长期生活在兵荒马乱年代里的人，最希望的应当就是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老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十分向往和平安定的社会生活。《老子》中是这样描述他的心境的：“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译成白话文就是：“天下如果有道，会让军马退役去运送肥料；天下如果无道，服役的军马也只好在郊外生小驹。”老子把战争作为区别社会有道与无道的分水岭，把“却走马以粪”视作和平环境安居乐业的象征，可见他对战争影响生产、扰乱正常生活连牲畜也不得安宁，所表现出的关切。目睹由于群雄争霸使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老子，本想希望能够通过讲学，提高大家对“道”的认识，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然而面临的残酷现实告诉他，他的“道”学说在“闻道者”中，遭到“日损”而且是“损之又损”，也就是说来听讲道理的政客天天提出批评，而且提出批评又提出批评，他们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取天下”。这使老子感到十分无奈。他是这样评价侯王“取天下”的：“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意思是说，你要想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保持社会永远太平无事；如果社会有事不太平，你就没能力去取得天下统治权。他认为：“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也就是说，侯王想发动战争取得天下统治权，我看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天下是百姓民族精神所依托的地方，不是谁都可随便操弄的。如果社会不太平，你要统治天下的梦想就会失败，拿到手的政权也会丧失。言下之意是，你不懂的“道”，你怎么做到天下太平“恒无事”呢？做不到“恒无事”，“取天下”又有什么用呢？最终还是要断送掉的。因此，老子告诫做舆论导向工作的讲学老师说：“物或行或随，或炅或吹，或强或碎，或培或椭。是以声人去甚，去大，去楮。”意思就是，你们这些讲学老师对侯王们准备“取天下”的举措要慎而言之，不能盲目鼓吹；在分析事物时要避免过激、避免过量、避免过分。由此可见，他既反对侯王为了谋取私利所发动的“欲取天下而为之”的争夺战，同时也反对“声人”们，不顾百姓利益、竭力附和统治者而助纣为虐的好战言行。他所要的是能够创立一个通向“上德”的“有道”社会。为此他提出“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的政治主张。指出：如果以兵强于天下，则“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棘生之。”在老子心目中，他所关心的依然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他又十分在意地劝告用兵者说：“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毋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这一段话总的意思是说，要用“道”来辅佐国王，不要以军事手段在天下横行霸道。因为以兵强于天下这种事，容易遭到报应，军队长期占领的地方，田地荒芜荆棘丛生。以民生为重的用兵者在打胜仗后就收兵，不要以兵力来强行占领。打完胜仗不要骄横，打完胜仗不要自大，打完胜仗不能乱抢乱伐，打完胜仗不能继续屯兵驻守。这就叫做达到目的后不再逞强。物力壮大了就会因丧失继续生长能力而老化，这叫做“不道”，“不道”就会提早衰亡。《老子》中还写道：“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铦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依道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译成白话文是：“作战的兵力，是不吉祥的机器；谁被犯上都会憎恶，所以有抱负的人是不会去干这事的。君子讲究排位都把左边尊为上位，用兵的人则把右边尊为上位；所以说，武力不是君子所使用的手段。使用武力是会给人带来灾祸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以为锋利的武器就是好，不能这样夸奖它；如果这样夸奖它，等于是喜好杀人。喜好杀人的人，是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的。因此，办喜庆的事以左边为上位，办丧事以右边为上位。同样道理，职位小的偏将军排左边，职位大的上将军排右边；这是以丧礼的规矩对待的。杀了的人众，要以悲哀的心情按照人道处理好他们的后事；打了胜仗，就以丧礼的规矩对待他们。”
老子所以反对用兵，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老子把追寻“上德”社会作为他的崇高理想，把遵循“有道”作为他的奋斗目标；他所关心的是社会底层百姓群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状况。老子这种关心社会、体恤民情的“善下”精神，一直贯穿于文章的始终，成为他所论述的主题；在对待用兵问题上也不例外。他是把是否有利于民生，作为衡量事物是否“有道”的唯一标准。基于这种热爱生活、促进发展的人生理念，老子所关注的不是由谁来当统治者，而是当统治者的人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治国之道问题。在他的意识里，“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 “道”是一个大统领，“天”是一个大统领，“地”是一个大统领，“王”也是一个大统领。国中有四个大统领，而“王”是其中的一个。人的运作是依据地的变化为法则，地的运作是依据天的变化为法则，天的运作是依据道的变化为法则，道的运作是依据自然的变化为法则。从老子的叙述中，不难理解“道”、“天”、“地”、“王”四者之间的层次关系。“道”是包括“天”、“地”、“王”所有活动在内的总体运行法则，“天”是指运行中以天象为主的自然环境，“地”是指运行中以地理为主的社会环境，“王”是指运行中以“王”为主的人类活动。“王”固然是一国之主，但他只是“人主”，他与其统领下人民的活动，受到地方社会环境条件的限制，所以叫“人法地”；各地方的社会环境条件，又直接受到天象变化的自然条件影响，所以叫“地法天”；天象不管如何变化，也有它自身的运行机制与规律，那就是“道”，所以叫“天法道”。“道”是万物之母，来自于自然，所以说“道法自然”。在“国”中，“道”、“天”、“地”、“王”，都居于统领之位，均有各自的运行机制，故称之为“四大”。但在老子的意识里，“道”比“王”更重要。在自然界中，“道”是处于最高的统领位置，因此“天”、“地”、“王”的一切正常活动都不能超越“道”的总体法则。说到底，在老子的意识里，“王”是“道”在“人”中的贯彻执行者，所以“王”是可以更替的，而“道”是人类一切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则，是不容随便作践的。为“王”者不管更替与否，都必须以“行道”为准则，这就是老子所以提出“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的道理。
在我国春秋时代，列国混战，霸主更迭，群雄蜂起，历史上相继有“五霸”之称者，如：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悼公、宋襄公、楚庄王、吴阂闾、吴夫差、越勾践等诸侯王，均有发动战争属意称霸之实；然而他们却没有一个是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或受压迫被奴役人民的利益，统统都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称霸天下的私欲。虽然越王勾践曾有过十年生聚、卧薪尝胆的苦难经历，对经济发展、亡国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为了报当年吴王夫差将他夫妻俩囚于石室当差三年的羞辱之仇。在范蠡、文种、西施等人计策下，数年之后，越国终于灭了吴国。一旦报复成功，目的已经达到，越王也就万事大吉了。为之出谋划策、忍辱负重而建立奇功的宰相范蠡与美女西施，在功成名全之后，为避祸双双隐退于湖光山色之中。据《墨子》、《吴越春秋》等典籍记载，西施实际上是在出色完成勾践的使命后，被越王装在皮袋内沉江而死的。唐代李商隐的诗作中就有“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之句，提及此事。总之，有功者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回报；在统治者眼里，他们如同百姓一样，都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这个典型的例子，充分暴露了春秋霸主们为满足私欲“以百姓为刍狗”的丑恶嘴脸。这也反映了“五霸”长期争斗的真实面目。老子是看透了群雄争霸欲取天下的狼子野心，他才反对战争；他反对的是统治者为满足称霸天下的私欲所进行的有害国计民生的侵略战争，并不是反对那些代表百姓利益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或抵御外族侵略所进行的正义战争。
也有人对老子的“反战”思想提出了质疑，说“老子反对一切战争，认为只要不打仗就比打仗好。他认为战争是由于人们的不知足、贪心重引起的，只要知足、满足于现状，不贪求什么，就不会发生战争。”其实老子并不一概反对“用兵”。他说：“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老子是把保卫领土、保护人民、保持社会安定作为立国安邦的用兵之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非用兵不可的。可见，在老子的思想里，军队对国家安全所起到的钢铁长城作用，是绝对不容否定的。老子主张“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所以对国家内部事务，老百姓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抗争，他是不主张用兵的。
虽然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是发生在秦朝末年，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出现以推翻政权为口号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但从《老子》的描述中，已经可以看出存在于当时社会里的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而且矛盾趋于激化，已经到了敢于冒死以武力对抗的程度。老子对此又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在《老子》中，文章一开头老子就把“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的问题摆在了最突出的焦点位置，提出了“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的施政理念。也就是说，社会阶级矛盾已经十分严重了，侯王如果不注意保重自己，一味追求崇高地位，将来恐怕会摔大跟头。所以老子提出说，要高贵就必须以卑贱为根本，要想爬高就必须以底下为基础。接下来又指出：“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甚至说，“强良者不得死”。意思是，天下人所厌恶的，就是称孤道寡自名不谷；而王公贵族们却要用这来标识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些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的人是不得好死的。这些话就是当时在王、公与百姓之间距离越来越大，阶级矛盾越来越深的反映。可以看出老子是站在百姓一边的，他一面警告侯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失去承受能力要造反，你们会摔大跟头。另一方面他为避免这种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而向统治者建言献策，提出了“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的施政理念。他还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野心勃勃，一心只想穷兵黩武“取天下”的侯王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意思是说，罪过没有比放纵私欲更可怕的，灾祸也没有比野心得不到不满足更危险的，所有过错没有比贪婪更令人痛心的。所以说，能够知道满足而不再有奢望的人，永远是个富足的人。
侯王的贪婪也导致了官员的腐败，面对当时朝政的腐败状况，《老子》中的描述是：“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赉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译成白话是，朝政已经很长时间设有治理了，田地都严重荒芜了，仓库也非常空虚了。当官的还是穿着漂亮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过分地吃喝都感到厌腻乏味了，而且得到赏赐的钱财也越来越多余。这是强盗的行径。强盗的行径，不是我们社会所应该倡导的正道。这里反映的则是政府衙门官吏们与老百姓之间贫富悬殊不断加剧的尖锐阶级矛盾情况。老子依然是站在同情老百姓的立场上，以严厉的态度怒斥这些衙门官吏们的不理朝政、不顾民生而养尊处优的“不道”行为是强盗的行径。
在民间，情况就更复杂了。《老子》中是这样写的：“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物滋章，而盗贼多有。”译成白话文是：“天下各种限制民众的禁忌与避讳太多，而老百姓生活普遍越来越贫困；老百姓手里已经拥有很多武器，而统治阶级又都昏庸无能；人们对抗统治的办法层出不穷，而且不同寻常的事件已频频发生；尽管治安法令与措施日趋严苛，而盗贼却还是多得随处可见。”针对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老子的思想始终是坚持“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原则。他引用了圣人的话对应该为社会负责的统治者说：“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意思是，我们所景仰的圣贤是这样说的：我本身不去为谋取更多私利而加倍欺压百姓，老百姓就会自动化解对抗统治的尖锐矛盾。我本身喜欢安定，老百姓自然会走正路；我本身不去骚扰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富裕起来；我本身的私欲里没有了贪婪，而老百姓自然也会民风纯朴。
实际上，当时社会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小规模的武力对抗事件已经频频发生。《老子》是这样记述这类事件的：“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意思是，凭勇气敢于对抗的，就会被杀死；有勇气而不去对抗的，就可以活了下来。这局面使得老子处于两难的境地。侯国之王身为统治者，对正确的治国之道没有充分认识，导致社会陷入混乱局面，这正是他要通过以“道”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对象；而侯国的老百姓却是他要以“道”进行保护的主体。老子是“道”学说的创立者，他知道“道”的理念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统治者对“道”有所认识。在统治者对“道”还没有足够认识的情况下，无论是放弃教育或更换侯王，都是无济于事的。因而他只能做出“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的无奈判断。把结果留给“天之道”来做最终的抉择。他相信“天之道”是“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意思是说，这两者对社会来讲，有的是有利的，有的是有害的。坏事天理自然会报应，谁能事先知道其利害关系呢？遵循“天之道”，不用开战而能够取胜；不用开口而就有回应；不用召唤而就能自己到来；要殚精竭虑而多用机谋。天道的网，似乎很稀疏，其实一点也不会漏失。
不过老子对老百姓的武装斗争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是深表同情的。他认为，“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译成白话文是：“老百姓所以闹饥荒，是由于上头的税抽取得太多了，才闹饥荒。老百姓所以不服从统治，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都在千方百计为自己谋私利，所以老百姓才不服从统治。老百姓所以对拼死的威胁感到不在乎，是因为祈望以此求得生存的人实在太多，所以对自己的死觉得无所谓。要知道，只有不用为生计担忧的生活，才算是文明幸福的生活。”因而老子对统治阶级血腥镇压人民的暴行，深感不满。他说：“若民恒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若民恒是死，则而为者，吾将得而杀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夫伐司杀者杀；是伐大匠斲也。夫伐大匠斲者，则希不伤其手矣。”译成白话文就是：“如果老百姓统统都不把死当回事了，还怎么能用杀头来使他们惧怕呢？如果老百姓统统都是这样被杀死了，那么这样做的人，我就把他抓来杀掉，看谁还敢这样做？如果老百姓统统而且必然把死当回事的，那么就一定要由专门负责杀人的部门来管这件事而不许随便杀人。如果谁还敢来讨伐专门负责杀人的部门，那就该杀。因为他是在对抗一个杀人本事高强的部门。对抗杀人本事高强的部门，很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从中可以看出老子的矛盾心理。他对老百姓的武装斗争和悲惨结果，表示了最大的同情和极端的无奈。在统治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百姓的武力抗争问题上，老子是极力反对滥杀无辜的；他提出对滥杀无辜者一定要严加惩处；老百姓该不该杀，只能由政府专设的“司杀者”来决定。谁不听号令敢讨伐“司杀者”就该杀。这些措施是针对滥杀百姓而言的；至于如何对待老百姓的过激行为，他的主张则是：“将欲拾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去之，必故与之。将欲夺之，必故予之。是谓微明。友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视人。” 译成白话文是：“将要收拾起来，必须故意铺张开来；准备削弱它，必须故意增强它；要想去掉它，必须故意再要它；准备夺回它，必须故意给予它。这叫着耍弄小聪明。采取‘友弱’的花招胜过直接强行的手段。鱼不可以脱离渊里的水，护邦的利器不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这就是教给统治者如何避免与老百姓发生正面武力冲突的“秘诀”。在缺少法制观念的“人治”社会里，老百姓饱受贪官污吏的欺凌，无法伸张正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以“轻死”为代价拔刀相向，杀掉那些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贪官进行抗争，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老子认为，统治者应当要有以民为本、以下为基的精神，看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辩明是非，让百姓有发泄的机会，给弱势群体一个生存的权利。因而，他提出了以上“欲擒故纵”反其道而行之的大胆主张。他认为，老百姓虽然处于弱势，但是个能够影响大局的庞大群体，所以先要顺从民意，缓和紧张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利于进一步接着彻底解决矛盾。老子这一主张的关键点在于最后一句：“鱼不可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视人”。他把军队与百姓的关系比喻为“鱼”与“渊”的关系，还特别指明，军队是护邦的利器，不可以用来对付老百姓；也就是说绝对不能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因为军队的兵源本身就是来自于老百姓。
在老子看来，要使“道”学说得到贯彻执行，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能靠武力来解决，要转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和进行制度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且还要有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所以他对以武力取天下，通过更换统治者达到改变社会面貌的目的，根本不抱希望；对侯王的武力争霸是如此，对百姓的武装斗争也是如此。虽然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他总是偏向老百姓的，对百姓的过激行动也是给予最大的同情，但对百姓的武装斗争，他还是抱着“或利或害”这样一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不支持态度。
在处理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老子同样是不主张诉诸武力的。《老子》中写道：“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靓胜牡。为其靓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意思是说：大的邻邦，在与小邻邦的交往中，应当把自己放在“处下”的地位，因为她担负着天下母性的角色。在自然界中所有的交配行为，母性都是以安详靓丽的姿态等待雄性的挑战，而最后战胜雄性的。因为她安详靓丽，所以要处于被动的下位。大的邻邦以被动的下位对待小邻邦，就很容易把小邻邦接纳进来。小邻邦如果以被动的下位对待大邻邦，就会从大的邻邦那里得到利益。所以说，有的是处于下位是为了兼并对方；有的处于下位是为了得到利益；因此，大的邻邦不过是想把小邻邦的人心拉过来，以达到“兼畜人”的目的；小邻邦不过是想“入事人”抱住大的邻邦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大家都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但是大的一方应当始终处于下位。显然老子的这段话明白无误是针对当时侯国之间的争战说的。他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出于私欲与野心，真正是为百姓利益着想的话，无论是兼并也好还是结盟也好，都不应当以武力相威胁。关键是有这种图谋的大邦，应以处于下位的姿态，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民生亮点，以此吸引对方，形成对方心理上的自动流向，达到最终目的。应当说老子的美好愿望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种梦幻般的空想，因为没有事实可以证明，当时有哪些国家能够成为这样友好结合的范例。延续了几百年的战乱局面，最后还是秦始皇以“虎狼之师”的威力，使六国望风披靡，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以厐大军阵着称于世的秦帝国。然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貌似强大的军事帝国，在对手消失以后，也很快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军事能力，留下的只是一片从上至下的深仇大恨。而且强大的秦帝国仅仅存在了十六年，终于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浪潮中被推翻了。虽然这些都已经是后话，但它印证了老子说过的：“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发动战争的确可以“取天下”，但必须做到“恒无事”，否则就“不足以取天下”，结果只能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老子是“道”学说的创立者，他特别强调“道”在改造社会方面的主导作用，尤其反对片面夸大“用兵”对改变社会命运的作用。因为“用兵”只能改变社会的外在面貌，不能起到改造社会本质的作用。所以，他提出“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的政治主张。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老子是反对以简单粗暴的武力手段解决意识形态的深层次问题。有关治国的大政方针，还是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才能实现。但他并不反对能够达到国家“恒无事”理想目标的“用兵”取天下。国家安全必须拥有军队，而且统治者必须懂得用兵，军队必须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这些都是老子十分关心的国家大事。在《老子》中，就有关于提高部队战斗力描述：“用兵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芮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祸莫大于无适，无适，斤亡吾。吾葆矣？故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译成白话就是：“到用兵打仗的时候有的说：‘我不敢为主而只能为客，我不会进寸而只会退尺。’因为想行动却没有战斗部署，想指挥却没有传令的帮手，想带队却没有听话的士兵。这些都是没有敌人造成的后果。影响军队战斗力的祸害没有比遇不到相当的敌人更可怕的了。遇不到相当的敌人，就等于也丧失了自己的抗击力量，自己的战斗力还能够永葆吗？所以说，当两支兵力相当的队伍碰到一起交战的时候，认为自己力量比对方弱的一方会拼命搏斗，反而会取得胜利。”说明老子不但懂得军事善于用兵，而且十分重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