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书写的调查结果显示：37%的人经常提笔忘字，甚至很多不难的字都忘了怎么写；22%的人要写字时首先想依靠的是电脑，而不是笔；16%的人觉得除了名字写得还行，其他字基本没法看；13%的人去外面听课或者开会，最怕的就是记笔记。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有两种危机的爆发称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谓亡国之险；一是文化衰微，是谓亡种之虞。而相较于因外族侵略引发的亡国之险，因文化衰微而引发的亡种之虞其实更为堪忧，也更为可怕。
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发的亡国之险爆发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底线与凭依，其危机已然发端。远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到了五四运动，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终于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如能客观地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本身同样需要反思，笔者以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处，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欲求“汉字革命”而致“废灭汉字”的态度。
钱玄同写于1922年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一文交代了这种态度产生的源起。文章说：1894年，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欲求汉字革命的初衷，是认为汉字的书写认记之难影响了国民普及教育的推广。在这种想当然的线性逻辑关系中，汉字只是一种纯粹的书写工具，仿佛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并无什么本质的关联。傅斯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得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
这种过犹不及、失去理性思考的认知随着救亡图存时代的来临，因变革图强之心而变得更为偏激。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里甚至把汉字比喻成结核病菌，他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一大批那个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因为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因素裹挟着种种情绪化的认知，他们所推崇的“废灭汉字”运动曾一度引发了汉字危机。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理性的声音，闻一多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就在《论振兴国学》一文中明确主张：“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这是强调一国之文字与一国之文化有着血脉上的本质关联，甚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凭依与根本所在。
既然要“废灭汉字”，就要找一种文字来替代汉字，1920年代赵元任提出国语罗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还有钱玄同主张的直接借用世界语，其本质都是想用字母文字来取代象形会意的方块汉字。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及，汉字的危机依然存在。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汉字危机再一次爆发。有许多学者提出，汉字不适应计算机录入技术的发展。彼时，应当改革方块汉字为字母文字的呼声又起。但这种观点充其量只是一种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汉字即便只从成熟的甲骨文算起，也已经有了三千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过数十年，如果要讲适应的话，也应该是计算机技术来适应汉字，而非汉字来适应计算机。果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录入如今已经完全不成问题。
当下，汉字正在经历百年来的第四次危机，即由汉字手笔书写向汉字键盘或语音录入的巨变所引发的母语情感的淡化。媒体一般将这种危机轻描淡写地归纳为“提笔忘字”，事实上“提笔忘字”只是现象的例举式描述，远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文化上的危机从来不像亡国之险那样触目惊心，但历经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积累则可能引发亡种之虞。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的消亡莫不伴随着文字的衰微与消亡，前事虽远，亦足为鉴！所以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呼唤并激发国民的汉字书写与母语情怀实在是一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急需价值重塑的历史阶段，信仰的崩溃引发精神的迷乱，道德的被抛弃引发社会底线被屡屡突破，人们的眼前充斥着娱乐与物欲，如果再没有民族文化根本的倡导与宏扬，百年而后，国民丢失的将不仅仅是母语情感，还有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实现“中国梦”的希望。
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乱花已然迷人眼”的重重选秀与娱乐节目中，终于有一档名叫《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节目突围而出，并受到国人的瞩目。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崭新的希望，一种有力的担当。就像它的宣传语所说，这是“书写的文明传递”，这是“民族的未雨绸缪”。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会带来怎样显著的文化效果，但这种努力的方向就足以让人怦然心动。
(作者郦波，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