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有个很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韦应物，他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五言十二句的古风，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市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这个衙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呢？
唐朝皇帝也写诗，唐德宗李括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停。唐德宗属于那种勤勉类型的皇帝，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决心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连连用兵，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任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臣叫屈，他说：那按单双号吧，单号上朝，双号休假。于是唐朝高层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腊月二十八放年假，腊月二十九上班，大年三十继续放假，大年初一接着上班，初二又放假，初三又上班……
宋朝
地方公务员腊月二十收工，回家过年
宋代的春节叫元旦，专指正月初一。春节包括忙年、过年、闹年(春)三个时段，元宵也是“年”的一部分。
《水浒传》直接描写春节的场面不多，更钟情于元宵节。宋江在清风镇被刘高拿住，梁山集团攻打大名府，宋江、柴进等人在东京赏灯谋求招安，均发生在元宵夜。
在宋朝，春节放假7天(一般是大年初一前后各3天)，元宵放假7天，加一块儿接近半个月。宋太祖其父腊月初七去世，由此形成惯例，前后共放假3天。宋仁宗其母腊月初十生日，放假3天。旋即，冬至来临，放假7天。随即，天庆节，放假7天。一个多月的春节长假诞生了。
如果你是地方公务员，还有项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公务，回家过年省亲，与老婆娃儿老爸老妈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如果你是首都高级公务员，初一则不得休假，不能请假。先守岁，再打个小盹儿，凌晨就得穿戴整齐，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宫赶，开“正旦大朝会”：百官给皇帝拜年(朝贺)，俗谓“排正仗”。朝会上，常有辽、高丽、西夏、于阗、回纥等地的外交官前来献礼。会后，皇帝赏赐每人一朵帽花，插在官帽上，你举办家宴时得戴着，喝屠苏酒、饮术汤，也得戴着。
除了陪皇帝开会和耍乐子，还得陪吃。年前冬至，皇家要设宴。初一办朝会，要吃正旦宴，规模宏大，允许臣僚带家属。普通的朝会之后，也安排吃喝，由皇宫“埋单”，叫“赐食”。赐食又称“廊餐”或“廊下餐”，宋代廊下餐最出名。《宋会要》记载，廊下餐宴席安排在左、右勤政门北的东、西两廊下，文官坐东廊，武官坐西廊，规矩少不得。
如果你是生活无忧的细民，则没这么辛苦。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封府“通知”允许关扑三天。关扑是商品交易时赌博的一种。举凡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化妆品、衣服鞋子、梳子、帽子、玩具各类百货，甚至酒楼的饭卡酒牌，都可以参加关扑。愿赌服输，你可能花费1万钱，还买不到一个柑橘。
正月期间，开封沿街搭起彩棚。享有自由时间的细民，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一带，可以看灯会，欣赏歌舞百戏，遍地喧哗，声震十里。吞铁剑的、玩木偶的、演杂剧的、说书的、吐五色水儿的、炼丹的、弹琴吹箫的、驯猴的，甚至驯鱼的、驯蝴蝶的、驯蚂蚁的……那叫一个热闹，摩肩接踵，花团锦簇。
看来，锦时素年要写作锦时俗年。春节，热闹，世俗莫过如此。
明清
冬至、元旦、元宵节，一休就休一个月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逐渐削减甚至取消“旬休”制后，全年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等，每年休假只有五十多天。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政府消减假期的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帝王将相考虑到自己在臣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后来在三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因此，新增的寒假可以看做是对丧失常规性假日和节庆假日的一个补偿。
不过到了清朝，公务员的“黄金月”又回来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又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贯通，前后也有约一个月的时间。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古代历代王朝只规定了官员的休假制度，对于其他阶层的群体没有什么规定。因为在中国古代还不可能出现关于阳光普照的休假制度，那时乡村中的农民、街市上的商人等阶层群体只能按照惯例放假。如街市上的商人一般在纪念某一行业或职业神祇的特殊假日放假。这些假日常常会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活动。乡村中农民在春季和秋季都会有一定的假日，还有土地神的节日，就是人们常说的“社日”也会放假。 不过，他们依然没有固定的休假制度，因为他们是不属于国家体制之内的群体，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
民国
春节不放假，发现不在岗，就可能下岗
追溯到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这个人可能就要下岗了。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1912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但是，因为民间习惯使用农历，仍然把农历正月初一当做传统“新年”，所以袁世凯上台以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改称“春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又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
著名作家老舍，曾在北京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时期，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她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他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便迷了双眼。
可见，即使作为一校之长，老舍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力。尽管政府企图用行政手段来制止民间过年，但是老百姓并不买账。于是，民间便出现了“禁令自禁令，过年自过年”的情景。
政府虽大力提倡国历，可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传统的春联。国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农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国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农历。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终于开始允许春节放假了。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农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国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从此，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