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
根据《1981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新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显示：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
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着战后经济恢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就是当时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纯真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
关键词：列宁装，中山装，粮票，公共食堂，消灭麻雀，公私合营，全民炼钢，工资改革
发行粮票和“公共食堂”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副食品供应，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从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经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曹杨新村”是无房户的梦中天堂
50年代初期的城镇新建民居，通常称为新村，大多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的住宅模式。
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于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在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标志,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排子房”或“兵营式住房”，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向阳保暖，当时被广泛采用。“排子房”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件较差。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这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
在城市，虽然公共汽车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于是，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的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北京市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但价格不菲，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全民大炼钢铁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燃烧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通讯《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工厂、部队、公社、机关、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没有铁矿石，就砸铁锅子；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毁围墙。连学生也放下书本走近高炉，操持家务的妇女把铁锅、铁铲送作炼钢的原料。
至1958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困难。
工资定级 梅兰芳只拿336元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重要标准。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
此次定级，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都愿意“收名定价”，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评审极为严格，当时全国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有的省只有一个，有的省一个都没有。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