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02期
科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科举制度，分析梳理科举制度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有助于我们对科举制的起源、演化规律、地位和影响形成更为完整、深入的认识。本文拟从科举制度的文化生成、文化功用的角度挖掘科举制度的文化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科举制度研究的文化定位。
一、科举制度承载了我国的文本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从静态看，文章典籍记录、表现、反映文化，文章典籍是文化之“言”，我们也可把文章典籍通俗地称作文本文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存活了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本文化的传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明显地反映在儒家文化的传延和唐诗兴盛两个方面。具体而言，由于科举制度为媒介，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独领风骚；而我国古典诗歌到科举盛行的唐代登上了发展的高峰。
(一)“八股文”突出强化了儒学的地位与影响由于科举制度的媒介，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而言，科举制度的实行突出强化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文化的传延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孝廉”科的实施是以儒学作为取士标准的开端；至宋代，随着科举的制度化，科举考试的内容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儒家经典著作中；至明代，科举作为一项统一的取士制度已进入成熟化阶段。在这一阶段，考试标准更为刻板严格，而考试内容最显著的变化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八股文”被捧作统一的规范。“明以时文取士。时文或称制艺，或称八股文，或称四书文。制艺言其为制科(科举——原文注)之文，八股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其内容，因为出题取自四书，而又须依经按传，代圣贤立言。乡试三场，首场试四书义、经义，另一场试论、判、诏、诰、章、表，一场试经史策论。三场所重在首场，首场经义或称五经文，作四书文，亦用八股文式。所以论者称明以时文或四书文取士者，乃就其所重者而言，并非谓时文之外不另考其他文字”。自此，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科举制基本成为一种以考察对于儒学了解状况为选择标准的选官制度。
清末废除科举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儒学由此走向衰微。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之所以难逃废除的厄运，也是因为“儒家以培养‘君子，为核心的‘求道’式的反技术主义教育观与西方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观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儒学兴衰与科举革废相互映照，进一步论证了科举制度对与光大我国儒学经典的重要作用。
(二)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兴盛对于唐诗及其繁荣，人们多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归因，认为是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所致。而笔者认为，唐采取科举制度，并以诗赋取士，这才是唐诗得以推广和繁荣的关键所在。
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奠基期，宋以后各代科举皆在唐科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唐代科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进士科的崛起，并成为了士子出身人仕的首要途径。进士科考试在唐代趋向于以诗赋为主，不仅如此，应进士科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投献给当时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求得他们赏识推荐，以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机会，这种习尚称为行卷。而从天宝元年(742年)以后，朝廷还下令举子于考试前将平日所作诗文交纳给主考官，以供核实并知其所长，这种形式叫做纳“省卷”。唐诗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皆为行卷作品。诗赋在唐代进士科的地位如此突出，以至于顾炎武也认定，“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唐代开诗赋取仕之风，大大促进了诗歌的繁荣。通过科举考试，把作诗投入仕之道，这必然促使世人对诗的努力学习和钻研。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诗成了知识分子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这种重诗风气对唐诗的促进是可想而知的。除知识分子之外，科举普遍地吸引中下层社会的人入仕。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生活的磨练，其诗作题目材与生活更加贴切，内容更加丰富，意境更加高远，这正是唐诗千古不朽的魅力所在。唐代大多数诗人都走过科举之路，唐诗百花纷呈的繁荣局面与科举增设诗赋密不可分。
二、科举制度统摄了我国的制度文化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泛指一定社会群体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创造出来的具有独特风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和形态。制度文化指典章制度及维系个体生活与一定文化共同体的人类关系的法则。制度文化又可分为正规的制度文化与非正规的制度文化。社会生活中许多约定俗成的规范、习惯，在严格意义上说，属于非正规的制度文化；正规的制度文化则是指人类在团体中为了满足或适应某种基本需要而建立的有系统、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模式。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等，这些都属于正规的制度文化。纵观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备成型的各种正规制度，我们可以发现，科举制度是持续最为久远、体系最为完备、范形最为稳定的制度，它以强烈的吸引力、极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强大的社会功能对其他诸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文化教育制度，产生了明显的统摄作用。
(一)具有文官选拔考试性质的科举制度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最为直接而深刻以选拔政治人才为特征的科举制度与封建统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代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君主专制主义；二是中央集权制；三是官僚政治。科举制度是上述三大特征的形成的主要原因。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正式创立，打破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并逐渐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其标准完全由中央确定，采用与否完全由中央把持。科举制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按自下而上的先后顺序进行，如唐代科举是先“乡贡”而后“省试”，明清也是先“乡试”而后“会试”，但这些都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科举制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官员的方式。同时，科举制度不仅高度满足了我国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之下，君主能否有效地控制官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科举制度能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久盛不衰，在于它网得天下杰出人才尽入皇帝“彀”中，原本各事其主的英雄都不得不降服于天子的脚下。历史上关于科举制度的利弊存废的论争时有发生，但科举制度却能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驱尽天下人才为中央王朝效命，为皇帝尽忠的有效手段。这样，从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封建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就官僚政治而言，科举制度通过“学而优则仕”使文化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有机结合，提高了官僚阶层的文化构成，维护了封建统治。因此，王亚南认为科举制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同时又导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官员选拔录用标准的混乱与失序，统治者既不能按照旧的标准进行精英录用，又没有重新确立公开、公正、客观的标准。“废科举这项重大的社会工程，也由于操作衔接环节的失误，向政府的效绩索取了高额代价。直至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下达了系列文官考试的批令和咨文，干部选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影响之大。
(二)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抑制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科举制度统领下的社会以“学而优则仕”作为价值取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抑制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
首先，科举制度重视人文的“文官考试”形式不利于经济人才的产生。古代中国的经济形态以小农经济为主，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自在的经济形态，男耕女织，自生自灭。这种经济形态必然限制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经济行为规范的形成。朝廷对小农经济的管理主要集中于赋税的征收及其使用，因而也不会考虑经济管理人才的选拔问题。唐代中期至北宋，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市场规模扩大，手工业、商业呈增长趋势，但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僚集团缺乏对规模日益增大、市场日益复杂的商品经济的管理能力，导致国家权力对唐宋之际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兴经济部门控制能力的薄弱，错过了经济制度化发展的良机。
其次，科举制度催生与强化了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科举制度统领下儒家观念形态中，农业社会里强烈的“义利”之辩的伦理意识将商人的逐利斥为道德低下，“商”常与“刁滑”、“寡廉鲜耻”联系在一起。此外，以“学而优则仕”作为价值取向，“士、农、工、商”，“商”处于四民之末，为官吏和文人所轻视。“商”无疑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经商者自身更是难以确立独立的人格，商人的经济活动往往要依附官府，投靠官僚才有可能得到维持，以至于有许多商人在有了一定财富积累以后，或以钱捐官，或重新捧起书本，苦读圣贤之书，以求步入仕途来改换“门庭”，改变自己商人的身份。王亚南就对此分析道，通过科举制，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本人或其子弟，有可能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再通过科举考试，变为官僚，从而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公式：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演化为政治上的四位一体公式：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僚。这样一来，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极具强韧性，不易解体，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三)“储才以应科目”意味着我国教育制度受科举制度影响至深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有着亲密的联姻关系，教育为“养士”，科举为“取士”，“学而优则仕”，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科举考试便成为教育强有力的指挥棒，对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方法等起着全方位的指导和控制作用。虽然从科举制度发展的历史全程考察，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本着“储才以应科目”的目的出发，科举制度对教育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表现在对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科举制度真正取得发展是在唐代，而恰恰从唐代开始，科举制度开始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与教育也产生非常密切的联系。与科举制的发展相一致，在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相对完备的学校制度。主要受科举制度的制约，唐代的教学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直接影响着教学的内容与方法。如唐代因进士科有时务策考试和《昭明文选》的内容而形成了相应的“策学”和“《文选》学”的课程。此外，教学评价制度也直接与科举制度挂钩。如按照唐代国子监的规定，生徒学习若不能科举及第便是无成，只有及第登科才算学习成功，而对教师的考核标准也是看其培养学生的科举及第率。
其次，科举不仅与正规的学校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与书院教育制度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院教育制度形成于唐，完善于宋，与理学、朱熹的讲学有密切关系。书院作为官学的补充，二者是一种逆向选择的关系，即官学衰而书院兴，官学兴而书院衰，而科举则是这块翘翘板上的一个支点。即读书士子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官学仕进，对书院就不再热心，书院随之而衰；当战祸逢起，国力衰微，官学废驰，书院即应运而起，并承担起养士以应科举之任，其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与科举关系密切。总之，自科举制度确立，围绕着科举考试而组织教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趋势，“从事举业时文的书院，即使在人们不断的批评之中，仍然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历朝历代，概莫能外，论者直指为书院变成了科举的附庸”。
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自守的古国大门之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开始在中国建立。正是科举制度对教育深刻影响的顽固存在，以至于形成了晚清政府发展新式学堂的强大阻力，晚清政府从不得已而实施教育改革，直至最后完全废除了科举制。时至今日，人们仍把极其功利的应试型教育归咎于科举制度，而围绕高考制度改革的种种论争却又不约而同地向科举制度寻求“答案”。
三、文化应成为科举制度研究的应有视阈科举制度不仅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事实上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已相互融汇难以分割。科举制度本身无疑是中华民族长期演进中凝聚起来的制度文化资源，对中国社会诸制度的影响显而易见，它在我国社会制度结构中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对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着调节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科举制度之废除“不仅仅是一个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制度的消失，而是还意味着一种起始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社会形态(等级社会)的终结”。正因为如此，文化应成为科举制度研究的应有视阈。
(一)从文化传统层面深入挖掘科举制度，有助于解决我国长期面临的文化传承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讨论和实践争鸣一直没有脱开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二元论思维模式。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多重文化效应，乃至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与走向。因此，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科举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对于我们突破中国文化研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也不无补益。此外，科举文化主要以制度形态表现出来，并对我国社会诸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借鉴文化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在深入研究制度文化在文化系统中地位与功用的基础上，挖掘科举制度的文化资源，分析科举制度作为制度文化对于我国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影响，对于目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二)从观念与价值层面剖析科举制度。有助于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文化之核心就在于其价值观念的影响。价值观念形态的文化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不可能在短期内经过社会选择而改变，并且它处于隐蔽的、潜在的层面，对人的行为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护统一的广大疆域的国家，科举制度的文化功用不可磨灭。同时，科举作为文化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从而“富有‘持久’、‘内稳’、‘兼容并蓄’的文化特性，以及强劲的延续力、认同力和适应力，即使其原居社会形态已崩溃，亦能为人们所认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融合、转化、甚至异样再生，给个性化的社会成员以心灵或思想上的统摄影响”。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剖析与弘扬科举制在长期实行中在社会中得到强化的价值观念，如注重公平竞争，贤能治国等，对于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科举制度研究的文化视角有助于“科举学”的学科建设
近几年来，科举制度的研究逐步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科举学”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刘海峰教授不仅首创“科举学”，而且在“‘科举学’的世纪回顾”一文中梳理了科举研究的进程，概括了科举研究的热点。他认为在科举研究中，影响较大、讨论较为集中的重要问题为以下几个方面：科举起源之争、科举革废的影响、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八股文的评价问题以及科举制的功过得失。笔者赞同刘海峰教授的观点。目前的科举研究要么偏重于历史考证，沉迷于历史浩瀚的长河之中；要么集中在研究科举制的功过得失上，拘泥于“论从史出”，在科举之“用”上下功夫。显而易见，目前的研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缺乏必要的统合，也影响了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鉴于目前科举研究纷繁复杂的态势，从文化视角研究科举制度，有利于促进“科举学”的学科建设。
不可否认，虽然科举由于其作为历史的存在更是历史学的近亲，当代的科举学也指的是“研究中国及东亚国家历史上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学科或学问”，但是，历史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真实的故事，“史学家强调，应基于对文化的深层情境知识而去利用各种档案文献”。历史研究与文化的联姻以及科举本身的文化特性决定了，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文化定位将赋予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发展的广阔远景。无论是就目前文化研究热的大环境而言，还是就科举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的广博性而言，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文化定位都是必要和可行的。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科举，而且科举文化的研究成果亦将是对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目前学界已出现了“科举文化”之说。何谓科举文化，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尚无定论，但把科举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其本身就包含如下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的事实已被人们所接受；第二，当我们思考科举学的发展与建设问题时，不能忽视科举制度的文化特性，文化应成为科举研究的应有视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