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从抗日战争初期直至解放，都享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时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又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直至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九年多时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因此，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作为陪都的山城重庆也曾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历史印迹。 虽然自己土生土长在重庆，但除学生时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曾多次到“红、渣、白”（即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瞻仰革命烈士外，很多陪都遗址、名居故所却从未听说过，也从未去过。 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一些陪都遗址及名人旧居已被拆除或即将拆除，剩下在背街小巷里的也早已淹没在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之中，所幸已经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而得到有效的保护。 最近，闲来无事，只要天气稍好，便出门走街串巷，到那些背街小巷里去寻觅那即将消失的陪都记忆……（未完待续 更多抗战遗址持续更新中 更多图片敬请浏览：http://blog.sina.com.cn/lyz1003） 澳大利亚公使馆： 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渝中区鹅岭正街176号 鹅岭公园）：1940年抗战时期，澳大利亚在我市鹅岭附近修建了驻重庆公使馆，1946年抗战结束后迁往南京。1958年鹅岭公园建成开放后，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被划入公园范围加以保护。经过70年风雨，这座两层楼的建筑仍然保存完好。（摘自《重庆商报》） 丹麦公使馆： 丹麦公使馆旧址（渝中区鹅岭正街176号 鹅岭公园）：1938年10月建立，馆址在遗爱祠76号。首任公使欧斯浩德于1938年10月8日飞抵重庆，先在嘉陵宾馆办公，后迁遗爱祠馆所。1940年6月14日,新任公使高霖抵重庆接替欧斯浩德。高霖同时兼任驻泰国公使。1941年8月21日，丹麦政府宣布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同时承认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中国与之断交，丹麦使馆关闭。（摘自“国之档案”网站） 土耳其大使馆： 土耳其大使馆旧址（渝中区鹅岭正街176号 鹅岭公园）：1939年12月设于遗爱祠76号。第一任公使席拔希，1939年12月飞抵重庆，12月28日呈递国书。1942年3月20日，新任驻华代办戴伯伦抵渝。1944年4月7日返国。1944年5月，中土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5月30日，土耳其首任大使杜凯飞抵重庆，6月１2日呈递国书。1946年6月大使馆迁南京。 土耳其大使馆与丹麦公使馆同一院落。与澳大利亚大使馆一墙之隔。建于抗战初期。现仅存平房一栋。建筑一字排开，色彩艳丽。四周绿树蓊郁，庭前山石错叠，流水潺潺，雅意横生。（摘自“国之档案”网站） 德国大使馆： 德国大使馆旧址（南岸区黄桷垭文峰段72号 铁路疗养院）：20世纪初，德国势力进入重庆，1904年，德国在重庆开设领事馆，办理四川一省事务。由副领事米雷尔驻重庆处理日常工作，另一副领事卜思常驻成都。
抗战爆发后，德国为敌对国，中国对敌方的外交措施，不外乎拒绝敌方的和平提议，否认敌国武力造成的伪政权。
1937年12月底，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德国政府训令，转达日寇所提出的基本议和条件四项，中国国民政府以敌方所提出的条件苛刻，拒绝考虑。
由于国民政府迁渝。1938年8月14日，德国驻华大使代办飞师尔，秘书康朴，抵达重庆，筹设大使馆馆址。后来，他们在重庆南岸找到了一栋德国医生的别墅，在此基础上改建为德国大使馆。（摘自“360doc”） 美国使馆酒吧： 美国使馆酒吧旧址（南岸区上新街老码头96号）：美国使馆酒吧位于繁华的南岸滨江路，与渝中区隔江相望。该建筑为三楼一底砖木结构西式建筑，建筑面积1040平方米，底楼和一楼条石砌成，二、三楼为砖砌。底楼为地下室，有地道与江边码头相通，方便货物装卸。一、二、三楼房间宽敞，内设有壁炉。据相关资料记载，该房原系英国人蒲领江住房，美孚洋行买后改作酒吧，1938年供美国使馆人员娱乐、喝酒，故称美国使馆酒吧。 美国大使馆武官处： 美国大使馆武官处旧址（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社会主义学院） 美国大使馆武官别墅： 美国大使馆武官别墅旧址（南岸区龙门浩枣子湾50—52号及57—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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