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峰，人民出版社编审，1988年后一度在新加坡、美国、台湾硏究和教学。
友人寄来《读书人在中国》一文，大致谓中国读书人是专制政制的一部分，扼杀思想学术自由，窒息了自己和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云云。有感而发，也谈谈这个题目。分成几小篇，每篇述一主题。本篇讲中国两个大读书人的书及其作用。中国文化基本由这两大读书人塑造
谈读书人在中国，首先要知道的是，读的什么书，书的性质如何？
每种文化都靠文字进至高级的阶段。传说仓颉造字，“天雨血，鬼夜哭”。中国文化夏商一脉相承，但惟殷人有文字，“有册有典”，文化远远高出其他族群和文化中心之上。周是继承损益殷文化的。周初形成了三本大书-------《诗经》《尚书》《周易》，奠定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一体两面”------即宗教，非宗教；即天而人，即人而天的基本性格；与基督教、佛教等“正式”宗教不同。由此，读书人性质和身份亦大不同。
在基督教、佛教等正式宗教所在的地方，古代，读书人主要是教士、僧侣、牧师、主教。精神文化由他们掌控。希腊文化出于奴隶主贵族，中国则诸子出於“王官”，读书人主要是王室和贵族子弟。司马迁说：“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流俗(指贵族)之所轻。”但在西周神权时代，文、史、星历、卜、祝构成的读书人主体，实际享有很高的地位。殷代的大巫掌占卜，往往是殷王本人。
春秋末，孔子由平民私人办学，建立儒学学派，弟子三千，造就出中国第一个称为“士”的读书人群体。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变化。继而有老子道家学派的出现。孔子、老子都是普通读书人，非摩西一祥的上帝传人或佛陀一样的神秘悟道者。孔子自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老子也不过是周之守藏史而已。《诗》《书》《易》《礼》《乐》加《春秋》的古代典籍，经由这两个读书人的诠释，形成《论语》《老子》两本著作，使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上升到自觉的阶段，完成了雅斯贝斯所谓“哲学的突破”，成为轴心文明的大系之一。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基本上即由这两大读书人及其著作所塑造、所奠定，直至今日，有更新而无本质的变化。
老子画像
儒道在政治上的对立互补从政治看，汉初，窦太后、文帝、景帝信奉《老子》。《老子》称为《道德经》，有傅氏传、徐氏传，有《河上公老子章句》等著作。曹参为相，请教黄老学者盖公，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政。司马谈“学道论於黄子”，其《论六家要旨》以“道德”为最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重新阐释了的《论语》及五经思想取得“经学”的最高地位。儒家宣扬的忠孝仁义成为“天之经，地之义。”“天，仁也。察於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既化而生之，又长而成之，凡举皆归之以奉人。”“人”成为中心和目的，高举起了“人为贵”的旗帜。但汉人信奉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史记》描写孔子赞老子为“龙”，极崇拜之情。《礼记·曾子问》等亦记孔子问礼於老子。故《老子》仍有极高地位。至东汉桓帝，“於宫中祠老子、浮屠”，老子更神化为教主。以后孔子被尊为“文宣王”。道教成立，“太上老君”为“三清尊神”之一，老子被认为是他的第十八个化身。但“太上老君”并无新著作，仍是《老子》。
魏晋时，《老子》《庄子》《周易》成为“三玄”。王弼《周易注》《老子注》及向秀、郭象《庄子注》，支配士风。“正始名士”、竹林七贤、陶渊明田园诗，领引时代风骚。名教则在实际生活、在民间、在大士族的家教中居主要地位。至唐代，“佛”“道”盛行，但官方仍颁《五经正义》。武则天信佛。唐明皇注《孝经》，注《老子》，代表唐代中后期儒道佛三教并立，共为社会及政治之指导思想。
宋代以前，读书人不多，“士”并未形成与农工商并列的阶层。宋代才有大变化，真正成为一个阶层, 居四民之首。朱熹《四书集注》的新儒学成为政治的指导思想，直至清末。从此，武人跋扈专权, 战乱不断的局面被从根本上解除。元朝蒙古人的驯化；清代满人的汉化，都与《四书》密切相关。
儒、道可谓互对立互补、轮流坐庄。
“道统”与“政统”
《左传》说：“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使司牧之。”《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故中国文化极重“天子”的教育。师------太子太傅等具有很高的地位。师和君分领“道统”和“政统”。孔子、老子代表“道统”，帝王则代表政统。
五代时，伦常解体，武夫相继当政，五六十年间，谋反、叛逆，弒父弒君与战争、抢掠、屠城，日日发生。但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信奉儒学，行军打仗，请人教《阃外春秋》-----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及存亡治乱、贤愚成败之历史经验。即位后，幸曲阜县，谒孔子祠。既奠，将致拜，左右说：“仲尼，人臣也，无致拜。”郭说：“文宣王，百代帝王师也，得无敬乎！”即拜奠于祠前。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封孔子四十三代孙孔玉仁为曲阜令，颜渊后嗣颜涉授主簿。这概略地表达了“道统”与“政统”的关系。
孔子授业图
曹操：受经学薰陶的儒将《汉书·儒林传》说，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润，支叶蕃滋。”“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汉代开了两次经学会议，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与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皇帝皆亲临裁决。白虎观会议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成为经学和政治之法典，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纲常名教逐渐落实到日常生活，崇尚节操成为士林风尚。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太学生清议显示出巨大的道义力量。曹操已专国柄，仍对之多所畏惧，不敢自登帝位。有人建议他登位，让汉室禅让，他说你这是要让我在火上烤。这“火”一是社会士人舆论；一是他自己受经学薰陶，对汉室尚有感恩之心。
曹操义军勤王，能扫灭群雄，一军独起, 除种种原因, 基本上是由於“挟天子以令诸侯”, 利用了传统经义的巨大道义力量；所据中原, 文脉深厚, 人材济济, 远非袁绍及西蜀、东吴所能比；本人经学涵养与文才盖世, 更无人能及。从其诗歌看，极富《诗》《书》功底，非一般文人所能为。《度关山》：“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概述了一部儒者心中的中国史。《篙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周公为激励，并非完全虚言。曹操可谓投笔从戎之读书人----“儒将”。曹操之能征惯战，谋略超人，中外许多大将可与比肩；但文采裴然，经纶满腹，则非能望其背项矣。
当时，董卓曾以诛宦官扶汉室为名, 带兵到长安，但奸淫掳掠，毁灭文化，种种暴行令人发指。盖董来自西凉甘肃，曾未受到儒学教育。
乱世中孔、老思想的作用
五代五六十年，军队将领拥兵自重，政变不断，很类似公元200年后的罗马帝国，“近卫军”统帅不断立帝；但在这样的时期，中国还是可以看到孔子、老子对政治的巨大作用。
如后周郭威即位，曾下诏书，说：
“朕以眇末之身，托于王公之上，惧德弗类，抚躬靡遑，岂可化未及人而过自奉养，道未方古而不知节量。与其耗费以劳人，曷若俭约而克己。昨者所颁赦令，已述至怀。宫闱服御之所须，悉从减损；珍巧纤奇之厥贡，并使寝停。尚有未该，再宜条举。应天下州府旧贡滋味食馔之物，所宜除减。其两浙进细酒、海味、姜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榄子，镇州高公米、水梨，易、定粟子，河东白社梨、米粉、绿豆粉、玉屑籶子面，永兴御田红粳米、新大麦面，兴平苏粟子，华州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朱柿、熊白，河中树红枣、五味子、轻锡，同州石钅敖饼，晋、绛葡萄、黄消梨，陕府凤栖梨，襄州紫姜、新笋、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阳诸杂果子，许州御李子，郑州新笋、鹅梨，怀州寒食杏仁，申州袭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淮白鱼，如闻此等之物，虽皆出于土产，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劳烦，率皆糜费。加之力役负荷，驰驱道途，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今后并不须进奉。诸州府更有旧例所进食味，其未该者，宜奏取进止。”
临死，嘱将新主：“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时，见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汝不闻汉文帝俭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见在。如每年寒食无事时，即仰量事差人洒扫，如无人去，只遥祭。兼仰于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剑甲，澶州葬通天冠、绛纱袍，东京葬一副平天冠、衮龙服。千万千万，莫忘朕言。”《旧五代史》评郭威：“昔在初潜，未闻多誉，……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
甘作契丹儿皇帝、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的后晋石敬瑭，则信奉老子，为政清静宽大，苏解民困，维持了短暂的社会安定。《旧五代史》评石敬瑭，说：“晋祖潜跃之前沈毅而已。及其为君也，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絁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
盖《论语》《老子》的基本思想是“把人当作人”，人为贵，要求统治者爱民惜物，崇尚节俭。石、郭都是受孔子、老子教育的结果。公元200后的罗马，则很难看到读书人及其崇奉的经典对政治的指导和影响。
今日台湾，李登辉之流媚日亲日，以日本人自居自荣，盖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之毒，不知中华文化《论语》《老子》为何物。台湾《旺报》9月10日文章，题《两岸教师节应先统一》（作者台湾中华琉球研究学会理事长，《远望》杂志总编辑石佳音）指出，过去多年来的台独教改和去中国化、再皇民化，已经成功地使许多台湾民众争相从殖民者角度回忆、美化日据时期，更不惜以战败国国民自居，跟从日本纪念“终战”。如今眼看民进党极可能在明年5月再度执政，将在台湾推动下一波大规模的文化“绿化”工程，巩固并深化文化台独的成果。有鉴于此，两岸中国人须对文化促统具有紧迫感，尽快采取积极措施反制文化台独……自古以来，真正影响中国人国族认同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仁义礼智”四善端，民本思想和天下观。大陆政府和学界必须进行足够反思，摆脱五四以来反儒、反孔思潮，剥除秦以来将儒家“法家化”的影响，正确认识并重新肯定孔子及儒家思想是真正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才有可能跨越党派恩怨、海峡隔阂，重建两岸文化纽带，遏阻台湾继续漂离中国。”
孔、老两位读书人之价值，今天并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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