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家讲坛
司马迁与其《史记》
一 司马迁的生平与其忍辱著书
司马迁像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享年五十六岁。司马迁比汉武帝小十来岁，大体与汉武帝相终始。汉武帝时代的特征，开始时正当汉代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是经过一种休养生息而达到了经济恢复、国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时代。据《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也正是在这种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汉武帝一方面对国内制度进行了以尊儒为特征的一系列变革，主要有进一步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内统治，进一步强化推行披着儒家外衣的酷吏制度，进一步推行了具有战时经济特征的盐铁铸钱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以及富有儒家色彩的文化教育建设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对周边诸民族、诸小国的大举用兵，先后有伐匈奴、伐南越、伐东越、通西南夷、伐朝鲜、伐大宛等等。这些战争都取得了胜利，扩大了大汉帝国的版图，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物质文化的交流，从而使大汉帝国的威名远播，使汉武帝时代成为了我国四千多年历史上少有的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与此同时，生活在汉帝国的黎民百姓也为这些连年的战争、徭役，为支持庞大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付出了极其惨重、极其痛苦的代价。简括地说来，就是一面是辉煌，一面是苦难，这些问题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史官家庭，这个家族中曾出过许多为不同时代的国家掌管过天文、历史的人物，出过多位杰出的军事家，出过多位管理经济、管理市场的人才。《史记》中所以能够如此精彩地写到大量的军事知识、经济学问，特别是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而能具有与当时官方如此不同的经济思想，应该与司马迁这种独特的家庭影响有关。
司马迁青少年时代参加过劳动，接触过下层人民。后来周游天下，考察社会与地理、文化，这一方面为他后来写史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司马迁同情劳动人民、重视下层人物的思想，《史记》能把许多下层人物、小人物写得如此生动活泼，能对他们的评价如此之高，应该与此有关。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当史官三十来年，他已经在着手搜集材料，准备写《史记》，但没能完成。司马谈在临死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要其子完成这项历史重任。
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生前官任郎中，也就是为汉武帝充当侍卫、侍从人员时，曾受命到新拓展的西南夷，也就是今天的贵州、云南一带地区进行过考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其父任太史令，并着手写作《史记》。当他写到第六个年头时，因为他的朋友李陵率兵讨伐匈奴失败被俘，司马迁为他的失败责任做过开解，因此触怒汉武帝被判死刑。司马迁因不愿自己的写史重任半途而废，故依照当时的条令，自己申请改判为了宫刑。
受刑后，司马迁已与太监无别，故而忍辱进宫在汉武帝身边当了管理文秘的中书令，同时坚持写他的历史书。又写了八年，基本完成，被称作《太史公书》。直到东汉后期才开始被人们称作《史记》。
受宫刑对于司马迁的肉体是一种莫大的摧残，对于司马迁的人格是一种莫大的污辱；但对于司马迁考虑问题的立场角度，对于司马迁观察事物的深刻锐敏，对于司马迁思想的升华，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催化、极大的提高。《史记》中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民主性、批判性，能有如此强烈的悲剧性与抒情性，都应该与此紧密相关。
二 《史记》其书的规模体例与《史记》其书的性质
《史记》其书的记事上起黄帝，经尧、舜、夏、商、周、秦、汉，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时间跨度共约两千多年，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史记》的构成共分五个部分：
司马迁祠其一是“本纪”。一般说来，“本纪”是以帝王为纲的全国大事纲要，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文帝本纪》等都是这种样子。但夏、商、周时代的史料稀少，没法按帝王分篇，故只能一个朝代为一篇。《项羽本纪》和《吕后本纪》虽名为“本纪”，但实则是个人“传记”。司马迁所以把他们列入“本纪”，是因为他们确曾在一段时间内向全国发号施令。当然这也表现着司马迁的一种特识。
其二是“表”。“表”的用处是把复杂纷纭、千头万绪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用表格的形式谱列出来，让人一目了然。同时还把“本纪”、“世家”、“列传”所不能叙述到的人物、事件从中开列出来，以供研究者查找。
其三是“书”。“书”是关于国家典章制度与各种事务的专门史，如经济、军事、水利、天文、祭祀等等。为了表示尊儒，故而把《礼书》、《乐书》放在最前面，儒家不是喜欢鼓吹“礼乐治世”吗？
其四是“世家”。“世家”是有爵位、俸禄，世代相传的家族历史。这里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他们的爵位封地都是从周天子那里接受来的，这方面的篇章有《齐世家》、《鲁世家》、《楚世家》等；另一类是被刘邦封侯封王的开国元勋与刘姓子弟，这方面的篇章有《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楚元王世家》等。其中《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的列入，表现了司马迁的特识。
其五是“列传”。“列传”是司马迁按照他所确定的标准所谱列的一些有思想、有节操、能把握时机，为国家、为社会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而立功、扬名的卓越人物的传记。在这一部分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的尊崇、司马迁的憎恶、司马迁的歌颂和司马迁的鞭挞。他可以为许多不受重视的小人物树碑立传，如《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滑稽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还有些篇章看标题是写大贵族的，实际上是在表彰小人物，如《孟尝君列传》是写鸡鸣、狗盗、冯谖；《平原君列传》是写毛遂、李同；《魏公子列传》是写侯嬴、朱亥。相反，那些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有好多不仅没有被立传，而且在相关人物的传记里也没有提到，只在“表”中点到名姓而已。
关于《史记》其书的性质，我以为应注意四点：
其一，《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历史著作，它继承了《左传》叙事的优良传统，班固称它“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称《史记》为体现了司马迁高度“史学”、“史才”、“史识”的杰出著作；鲁迅曾称它为“史家之绝唱”。
其二，《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著作之一，是写人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代散文、小说、传记文学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其三，《史记》具有古代百科全书的意义，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包罗万象，以至于我们今天不论研究哪门学问的历史，都离不开《史记》这个门径。
其四，《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以历史作为载体，其中蕴含着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为历史而历史，其中表现着司马迁的立场、观点，表现着司马迁对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看法，表现了司马迁的个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读《史记》就是读司马迁。
三 《史记》在今天的思想意义
《史记》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主要有五点：
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的和睦相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公开认为追求财富、追求生活改善是人的本性，不论任何人都是如此；他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齐国所以能称霸、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的原因；他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重本抑末；他反对汉王朝对私人工商业的摧残、迫害，写出了变化无穷的货币改革，以及算缗告缗等政策使大批工商业者破产的情景；他为杰出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其中对子贡的描写尤其具有非凡的意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以及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甚至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司马迁不媚权贵，对汉朝帝王没有任何神秘感，特别是对汉景帝、汉武帝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他歌颂了许多具有民主色彩的明君良臣，批判了专制君主的种种暴行；他为大量小人物、下层人士唱赞歌，他表彰了游侠、滑稽、医生、门客、鸡鸣、狗盗等等，表现了他对下层人物的关注与尊重。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和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的时候，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才顽强地硬挺着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司马迁的个人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其五是《史记》所塑造的许多人物的事迹具有非常丰富的哲理性，有的使人
增加聪明、智慧，如韩信的军事、刘邦的用人；有的行为高尚，能令人见义思齐，
如鲁仲连的正义感、蔺相如的顾大局等等；有的能教人举一反三地认识人间的恶人，以戒备他们的阴谋伎俩，如骊姬、赵高、江充等等；有的能教人警惕患得患
失，且勿放纵个人的私欲膨胀，以免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如李斯等等。《史记》
是我们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一种可供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四 《史记》的小说性与悲剧性
《史记》既是杰出的历史书，同时又有相当的故事性。如“完璧归赵”的故事、赵高拉李斯上贼船的情节、蒯通劝韩信脱离刘邦自立的辞令，以及“鸿门宴”的惊险、“垓下突围”的种种曲折等等，这些都是故事。基本事实或许是有的，但发展到《史记》这种样子的曲折动人，则肯定是经过了许多人艺术加工的结果。试想赵高与李斯密谋、蒯通与韩信私语，这些能记录在案、能公布于世吗？钱钟书说：“古史记言，大半出于想当然。马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即刘知几恐亦不敢遽谓当时有左、右史珥笔备录，供马依据。”这是很自然的。
《史记》里的有些章节段落，只能当做故事读，不能当信史看；有些地方可能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有用，对于研究历史人物本身倒不见得有什么用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田蚡倚仗权势杀害了窦婴、灌夫后，自己忽然得了一种病，总是喊叫求饶。家里人找来巫师察看，巫师说在田蚡两边坐着窦婴与灌夫的两个鬼魂，是他们两个总拿棍子打田蚡。就这样，田蚡被两个鬼魂折腾死了。这是历史吗？这是司马迁在抒情，在表现他对王太后姐弟二人的憎恶。司马迁在《汲黯郑当时列传》里写罢两个人的事迹后，发表议论：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这段话与其说是司马迁为汲黯、郑当时鸣不平，还不如说是司马迁在借机为自己的平生遭遇鸣不平更为准确、更为有力。
《史记》是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所谓“英雄气质”，是指他们的思想积极豪迈，勇于建功立业，不屈不挠，无怨无悔；所谓“悲剧色彩”，是指《史记》中的这些英雄人物大多数是悲剧结局；即使不以悲剧致死，也往往带有一种悲剧的气氛。《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写人物的传记共一百一十二篇。在这当中有五十七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名字为标题的，此外还有近二十篇虽然不是用悲剧人物的名字标题，但其中写到了悲剧人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这七十多篇中还有许多篇是几个悲剧人物的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等。还有许多篇是以一个悲剧人物的名字为标题，但实际上篇中还写了一些次要的悲剧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李将军列传》中的李敢、李蔡、李陵等。粗略计算，《史记》中所写的悲剧人物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个。这些人物大致可以分成六类：
其一，他们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变革社会而在与敌对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被杀害的，如商鞅、陈涉、晁错。陈涉是反秦英雄，被秦将打败身死；商鞅、晁错都是为了变革政治而得罪既得利益者而被害。
其二，他们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英雄豪杰，他们曾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如齐桓公、赵武灵王、项羽。齐桓公与赵武灵王分别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诸侯霸主，功勋卓著，国家富强，只是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处置失误，双双被围困饿死；项羽灭秦有大功，成为号令天下的霸王，结果在与刘邦的斗争中因缺乏政治谋略而又自身残暴战败身死。
其三，他们是一些曾为统治阶级建立过丰功伟绩，最后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杀害的文臣武将，如白起、蒙恬、韩信、彭越。白起、蒙恬都是秦国的将领，分别协助秦昭王和秦始皇为统一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韩信、彭越都是刘邦的名将，帮着刘邦消灭了项羽，但都因为功劳太大，不被统治者所容，而被强加罪名杀害。
其四，他们是为了某种“道义”，或是为了维护某种“原则”而英勇牺牲，如屈原、侯嬴、王蠋、李同。四位人士都是热爱自己的国家，一心想帮着自己的国家打败入侵者，最终在关键时刻为报效国家、为伸张正气、为激发国人的斗志而自觉选择了牺牲，其中屈原的牺牲影响历史、影响后人的力量尤其不可估量。
其五，他们是为推行自己的学说，坚持自己的理想而终生奋斗、终生坎坷的人物，如孔子、孟轲。两位人士都有自己的理论著述，都有自己的高尚人格，他们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奔走呼号，又都因为曲高和寡、无人理解、无人赏识而困顿终生。他们都是“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是司马迁心目中的“撞了南墙也不死心”的悲剧英雄，与后人出于尊儒而对之崇拜的着眼点有所不同。
其六，其本人功成名就，看起来是胜利者；但从其他角度看，也仍是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的人。如秦始皇由于没有历史经验，不懂得文武并用，故而自己刚死，国家立即陷入崩溃；而刘邦胜利成功，虽然国祚绵延，但他个人也因为矛盾缠身，而临死四顾茫然，悲凉无限。
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在司马迁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涵盖下塑造出来的，所以他们身上无一不闪现着司马迁本人的美学理想。
五 《史记》对我国后代史学
与文学发展的影响
《史记》书影其一，《史记》总结发展了先秦史学的旧有成果，另起炉灶，开创了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自从这种纪传体一出，从此以后两千年的历朝正史便都依仿了这种格局。正如清代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其二，《史记》是我国写人文学的开创者，对我国后代小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小说是随着《史记》、《汉书》的带动而蓬勃兴起，这时的小说与历史相互错杂，许多作品的界限难以划分；唐人小说是《史记》文学成就的真正继承者，其篇章结构、其语言韵味、其写人叙事的方法都与八百年前的《史记》一脉相承；元代以后的短篇文言小说与长篇白话小说都明显地受着《史记》故事题材、《史记》情节结构、《史记》人物精神面貌的传承等影响。其中《三国志演义》对《史记》人物形象、《史记》故事情节的模拟，以及对《史记》写人叙事方法的学习尤其明显突出。
其三，《史记》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史记》之后，中国的历朝“正史”中也还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传记文学”成分，例如《汉书》、《后汉书》、《新五代史》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我国古代文学的领域内，除了大量以“传记”命名的如《五柳先生传》、《方山子传》、《李姬传》、《马伶传》、《大铁椎传》等等之外，还有更加难以统计的诸如《马汧督诔》、《潮州韩文公庙碑》、《柳子厚墓志铭》、《段太尉逸事状》、《左忠毅公逸事》等类名繁多的优秀著作。中国是一个传记文学发展、成熟很早的国家，在世界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欧洲人称《希腊罗马英雄传》的作者普鲁塔克是传记文学之父，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比普鲁塔克要早生192年，《史记》比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早产生近两个世纪。
《史记》像一座山，永远矗立在中华民族和世界的文化之林。
《史记》像一颗不落的星辰，永远照耀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长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