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峡谷诗意：行政交界处的江津文化资源
谭云籍 谭蘅君
连载：重塑精神地标 打造母城文化——寻找江津母城源点，延续群体精神信仰
目录
上篇：外城，江津城市坐标
一、寻找城市颜面：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焦虑
二、江津意象：强大的先天八字
三、神话传说：李铁拐封印江津“阴阳乐”仙家风水
（一）天示奇观：超灵出世七彩迎
（二）拜师学道：丹成云游寻造化（上）
（三）长江首坝：中国哲学第一岛
（四）寻龙查脉：石笋阴阳双龙情
（五）伏龙奇遇：阴阳合乐鸿蒙气（中）
（六）隐藏仙踪：封印江津道藏群
（七）雪藏江津：解印秘笈留石门
（八）神话启示：重构文化新秩序（下）
四、远望江津：六龙朝圣的风水格局
（一）长江：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二）几字与巴字：长江的楷体与篆体
（三）远望江津：三面环抱山水情
五、中观江津：鹤山坪上的历史故事
六、县志与长联：水陆之冲，全蜀要地
七、峡谷诗意：行政交界处的江津文化资源
下篇：内城，城市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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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云：“龙门珞峡开合其流”，指的是长江在江津段的两个重要地方：龙门滩和猫儿峡。
因猫儿峡在珞璜地界，故称“珞峡”。
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宋代诗人范成大、黄庭坚和清代诗人赵熙、张船山等，均留下了诗歌。
作为江津的文化记忆，不妨呈现一下。
这些文脉，应该传承。
江津学校，应该作为校本课程资源或地方课程资源，代代流传。
并且继承中国传统“图说”读脉，将文字与地图与实景结合，还原历史现场。
（一）龙门乃天功，炼药仙山中
据明朝万历《重庆府志》记载，公元698年，陈子昂乘船回射洪，过龙门滩，写下《龙门峡》一诗，于是把江津留在了《全唐诗》。
陈子昂 初唐
龙门非禹凿，诡怪乃天功。
西南出巴峡，不与众山同。
长窦画五里，宛转若嵌空。
伏湍煦前石，瀑水生轮风。
流动无昼夜，喷薄龙门中。
潭河势不测，藻葩垂彩虹。
我行当季月，烟景共春融。
江关勤亦甚，巇萼意无穷。
誓将息机事，炼药此山中。
面对“天功”般的西南“巴峡”，看到“长窦”“伏湍”“瀑水”“潭河”等奇景，陈子昂尘欲俱消，产生“息机事”之感，希望“炼药此山中”，做一个道士。
这与吴均《与朱元思书》（也是初中课本）面对自然有相同的感悟：“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顿生遁世隐居之念。
与龙门此地的神话传说和道家底蕴来说，更是深契天机。
龙门滩，水急浪高，江底石奇，行舟多险，与猫儿峡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江津人可能有一个误区，以为龙门滩、朱家滩、小滩子三道险滩构成了“上川江第一峡水险滩”。
其实真正的险滩“峡首”，不在龙门，而在江津“糯米堆”，即今官溪下游约500米的“温中坝”处。
800多年前（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朝廷水利官（常平使者）“广汉杨公”路过此处，见“大、小糯米堆……高下对峙，江之西来，浩然横流，直指二滩之上，触为涛濑，喧豗震掉，危险可畏。舳舻衔尾而来，一或不戒，则与石相遇，虽有智力不能施设。”
于是“出金捐粟”，并告诫当地官员，捐款作为平滩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戒属邑吏，悉用疏凿）。
江津酒税监（负责收酒税的官）王敦夫大为感动，认为此举必能流传千古，名闻天下，泽被后世，于是写下《糯米堆记》，记载了整治“糯米堆”的原因和经过，并称“蜀江之险莫盛于峡，而是滩之险实居峡首”。
长江上有大三峡和小三峡，而宋代“是滩”“糯米堆”，居然险为“峡首”，这是后世应该知道的，虽在南宋时已除去，但历史却不应该忘记。
至少，我们应该有地方文化记忆，有历史知情权。
后人应该记住宋朝这个春天，这是长江中上游航运史上重要的治滩工程：
公元1185年，菜子花开遍长江两岸，蜂飞蝶舞，柳叶吐翠。正是枯水期，长江水量陡减，大小糯米堆突兀出水，傲然刺天。礁石嶙峋，瘦骨裸露，怪穴鬼号，犹似江中异兽。由杨公出资，在官署和民间的齐心协力下，大家争相效力，筑石成坝，隔离江水，附薪石根，纵火裂石，奋勇除险，很快将礁石凿平，从此江患平息。
宋朝还有一次治滩工程，发生在1051年，是重庆境内的新滩，苏轼、李商隐、陆游等人，都在那里留下了诗篇。
（二）猫儿守门户，雄奇仙踪路
三峡天险，雄伟壮观，自古出名，瞿塘峡雄，巫峡秀，西陵险，成为审美标杆。
但长江上游还有很多比不过三峡，却与之相似的地方，就命名为“小三峡”。
比如巫山小三峡：大宁河下游流经巫山境内的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
比如乐山嘉州小三峡：岷江上的犁头峡、背峨峡、平羌峡。
当年李白写“夜发清溪向三峡”，有人认为就是乐山的小三峡，当然这个方向不对。
甚至还有比小三峡更小的相似处，就命名为“小小三峡”。比如：巫山小小三峡：马渡河上的长滩峡、秦王峡、三撑峡。
但在重庆，最出名的小三峡，却是长江河段上的“巴渝小三峡”，地方志均有记载，其中“首峡”位于江津，是江津的东面门户。
晚清第一词人赵熙路过此峡时，忍不住写了一首诗。
赵熙是蜀中五老七贤之一，少有才名，25岁就以第十七名高中进士，殿试列二等，选翰林院庶吉士；保和殿大考，列一等，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
这个“首峡”就是猫儿峡。
猫儿峡
赵熙 晚清第一词人
乡中往往讳言虎，地是古志毛虫处。兹山嶙嶙唤作猫，奇哉江津此门户。
高逾江面知几里，刀截悬崖无寸土。年深注水作肉色，铜锈瓜皮结钟乳。
自泸州下多小山，惟少岷山天一柱。翩翩小儿穿绿衣，突遇黄斑耸肩股。
大抵论山如论文，第一雄奇次媚妩。以此问猫猫不驯，铜官驿前驾飞橹。
赵熙是晚清进士，诗的意思是说，这里本来应是老虎出没的地方，只是乡人讳言，才改叫猫儿峡。
这是正确的猜想，直到解放初期，江津山区一带，还有将老虎叫着大猫。
诗歌写出猫儿峡的三大特征。
一是高耸：“高逾江面知几里”，弥补了泸州以下，“惟少岷山天一柱”的缺憾。
二是陡峭：“刀截悬崖无寸土”，猫儿峡北岸是壁立千仞、刀劈斧削的金剑山；南岸则是怪石横江，层层堆积，形如“万卷书”山。
三是色异：常年注水，山壁变成腊肉色，许多钟乳悬挂，如生锈的铜铁。
如果以论山标准来讲，此山雄奇，当归一流。
这里，赵熙惊叹“奇哉”的猫儿峡，认为是江津东面“门户”，把猫儿峡的所有权，交给了江津。
猫儿峡与铜锣峡、明月峡并称为重庆长江小三峡，也称“巴渝小三峡”，是三条龙脉跨江形成的峡谷。
猫儿峡的上游，就是九龙坡的铜罐驿，赵熙最后一句的“铜官驿”，应是原来的名称和功用，是官家驿站。
猫儿峡的南岸是江津珞璜，但北岸属大渡口。
《巴县志水道》介绍猫儿峡：“峡在县西。至铜罐驿下游，两山壁立，约束江流曰猫儿峡，古大茅峡也。”
说是古时候有一个叫茅君的人，在峡谷内一个山洞里修练，最后成了仙。
后人就把修练的这个洞称作栖真洞，这条江峡就叫大茅峡。因为茅山道士来源于道教的“茅山宗”一派，借此就知道为什么叫大茅峡，而不叫道士峡。
这里峡谷雄壮，是长江冲破“中梁山”形成的两岸壁立山势。
江津的仙气，一路顺长江水流到了峡谷两端。
（三）眼前有景道不同，诗家灵性赞江津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文化资源的当代争夺问题：因为诗人们可能会写“铜罐驿”或“大渡口”，从写作来说，切入口可能会更小一些。
也可能写作过程，并不象赵熙一样有行政意识。
就象文人写奉节，不必写成夔州一样。
但这并不等于作者的写作对象，不是这一行政区域。
如明朝状元杨慎因“大礼议”案被贬谪云南永昌，其间曾在春天乘舟沿长江而行，题咏一首《铜罐驿》描述途中所见。
铜罐驿
杨慎 明【状元】
金剑山头寒雨歇，
铜罐驿前朝望通。
天转山移回合异，
春添江色浅深同。
诗中的铜罐驿位于现在的九龙坡，老重庆四大古水驿之一，从朝天门出发，行船一日刚好到铜罐驿。
金剑山则在大渡口。
其中“天转山移”，写出了过峡谷的视觉感受。
这首诗从题目看，属于九龙坡。
但大渡口认为，这诗属于他们。
这首诗描述的重心不是铜罐驿，它只是一个观察点，重点是描述大渡口的金剑山，以及峡谷和江色。
同样，乾隆进士、清中叶乾嘉诗坛“性灵三大家之一”的张问陶，作为一代诗宗，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也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1792年顺江而下，过猫儿峡时，也写了一首《猫儿峡》。
但他过峡时并没有行政意识，没有贴上江津的标签。
猫儿峡
张问陶 清朝
石斓文章出，横空半壁蹲。
山容留禹凿，峡意仿夔门。
洞杂精灵守，林荒虎豹尊。
人烟可断续，一犬吠云根。
这首诗很有情味：南岸的“万卷书”山犹如斑斓的“文章出”世，引得北岸峡石上的猫儿“横空半壁蹲”着观赏。刀斧砍削的痕迹，应该是大山刻意留下的大禹“凿痕”；壁立千仞、雄峙大江、高耸入云的峡谷造型，应该是大禹当年模仿“夔门”创作的精品。
将山川形胜，勾勒成山精石情，并融入历史人物与民间传说，不愧是性灵派手法。
至于洞杂有精灵，林荒有虎豹，此句灵性较为平常，无非表达猫儿峡的蛮荒阴森，但读来还是胆战心惊。
最后一句写出峡后，感觉重回人间的生机，也颇耐寻味，特别是狗追着云脚狂叫，那种深山的寂寞，借着狗和云的细节，表达得非常深刻。
虽然张问陶与陈子昂都引用了大禹素材，但想象却各异：陈子昂是惊叹龙门为天功，非大禹“凿功”。
张问陶却偏偏说，猫儿峡就是当年大禹模仿夔门的斧凿之作。
写作，就需要这样的避讳。
否则就会落入“眼前有景道相同”的窘态。
（四）溯源即知前生事，江津最当有自信
不过，我想表达的不是写作，而是一种现象：这首诗你会在大渡口的网站上看到，却在江津的网站上缺失。仿佛大渡口先讲此诗，江津就不能再讲，文化归属权已在大渡口手上。
这是江津文人缺少文化自信的表现。
从历史来讲，那时没有大渡口这个行政名称。长江以下，只有宜宾、泸州、江津、巴县（即重庆），大渡口，只是巴县的一个小地方。
从行政和地理来讲，猫儿峡从入口到出口，都在江津区珞璜镇辖区内，属于珞璜辖区内的3个居委会之一（珞璜街、猫儿峡、铁瓷），而北岸全是高山，以前几无人烟。
所以，历来《重庆府志》和《江津县志》，都把猫儿峡归于江津，作为江津东面门户。
江津作为全蜀要地，中途虽有分分合合，但核心辖区相对比较稳定，还曾两度作为重要治所。
一是在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作为重庆市（彼时叫江州县）的治所，具体位置在僰溪口，也就是顺江口。直到北周武成三年（561年），重置巴县，合计74年。
1951年重庆划属四川省江津专区，专员公署驻江津县，直到1960年改为永川专区。
这段时间，辖江津县、璧山县、巴县、永川县、合川县、铜梁县、荣昌县、江北县、綦江县、大足县等县，1953年巴县、綦江、江北三县划入。
合计9年。
随后江津专区驻地迁往永川，一直到1981年更名为永川地区，这段时间虽然延续了江津专区的名称，但驻地已变。
再说大渡口和铜罐驿。
《巴县图说》说：“邑分三里，曰西城、曰怀石、曰居义”。“西城里”包括了：大渡口的跳蹬场、九龙坡的白市驿、走马场、福寿场、铜罐驿等。
巴县《全图》云：“其广袤东西二百四十五里，南北二百七十里”。现在的巴南区面积1825平方公里，约为原巴县面积二分之一。
巴县被分为七个区：渝中区、北碚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南岸区、巴南区。
清代《巴县志》记载：“大渡口，县西四十里，为智里二甲米口。”这是大渡口见于官方文献之始。
大渡口原名北渡口，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巴县长江北岸马桑溪设义渡，以江宽水缓，过江人众，渡口规模为沿江数十里之首，人称“大渡口”。
从行政来讲，大渡口可谓时光之浅也。
这样一梳理，就知道江津峡口文化资料的归属问题了。
现在的主城九区，多数是原来的老巴县辖区。
其实，我们还找到一个江津建城的理由：从上险滩温中坝到龙门滩，从猫儿峡到明月峡，再也找不到象几江半岛这样风平浪静的福地。
只有在龙门滩到猫儿峡之间，长江突然温柔地在绕了一个大圈，划出长江上最大最优美的一湾半弧，藏风纳水，四围护佑，让它静悄悄地躺在那儿做梦。
（五）李白杜甫过江津，灵感不在服务区
江津这样奇美的地方，应该有诗歌和远方。
公元1177年，四川军政一把手范成大离任，5月29日从成都万里桥出发，6月过江津。
但，范成大竟然睡着了，忘记了停船。
实在是几江段风平浪静，坐小船也象乘大竹筏一样平稳，醒不了。
他后来在诗歌《过江津县睡熟，不暇梢船》中自嗨：“西风扶橹似乘槎，水阔滩沉浪不花。”
一段没有浪花的江湾，该有怎样的神佑？
而赵熙在《将至江津》中，面对“天然水秀与沙明”，就福至心灵地猜想：“一转前山定有城”。
但是，很遗憾：杜甫、李白都到过江津，而且是购买的全程船票，但他们都没有留下半句诗歌。
这件事江津人应该了解一下。
李白过江津时24岁，比杜甫过江津时年轻了30岁，正是充满理想的年龄。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经乐山、宜宾，过江津到重庆，出三峡奔汉江平原，可以说江津127公里的长江水道，李白是全程感知。
这有诗为证：
峨眉山月歌
李白 唐朝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这首诗记载了公元724年秋天，穿一身青衣的李白夜泊清溪口，出发到重庆的行船路线：从乐山市犍为县清溪驿出发，这里可以看见峨眉山，当然还有山峰上挂着的半轮形的月亮。
月亮的影子倒影在清衣江的水流中，很妩媚。
李白眼中，山如蛾眉，月如脸庞，自然是女性形象，比较符合24岁青年人体内的荷尔蒙数量。
夜间就从犍为县清溪驿出发，应该说晚上行船安全度低，况且白天也不堵船，估计是行程上考虑，比较急。
也可能是吹牛，这是李白的专长。
清溪、三峡都是天狭一线，难见月影，初次离乡，自然有思乡之情。
即便到了重庆主城，也还念念于心。
整个行程路线为：犍为县清溪驿——宜宾——泸州——江津——渝州。
李白过境江津，竟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
只有一个理由：从清溪驿到重庆，李白只做一件事：思乡。
所以没有任何景物能变成他笔下的诗句，包括酒都宜宾和泸州。
随便补充，前面“李铁拐封印江津阴阳乐风水”中，邵雍之子邵伯温入川，隐居嘉州，就在清溪镇。
宋时，清溪镇作为犍为县的治所长达360余年。现在清溪镇花园街，就是邵伯温的定居之所，因寓所前有一个花园，所以这条街命名为花园街。
李白一生两次到重庆，只有这一次走得最完整。
而且从清溪驿写完思乡诗之后，一直到忠县，千里之遥全程无诗情，只沉醉于思乡，在重庆主城的两江汇、南岸铜锣峡、长寿黄草峡、涪陵龟龙峡、丰都仙境等等，灵感信号完全丢失。
直到忠县，才被石宝寨和望夫台激活，终于完成灵感充值，满血复活过来。
第二次是暮年，李白作为政治素人误入王权之争受牵连，大唐王室想惩罚一下他的狂性，判其长流夜郎，什么是长流？就是时间超过一万年：无限期。
夜郎对李白来说不算陌生，公元753年李白52岁时，七绝圣手王昌龄被贬龙标县，李白听闻，写下名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其中有一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没想到一语成谶，仅仅5年，李白57岁时，这愿望真的就实现了。
唐代有两个夜郎县，中学语文老师通常不讲图语，所以全国人民长大后，也傻傻地分不清，这也是文化教学为什么提倡传承传统读脉，要求左手拿图，右手执书。
一个是贵州桐梓夜郎县，一个是湖南新晃夜郎县。
其实唐初在贵州石阡一带也设过夜郎县，但跟诗歌无关，就不展开。
历史上以夜郎县为名者颇多，秦朝、汉朝、陈朝、唐朝、宋朝都设置过，《兴义府志》记载一共有八个。
这里谈的是夜郎县，跟夜郎国不一样，莫要混成一谈。
王昌龄贬到龙标县，即怀化黔阳县，现改名叫洪江市，离湖南夜郎县近，并非夜郎，是李白误解，以为他到了夜郎；或者他用僻远的夜郎意象来表达对朋友贬谪生活的同情和抱不平。
李白是直接流放贵州夜郎县，这个名称历唐、五代十国至今天，一直沿用了1360年，更偏僻，也更正宗。
两次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安慰别人跟自己遭罪是两个概念。
李白犯的是十恶之罪，妻子合罪，他是带着妻子流放：拙妻莫邪剑，及此二龙随。
世上还有比这更凄惨的么？
李白一生有三任妻子和一次非法同居：第一任是湖北人许氏，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第二任是山东人鲁氏；第三任是河南人宗氏，唐武后时三次入朝为相的宗楚客的孙女；一次非法同居是浙江绍兴人刘氏。
李白以才华为聘礼高娶，两次都是前宰相孙女，这桃花运好到六亲不认。
好男人真的不用买房，年薪之类也只是对付无才男人的借口。
宗氏是“白富美贵”，精通韵律，拒绝了无数富家子弟，却被43岁的中年油腻男李白以一首《梁园呤》俘获芳心。
当时开封有句民谣：“今人难娶宗氏女，除非神仙下凡来。”
没想到千不嫁万不嫁，千金买壁喜结良缘，竟是如此命运，最后万念俱焚，出家做了道士。
李白悔意万分，他是真对不起宗氏，也对不起自己的爱情。
公元758年2月，他在写给妻弟宗璟的诗《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拙妻莫邪剑，及此二龙随。惭君湍波苦，千里远从之。白帝晓猿断，黄牛过客迟。遥瞻明月峡，西去益相思。”
他终于想起第一次过重庆时的明月峡了。
出川过三峡是顺行，但流放是逆行，心里苦成狗。公元757年12月，他在《上三峡》写道：“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好在他仅仅只走到奉节（白帝城遇赦是宋代曾巩提出，当代有学者论述是重庆主城，仍有争议）就遇天下大赦，诗性又大发，写下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
这道坎终于跨过了。
如果李白没有遇到大赦，或者后世如有的学者（清代黎庶昌、张澍）新论，他的确流放夜郎，那么他从流放地返回江陵，可能会第二次经江津，路线为：贵州桐梓——綦江——江津顺江——重庆——奉节——荆州，全程顺流而下。
江津顺江口将会迎来大唐第一诗仙。
綦江也叫夜郎溪，第一段河流叫松坎河，发源于桐梓县夜郎坝，北流至赶水镇，左纳杨渡河、右纳藻渡河后，始称綦江，然后北上从江津顺江口入长江。
但李白不会来去都走顺江，虽然这条路更便捷。
根据唐律，他流放去夜郎，必须先去黔中郡报到，黔中郡治所在彭水，他要去换籍，所以不会经过江津。
路程只能是：九江——江陵——奉节——涪陵——彭水——换陆路到桐梓。
再说杜甫。
公元765年，高适、严武相继病逝，刚刚过了几年安稳生活的杜甫，已经54岁，这年5月，不得不从成都惶惶乘舟而下。
他居然在嘉州乐山遇到大他一岁的杜姓老哥，于是在乐山酒楼痛饮狂歌，愤笔写下了《狂歌行赠四兄》。
然后洒泪拜别老哥，感慨一番“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重花绕楼”后，没有去登峨眉山，直接一日到了清溪镇。
李白在这里留下的诗，早已响彻大唐。
相同的河山，不相同的是个人心境，还有那轮明月：李白是初秋的“半轮明月”，杜甫却是夏天的一轮圆月。
他没有想起李白，也没有想起另一位大诗人岑参（11月，岑参担任嘉州刺史，他补写了《寄岑嘉州》），却想到了唐高宗时宰相张大安的孙子张之绪，写下《宿青溪驿站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挥笔就是泪，凄楚不已：“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月明游子静，畏虎不得语。”
后来苏轼被狂贬，跟杜甫有了相同感受，就直接改写成：“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随后杜甫乘船到了酒都宜宾，受到戎州（宜宾）行政长官杨市长的热情接待，在东楼上，临江面山，吃贵妃荔枝、喝宜宾春酒、赏文工团小妹妹的时尚舞曲，心情大爽。
杜甫喝下宜宾唐代五粮液“重碧春酒”后诗兴大发，当即作《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一诗，“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成为名句，杨市长也在文字里享受不朽。
当然，他对现场气氛的描述也精彩：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这已经有点少儿不宜了。
酒后任意胡为，歌妓皆“乐”意，这一点好像后来成为宜宾东楼的传统。
公元1098年，黄庭坚也贬谪到了宜宾。以荔枝下酒的时候，也想到了杜甫的东楼乐：谁能同此胜绝味，唯有老杜东楼诗。
范成大回京过宜宾，也是到东楼饮酒：东楼锁江两重客，笔墨当代俱诗鸣。我来但醉春碧酒，星桥脉脉向三更。
既然享受了市长接待，肯定还有一班富商贵人跟着风雅，杜甫很是浪漫了几回，但没有传出绯闻，杜甫不象后来的杜牧，直接为某位小妹妹写诗抬身价。
所以就没有“春风十里叙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之类的香艳传世。
消停一些日子后，顺水到达泸州，依然受粉丝接待，唐代的“泸州老窖”，醇香浓郁，清洌甘爽，让杜甫人生很快达到高潮，泼诗酬谢，写下《泸州纪行》：自昔泸以负盛名，归途邂逅慰老身。江山照眼灵气出，古塞城高紫色生。代有人才探翰墨，我来系缆结诗情。三杯入口心自愧，枯口无字谢主人。
三杯入口品出酒性，说明杜甫是真酒鬼。
不过这次没有写出请宴主人的名字，很不够意思，看来红包没给足。
杜甫是这年九月到达云阳，水路上走了四个月，所以在宜宾、泸州、重庆等地，小住了不少时间。
离开泸州过江津，杜甫却很寂寞。
因为没有江津人为他接风，他慕名已久的江津老白干，没有进入他的灵感。
五粮液和泸州老窖，与江津白酒分属不同类别，白酒烈性，一杯就能点燃杜甫老瘦的生命。
无法猜想当时杜甫失望的心情。
面对江津一湾玉水，他找不出与乱世和颠沛流离相应的诗句，也没有酒楼携醉，文工团助兴，不得不遗憾而去，未曾在江津留下只言片句。
一直走到人烟稀疏的长寿黄草峡，他才终于找到乱世意象，唱出了“谁家别泪湿罗衣”的悲歌。
江津虽然与杜甫失之交臂，但杜甫的十三世孙，南宋进士杜莘老却带着族人从四川眉山青神迁居江津，成为江津名族，所居之地，也一并称为杜市。
这可能是杜甫和他儿子杜宗文当时在船上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们的后人代他们喝了一代又一代的江津老白干。
总算是一种弥补吧。
江津教育文化一直名列重庆前茅，但对杜甫的到来，《县志》无一片言，看来是真的忽视了大唐明星。
不过也能理解，杜甫在唐朝的名声其实还是比较普通，他在唐朝诗坛没有地位，他不仅没有高级粉丝，相反，他还一直做李白的粉丝。
他的光环是唐朝灭亡以后才拥有。
那时印刷术还没有普及，流行寒士手抄。
寒士们抄写杜诗，发现他的诗歌很深奥，与当时流行的高级顺口溜完全不一样，写实性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于是就抄写下来自己读。
到五代十国文坛早已忘记有个诗人叫杜甫，但杜甫的诗还在民间寒士中流传。
到了宋朝，宋太宗赵光义召集文人编写了一部《文苑英华》的书，以振兴宋代文化，人们打开书一看，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叫杜甫，选诗高达246首，与李白一样，并列第二。
排第一位的是白居易。
于是杜甫翻身了！宋朝文人开始全力研究和歌颂杜甫。
一个叫王洙的文人看出商机，编了二十卷《杜工部集》，收集了杜甫1400首诗。
该赚钱的赚钱，但杜甫的诗却较完整地流传下来。
后来宋朝文人达成共识，唐朝诗人前三甲排名为：李白、杜甫、白居易。
宋榜确定后，再没有人出来翻案，后世全部设置为默认模式。
所以，杜甫即使当时有点诗名，也不受诗坛和主流阶层喜欢。
何况，唐朝写诗的人多得数都数不过来，道士、和尚、百工、妓女，三教九流谁都可以呤上几句。
其实，不仅李杜们无缘江津，千年长河，很多响当当的大牌同样无缘江津！
江津不怎么攀附名人是一个深刻的地域文化现象。
韩愈曾说：“蜀雄李杜拔”，自古诗人皆入蜀。
蜀中走出了司马相如、扬雄、李白与苏轼等文坛领袖，也让入川的文人沾了一身巴蜀灵气。
这些文人，很多进川出川都是走乐山——宜宾——泸州——江津——重庆的传统水路，但在江津留下诗篇和足迹者较少。
我们可以随意列出一些过境江津的名人，除李杜外，还有唐朝的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岑参、马祖道一等，宋朝的陆游、苏轼、苏辙、苏洵、魏了翁等，民国的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等。
唐代已经有航道支撑名人们航行于长江之上：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古代部分》记载，唐肃宗时期，已经是“万斛大船风行成都、扬州之间”。
更不论之后，益扬之间，航行往来。
江津是白酒之都，教育大县，文化昌盛，但这些名人居然都没有留下诗句，或者根本就没有上岸。
这说明江津地域文化里有一种可以支撑骨气和傲气的底气，才会对国家级品牌明星不屑一顾，或者不愿攀附。
文化自足，才会有这样的淡泊。
双眼傲骨撑，王侯是白丁。
江津人真的有点拽。
不过，也说明江津人在交际应酬方面较弱，很难出社交大腕。
只会干实事，不会借助社交杠杆，放大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