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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如果进一步以为大唐文明在日本源远流长，甚至以为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这恐怕就近乎无稽之谈了。本文摘自：《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作者：韩毓海，出版：九州出版社。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看待日本问题，我觉得就能比较好地认识到：一，从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基本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二，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首先乃是为了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即对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国内矛盾所决定、促发的；三，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而中日之间的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则不得不未雨绸缪。
一、从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从8世纪起延续近百年的奈良时代，以及持续了400年的平安朝时代，这50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古代史。
长期以来，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模仿照搬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更得出古代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结论--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是有害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空话。例如我们说：日本制度文明起源于以“大化改新”引进大唐制度文明，这说法大致上还算“靠谱”，但是，如果进一步以为大唐文明在日本源远流长，甚至以为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这恐怕就近乎无稽之谈了。
事实是，唐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快便崩溃了。在漫长的古代，统治日本的，乃是特殊的“和尚－外戚－军阀”制度，这种制度是日本的独创。如果说类似，古代日本最多有些类似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和三国时代的情况。若非要强调影响的话，应该说大唐文明在东瀛不过昙花一现，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国隋唐之前的“乱世”，随后，绵延千年的“幕府-大名-武士”联合执政的军事贵族制度，则把日本带入了漫长的“战国时代”，在西方列强的冲击诱导下而实行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则形成了融君主立宪与军国主义合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不过，藤原氏虽相当于汉之霍光与王莽，但却还是有根本之不同：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均非常短暂，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而这便是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制度。
“摄关制度”是日本贵族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日本贵族的新居均设在女方娘家，而拥有数名妻子的贵族男性，一般会选择在地位较高的妻子家中居住生活--用中国民间的说法，这就是典型的“倒插门”制度。如此，婚后所生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一般也由妻子娘家承担，故而可以说，日本贵族婚姻生活的运作，就是以妻子、女方为中心的。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曾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大权独揽，仅他一个人便“摄政”长达52年之久。
“摄关”制度自然导致了寺院与外戚冲突的延续，促使了寺院势力的复活，而日本历史的真正主角--军事贵族集团，正是通过这种冲突，方才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奈良时代结束后，日本的班田制度随之崩溃，土地日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庄园制度代替了均田制度，正是以班田授受为核心的律令土地制度的崩溃，以庄园、公领为核心的新土地制度的兴起，方才导致了武士团制度的产生。武士团以大庄园为舞台发展起来，其职责是以武力守卫庄园。而平安朝后期，外戚与寺院为了巩固自身权力，都力图借助武士团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外戚和寺院势力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摄关”制度被军事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武士团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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