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1】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复制链接]

 诗歌是诗人们的歌唱，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回声。好的诗歌应该是奔腾的历史巨流翻卷起的浪花。建安诗歌所以具有“风骨”，就在于它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建安时代的面貌和精神来。

   建安是后汉献帝的年号（公元１９６—２２０年），建安前后是汉末阶级斗争激烈、政治和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从建安前十多年黄巾大起义起，中经豪强军阀的剧烈混战，到基本奠定魏蜀吴天下三分的局面，几十年中，整个中原地区铁骑奔驰，兵戈交加，广大人民被推入水深火热的深渊。

   在汉末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曹操代表与豪强大地主不同的进步势力。建安诗人基本上是围绕在曹氏周围的一个进步文人集团，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三曹”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其中除孔融政治上不属于曹氏集团，文学成就也主要不在诗歌方面外，其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蔡琰是汉末著名文人蔡邕的女儿，汉末大乱中被掳入南匈奴，后为曹操赎回。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动乱，品尝过时局的艰辛，所以作品有浓郁的社会气息，清晰地反映出时代的面影。

    在建安诗坛上开风气之先的是曹操，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用乐府旧题而不袭古意，直接“叙汉末时事”。《薤露行》写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军阀董卓入京作乱的事。何进的庸才误国，董卓的暴虐专横，都直接摄入诗篇。《蒿里行》是继前篇之后，写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而联军因为利害相争发生内哄的事。诗人对袁绍、袁术等军阀的腐朽本质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这些诗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诗史”。它们以时事入诗，写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直接抨击同时人物，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精神。后来杜甫写“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都是直写现实情事，其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建安诗歌在反映汉末动乱和人民苦难方面，有相当的深度。曹操的《蒿里行》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据史书记载，汉末经过董卓之乱，繁华的东都洛阳变得“数百里无烟火”，西京长安也是“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曹操的诗是其形象写照。在这样的浩劫中，人民的遭遇往往是惨不忍睹的。王粲《七哀诗》写他避乱荆州时所见：“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严重的饥荒竟迫使母亲不得不忍痛抛弃亲生的骨肉！蔡琰《悲愤诗》写董卓部众洗劫城邑：“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又是多么凄惨的景象！建安诗歌很善于选择典型事例反映现实，既形象又深刻。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借筑长城的历史题材，从家庭的角度控诉了汉末繁重的徭役：“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摧残了多少幸福家庭；而“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无尽无休的徭役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