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 [复制链接]

文：王毓瑚    原稿撰于1977年12月，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

中国的农业生产自古以来以种植业为主。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首先对粮食的需要不断加大，因此需要开辟新的农田。从地理形势来说，传统的农业区的东、南两面为海洋所限制；西面是青藏高原，发展种植业的条件比较差，所以北面很自然地成为发展的方向。

这里所说的北面，也包括西北方和东北方。现在的内蒙古地区东北的一部分，以及新疆、特别是北疆一带，本是辽阔的欧亚大陆干草原的一部分，自古就是许多游牧部族先后活动的场所。黄河流域原先也是间杂着一片片森林的草原，那里的原始居民有农民也有牧民。直到春秋时期，还是华、戎杂处的局面。所谓“华”就是种地人，“戎”就是养畜者。只是到后来，可以耕种的土地才大体上开垦了出来。有的牧民，可能是其中的大部分，逐渐接受了农耕文明，定居下来，另一部分显然是一步步向北转移，终于进入了塞北大草原。这是秦统一六国前的大致情况。所谓“塞”，就是战国时期北边各国为了抵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扰而分别修筑、后来由秦始皇连接起来的长城。后来历代修筑的长城，与最初的长城虽然并非同一条线，但走向大体是一致的。这里要指出，长城的基本走向，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们所划定的农作物复种区的北界大致是平行的，而稍稍靠北一些。复种区的北界以北，可以理解为种植区发展的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带。因此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古代修筑长城时，显然也考虑到了发展和巩固耕种业的自然条件。筑起长城，把原来黄河流域的农耕区以及自然条件较差而还比较适于发展种植业的沿边一带圈到里面，靠着长城的保障向北推展耕种区，就会更容易一些。而只有沿着与草原毗邻的地带变成了农耕区，边防才能更有保证。所以在那个时候，长城基本上成为塞北游牧区和塞南农耕区的分界线。


不过必须指出，从自然条件来说，塞北地区并非当然不能种植农作物，只是比起内地来，条件稍差一些而已，这是一。再讲到草原上的牧民，虽说习惯于以乳肉为主食，但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他们仍然需要一定数量的植物性食物，离不开茶叶就是明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卫青出击匈奴，至真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余粟以归”。说明匈奴也积存军粮。《汉书·匈奴传》说得更清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颜师古注曰：“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有黍穄。”可知匈奴是吃谷类，也生产谷类的。当初匈奴和汉帝国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除了军事上的理由以外，匈奴一方显然也有经济上的打算。那时天山以南的许多地方，早已发展了种植业。自此以后，那里一直存在着农耕区。历史上的许多游牧部族常常想争夺那一带，其原因之一，如果不说是主要原因，显然是要取得那里的农产品。游牧人确实是不种庄稼，那是因为他们迁徒无常，而种地是以定居为前提的。久而久之，在他们中间也就养成了厌恶以至鄙视田间劳动的意识。他们只有很简单的畜产品，用这些东西来向邻近的农耕区的居民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其中主要是谷物、用具和衣着之类。他们常常因交换而发生纠葛，甚至掠夺的事件。我国北部的广大农区与大草原为邻，自然是经常免不了这种事件的发生。农区越是富裕，对游牧人的诱引力也就越大。这是长城以内的种地人与草原上的游牧人经常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引起矛盾的主要原因既然是在经济方面，那就得从经济方面求得彻底解决。

    内蒙古草原西部的条件，一般说来是比较差的，可是早期游牧部族侵扰塞南农区的主要进兵路线却正是在这一带。因此秦和西汉政府都曾经在前沿设置屯田，开辟新的耕种区来配合军事行动。政府一再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移民。现在宁夏一带地方，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种植业。那为数几十万的移民因为不是主动迁去的，可能有的不免借机逃回内地，当然移民区各地的情况也不会完全一样的，但总起来说，那些地方的景观必然还是有所改变，沿边一带的耕种区在不同程度上向前推进了。

    特别要提到的是所谓河西走廊。原来内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的草原是接连起来的，汉武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占据了那个长条地带，切断了两个草原上游牧部族的联结。其所以一定要在那里切开，正是因为有祁连山上的雪水可资利用，而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农耕区，才能有效地控制住那一带地方。河西走廊新农耕区，像一个楔子插入广大草原内，它南面有祁连山，北面也筑起了一段长城，作为屏障，才得以一直保持下来。从那时起，西北方有一个内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寻觅生路的场所。一批批的难民在那里定居下来，从而更加速了新农耕区的发展和巩固。单从这一点来说，情形是和东北方面相仿佛的。

总起来说，内地农耕区向北扩展的最早一个时期里，垦农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内地。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家乡无法生活下去，只有跑去外地谋生，迁移基本上是自发的。他们所熟悉的生产劳动主要是种地，所最迫切需要的是粮食，这样，哪里有荒闲的土地，他们也就自然奔向哪里。空旷的大草原当然是他们奔赴的目标，也正如同草原上的游牧人必然要到邻近农耕区的居民那里去解决他们所欠缺的必需品的补充问题一样。


        草原上的游牧人和塞内的种地人既然常常有接触，相互之间也必然逐渐加深了认识，其中包括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方法。西汉后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了汉帝国，居留边界一带，有的进入长城以内，逐渐在各地定居下来。环境改变了，生活方式也得必然跟着发生变化。他们学习内地人，也种起地来。到了东汉时期，同汉帝国为邻的各游牧部族，如东北方的鲜卑人，西北方的羌人和氐人，由于同大农区的接触越来越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耕稼文明，因而也与内地的农民逐渐趋于融合。其中不少人还参加了汉帝国的军队，人约有更多的人进入农区谋生，与内地农民杂居；日子一长，也就一步步向农民转化。这种情况与欧洲古代罗马帝国末期很相仿佛，原因同样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原纷乱，人口大大减少，入塞的游牧人更大量增多。后来的所谓“五胡乱华”，那进入黄河流域活动的所谓“胡人”，其实并不是原始的游牧人，而是多少接受了耕种文明，至少在一个较早时期是如此。在那纷乱的一个多世纪里，黄河流域的种植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那是没有问题的。但原来广大农区的景观墓本上还是没有改变。一则是各胡族政权的统治者大都懂得农耕生产对其政权的重要性，再就是一般游牧人当中很多已经习惯于种植，他们不愿意随便毁坏农田。《宋书·索虏传》记载着前秦苻坚时，朔方塞外赫连氏的卫辰“入塞寄田，春来秋去”。《北史》里讲到这事，谈得更清楚：“卫辰潜通苻坚，……遣使请坚求田地，春去秋来，坚许之。”这是说，塞外的游牧人每年进入塞内种田，秋收后返回塞外。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应该不是个别的。卫辰是西汉时早已内附的南匈奴的后裔，他的儿子赫连勃勃最后建立起夏国，列为“十六国”之一，他们已是近于汉化的胡人，懂得耕种本不足怪。《北史·蠕蠕传》载：蠕蠕首领阿纳瓌“上表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也是一例。蠕蠕也就是柔然，是更北方的游牧部族。鲜卑族的拓拔部统治了黄河流域以后，柔然就南进到草原的南部。统治了塞南广大的农区的鲜卑族，现在又用古来汉族统治者对付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办法，来对付这新来的游牧部族。他们从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也筑起了一段2 000余里的长城，用来抵御柔然。那时北边有名的所谓“六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就是位于这道长城以北，从西到东，连成一个长条。那里的居民当中，有汉化的胡人，也有胡化的汉人，放牧和耕种景观杂然并存，形成一个过渡地带。后来由这一带的人建立起来的北齐王朝也出于同样的考虑修筑过长城。这说明当时北方分界线上双方的矛盾，在实质上并不是什么不同种族之问的冲突，而是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的对立，或者二者之间在景观上面的发展变化的表演。长城虽然还是有保障农区的意义，但已不能说它是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界线了。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一般是倾向于从北往南转移，大约是因为比较暖些的地方，水草更要丰美一些。可是越接近了农区，耕稼文明的影响也就越大。《北史·高车传》里讲到，原在漠北活动的高车部族，降附了拓拔魏，被迁徙到漠南，“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般的趋势。原来难得吃到一些植物性的食品，现在能吃到一些，生理上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满足，这是会提高他们对种植业的兴趣的。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干草原上原始型的游牧生活很不稳定，牲畜传染病和过于强烈的风雪，常常毁坏牧民的大部财产，威胁他们的生存。这也就是游牧人所十分害怕的“黑灾”和“白灾”。强盛一时的部落遭到了这种灾难，会突然变得衰弱无力，即使没有外来的武力压迫，也要向远方逃亡；一般原来说得上是富足的牧民，常常因此一下子陷于贫困不堪。他们都有这个切身的经验，因而对农区居民的比较稳定的生活多少可能会产生羡慕的心情。虽然对习惯于在空旷的原野上随着畜群转移、恣意驰骋的游牧人来说，让他们在固定的一小块土地上整天弯着腰低着头去摆弄庄稼，又要基本上靠吃粮食来过活，这种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变化，确实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苦楚；但用前面所说的那种痛苦经验来衡量，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也是能够勉强接受这种变化的；尤其是与耕农们杂居过一个时期后，他们可能见异思迁，更容易动起改而种地的念头。同时还不应忘记，游牧部族中的广大群众是处于奴隶制度之下，他们如有可能，学会了耕种技术和方法，也是愿意加入封建制度下劳动者的行列，借此可以摆脱奴隶制的剥削，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当然关于这种变化过程明显的记载，在古代文献中是难得找到的；不过从不同时代关于同一地区的历史记载来比较分析，再参考近代农牧交错区里的发展变化情况，推论起来，也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


一般说来，内地的种田人和草原上的游牧人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很自然会互相影响。游牧人对种植业越来越加深理解，学会种地，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主动地接受耕稼文明，在一定条件下也参与草原的开垦，其结果自然是加速了种植业在草原上的发展。


        讲起种植业在草原上的发展来，必然要联想起我国历史上的屯田。屯田是古代封建王朝对抗游牧部族的一种特殊办法。安土重迁而又经营分散的农民社会，对付来去飘忽的草原骑士，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供应前线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选定的战略地点上屯驻军队，凭武装保卫而就地开垦耕种，提供军粮，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秦汉两代的屯田，从军事观点来说是成功的。这里想指出两点。一是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屯田限于西北方面，东北方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至少其规模和意义不能与西北方面相提并论。这主要是因为偏东部分防守的前线就在大农区的边缘，军需供应问题不大，而西北前方距离后方很远。另外一点是，那时西北方面的屯田大都没有扎住根，而是随军事行动的结束或退却而消失了。其主要原因仍然是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有些地方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建立据点，可是当地发展自然种植业的条件很差，要靠人为的办法来维持，这在古代对一个耕稼国家来说是非常吃力的。《宋史·夏国传》记载着北宋政权为了同西夏对抗，在今青海省乐都县北设置了一个“震武军”，而“震武在山峡中，熙秦两路不能饷”。“熙”是“熙河路”，“秦”是“秦凤路”，即今甘肃省的陇西和陇东两部分。有一次双方作战，西夏要想乘胜攻下震武，他们的一个将领叫察哥的说“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就自动退兵了。“病块”的意思是，宋朝保有那个据点，就得支应军需，而维持供应是极其困难的，那个据点对宋朝来说是个包袱。写《宋史》的人说，当时“诸路所筑城砦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果如察哥之言”。“关辅”是关中“三辅”的简称，也就是今陕西省的关中区。那里从唐朝后期开始，由繁荣转向衰落，到北宋时，更由于支应西北方前线长期作战而继续衰落了下去。这就说明，在没有发展种植业的条件的地方建立军事据点，结果会把后方的农耕区也给拖垮的。当然，在那里设置屯田，也是难得维持下去的。我国历史上的屯田，主要是在西北，而西北恰恰发展种植业的自然条件比较差，这就决定了它的效果不佳。唐代前期对付塞外游牧部族在军事上是成功的，当时也在一些地方办过屯田，可是在带动当地的种植业发展上面效果并不显著。以后的几个朝代，虽也还有屯田这个名色，实质上却另是一回事了。


总起来说，我国古代的屯田，从扩展农垦区的角度来评价，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以一时的军事目的为主，而只把开辟农耕区作为配合的手段，那是难得有成效的。耕稼文明的影响的扩展，应该是一种经常的过程，一定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在我国历史上，游牧于塞外草原和居住在内地大农区的部族发生冲突，其反动者是双方的统治阶层。对双方的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来说，却是生活资料生产方面的相互影响和融化。这是自然的发展趋势，而屯田只是人为的因素。

  对内地的大农区来说，来自草原的军事威胁，早先主要是在西北方面，自唐朝后期起，却转到东北方面去了。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形势变化，而这一变化应该说是并非出于偶然。这同种植业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情况有关。

    内地的种田人和草原上的游牧人，在多少个世纪的接触过程中，互相影响，在毗连地带逐渐形成了一个过渡地带。实质上，那是种植业向草原里渗入的结果。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牧区对农区毫无影响，而只是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讲，人口总是不断增加，也就需要逐渐扩大生产活动的基地。要在人口已经密集的农区里开辟广大牧场，事实上是不可想像的。再就牧区来说，单靠游牧这种原始型的生产活动，是养不活很多人的。有效的改变这种状况的前提是创造条件保证草原人口的物质需要，首先是食物的供应。同农区有过长期接触的游牧人，尤其是他们的统治者，首先会考虑到发展种植业的。《北史·突厥传》里记载着“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突厥族是怎样因此而变得强盛的呢?可以想见，部族的首领是不会叫那些难民去放牲口的，他们的牧群用不了那样多的人照看，再说维持这样多人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当然要让他们从事自己熟悉而又为牧民所需要的耕种劳动。对种植业有了一定理解的突厥首领显然懂得，发展一些种植业可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可是种地得有足够的劳力，现在自动逃来的大量内地难民，正好提供了这个条件。他们有意识地利用这一机会，果然强盛起来了。这样讲也并非完全出于想像。《旧唐书·突厥传》里有一段叙述，可以作证。据说突厥的默啜可汗向唐朝皇帝索要谷种和农具，唐朝政府给了他们3 000件农具，种子四万余硕(“硕”即“石”，为石字的大写，与斗字在当时写作“*[豆+斗]”字同)。史官评论这事说，“默啜浸强由此也”。这是游牧人完全由自己有意识地经营种植业，而唐朝的人也了解游牧部族会因此而更强大起来，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突厥的经验，其他游牧部族都是看得见的，他们为了发展自己的力量，自然主动地跟着走，因此在空旷的草原上去发展植物性的食物的生产，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随着时代的推移，种植业一步步渗入草原，景观的转变越来越看得清楚，这就扩大了过渡地带。后来在这过渡地带建立起来的政权组织，不再像是以前匈奴那样的“行国”，而是多少接近于农业社会，具有一定封建性的国家。唐代以后，东北方面契丹族建立起来的辽国，和西北方面党项族的夏国，就都是如此。它们那里既有种植业，又保留着游牧的传统，对内地农业社会的军事威胁不再像过去的纯游牧部族那样只是一时性的侵扰，而是经常性的了，因而威胁也更为严重。它们比起以前的“行国”来，实力更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多了种植业这一物质基础部分。

    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辽和西夏两国来比较，后者对北宋的威胁要小一些。这一点要用两国国内种植业发展的不同程度来解释。那时西北方面比较可观的农耕区只是现在的宁夏地区、河西走廊和天山南路一些地方，西夏只统治了前两个地区，并且以宁夏区为其根据地；而宁夏区是不大的，所以夏国的首领赵元昊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的确反映了养畜业在地方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辽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兴起于大草原的东南角上，那里除了南面与塞内大农区为邻，东面辽河流域各地也早就有了种植业，先后建立起来的高句丽、勿吉(靺鞨)、渤海等国，都有比较固定的边界，虽然也有游牧人活动，毕竟是以定居的农民为主，这就是说都是基本上属于农业社会类型的。契丹族人的经济生活，当然很受耕稼文明的影响。《新五代史》上记载唐朝末年，契丹酋长阿保机在其据点“率汉人耕种，……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再加上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宜于耕种，那里的种植区得到更好的发展，是很自然的。《辽史·食货志》说：“……辽自初年，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后来他们又占了燕云十六州，国家的经济重心更向种植业上面转移。形势的这种变化，自然促进了农耕区在过渡地带的发展。辽国有五个京(即首都)，南京(今北京)和西京(今山西大同)都在塞内，自不必说。东京(今辽宁辽阳)和中京(今河北平泉东北)也在汉代的辽东和辽西两郡境内，早已有了些农耕区的样子。上京临潢府，位于今西拉木伦河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界内，那里的自然条件是宜于种植业的。《辽史·地理志》有“地宜种植”的话，可知当时已有人垦耕。看来辽国的这五个“京”，是摆在五个种植业比较发展的地区之内，这就反映出种植业在辽国控制的过渡地带内的发展情况。这是西夏比不上的。

    发展种植业是需要更多得多的劳动力。契丹原来是游牧人，人数有限，所以建国之初，统治者显然是把发展种植业看做加强实力的重要途径。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他们采取了从外地迁入人口的办法。他们对邻近的耕稼国家用兵，把俘虏来的大批大批的渤海国人、高丽人，特别是汉人，一般是在同一个地方掠来的人安置在一起，就在那里设置州县，而且就用俘虏的故乡的名字作为新设州县的名称。《五代史》里面讲到，在今辽宁省朝阳县境内有一个汉儿城，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居民点。大约当地人习惯于这样来称呼它，所以就沿用下来了。把这些种地人掠来，他们比前代的游牧人有更为明确的用意，那就是分给他们土地，叫他们耕种。古代的征服者常常是尽量动员本国本族的人去打仗，生产方面缺乏人手，用异国异族的人来补充。契丹统治者也是采用这个办法。就这样，辽国境内草原部分的开垦进展的必然很快。当然，那些种地的人当中一定也有契丹族或者其他族人，但主力还应该是汉人。清朝李调元写的《出口程记》里面讲到朝阳县新出土的辽碑，上面刻着寺院的地户，每块地都标明四至，称某方某家地，与内地一个样，证明那里当时已近似内地的农业社会了。西夏的统治者也晓得这个办法。《夏国传》上说，“得汉人……若脆怯无他使者，迁河外耕作，……”河外指的是河西走廊，那里的可垦地比较有限，又远离心脏地区，所以效果不能与辽国相比。

    继契丹族之后兴起的女真族活动区，早已有种植业。其中居住在辽河下游的东边的“熟女真”，熟悉耕稼之事，更不待言。《金史·兵志》里讲到，早期的情况是“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又说“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证明他们与草原上的游牧人不完全相同。建国初年，“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为了此事，金太祖派人前往视察，派去的人带回当地的土壤给他看。这件事情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对种植业是很有认识的。后来他们灭了辽国，自然继承下来了原辽国境内已经开垦出来的农田，并且更加扩展。进入中原以后，内地传统的农业社会以及耕稼文明的影响就更大了，种植业在草原上的发展自然更得到促进。

    还有一个奚族，原来在今内蒙古赤峰县一带游牧，唐朝初年已内附，受农区的影响自然很深。《新五代史》上说他们“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襟，秋熟则来获”，是会种庄稼的。赤峰那一带又是宜于耕种的，必然陆续开辟出来不少农田。奚族后来并入了契丹。女真征服了辽国之后，把奚族人迁往临潢、泰州、咸平一带，即今西拉木仑河和辽河流域，而把一部分女真人安置到奚族人的故地。《金史·食货志》上说，奚族人迁到新地后，“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多安其居”，又记述了女真统治者还问过“女真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获否?”有人回答：“闻皆自耕，岁用亦足。”这都说明，那时的西拉木仑河和西辽河流域各地以及今赤峰县一带种地都是很普遍的，而且是包括了各族的人。大致可以说，在辽、金两个朝代接连统治的三个多世纪里，往北到西拉木仑河和西辽河流域草原上开垦出来的农田显然增多了。

    由一向空荡荡的草原变为居民颇为稠密的农业社会，即使仅仅是基本上的转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过也不能把这种发展情势设想得过分。就拿客观条件比较好的大草原的东南角来说，开辟出来的零散的小耕种区在辽阔的草原上还是与大沙漠中的绿洲差不了许多。北宋中期的王曾曾去过辽国，他所写的《行程录》中就是说“自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厂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拓，……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充有，絮车帐，逐水草射猎，食止糜粥沙糒”。这里描绘的正是农牧过渡地区的情景，游牧景观还很显著，给一个来自内地的人的印象是深刻的。特别是他提到了“所种皆从陇上，盖虞吹沙所壅”，可知当时那一带种地是实行大垄，从而也可推知，从那里更往东直到现在的松辽平原，大约也都一样，原因都是风沙太大。又《三朝北盟会编》里面载有北宋宣和年间许亢宗的《奉使行程录》也讲到，“出榆关以东，山川风物与中原殊异”。描写沿途所经各地都很荒凉，仅仅咸州、同州一带(约为今辽宁省开原、昌图一带)，“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遍，地宜穄黍”。当时金国统治者驻在地是“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棋布，纷揉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基本上还是牧区的景象。

    总起来说，塞北草原，尤其是它的东部，从南北朝以后，开垦出来的土地逐渐增加，流落到那里的内地种田人越来越多，草原上的游牧人也越来越对种植业有了认识，这是一方面。可是在古代推广种植业，首要的条件是要劳动力多。出塞的汉族农民虽说断断续续不算少，但进入了一望无垠的草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尽管有些地方出现了接近于稳定的种植点，但广阔的原野上仍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草原的主人还始终是为数有限的游牧人。东部的情景是这样，再往西去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另一方面。不过无论如何，种植业是向北推展了，古代的长城再也不是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了，塞南、塞北之间的冲突再也不是原始的游牧人与农业社会之问的矛盾了。有趣的是，女真人建立了金国之后，他的北边又兴起了一个蒙古族，为了抵御这个游牧部族，女真人在边界上也筑起了一道长城，史书上称为明昌旧城和明昌新城，他们仿效内地大农区人的做法，这说明他们已至少自居为耕稼文明的保卫者了。辽国的北面边界还不很清楚，金国就大致以阴山山脉和兴安岭为界了。明确边界，这也是农区的一种意识。这条界线以南有了一处处成片的农耕区，在一定程度上竟可以说，金国是作为一个农业社会而面对北方的蒙古游牧人的。当然，新垦区的种植业还是很粗放的。谈到西夏国，贺兰山下的农区之外，现在河套地方也有一些比较稳定，但肯定是很粗放的零星农耕区。它的西北部设置了一个威福府，从地理形势来推测，应该是在居延海的附近。那里也应有一些种植业。这就是说，西夏北面边界上也有一些零散的种植点。这样从西北方天山南路往东，经过河西走廊、贺兰山下、河套、阴山山脉以南，直到东北方的科尔沁草原，大体上形成了一条长达近万里的断断续续的比较粗放的种植带，显示了一派向北推进的趋势。

原始的大草原一直在那里起着变化，在辽、金、西夏政权这一段时期里，变化更加明显了。这应该是向质的变化的阶段过渡。







  一提起蒙古族的统治来，使人容易有一种不利于种植业发展的想像。这个问题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做出具体的解答。


  蒙古族起自漠北，好像是原来对种植业没有什么认识，可是同其他游牧人一样，他们对植物性食物也是有一定需要的。后来他们征服了西域，向南侵略夏国和金国，对耕稼之事的认识必然是一步步有所提高。耶律楚材上元太宗窝阔台《便宜一十八事》，其中一条是“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河西走廊的居民种地自无问题，种地的回鹘人显然指的是天山南路的居民；至于蒙古人种地是在何处，则不得而知。不过这一条却证明了当时蒙古人也有从事种植业的。那个时候，他们已进入黄河流域，与内地人民直接有了接触，尤其是早已学会种地的奚、契丹、女真、唐古特等族人在种植业上面对他们会有一定的影响，有些蒙古人也学着种起地来，那是无足怪的。后来清代的方观承到过蒙古，他写的《从军杂记》中讲到元太祖曾在鄂尔昆河流域垦种过；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里面也记载着土谢图汗部内有元太祖成吉思汗时垦种的痕迹。他们所说的大约是同一个地方，时代是蒙古灭金以前，地点在外蒙古东部，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他们的话必有根据，可能当地有此传说。这可证明蒙古族早就有人从事种植业。


    元初文人王恽的《秋涧集》中的《玉堂嘉话》，载有一个张参议名耀卿的一篇《记行》，作于元定宗三年，也就是蒙古灭金之后14年，作者是从燕京去蒙古旧都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西南)，然后更奔向西南方，再折向东返回燕京。他记述了沿路情况，讲到一个地方，像是今张家口左近，说是“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但再向前进，过一条驴驹河，“夹岸多丛柳，……濒河之民杂以蕃汉，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又讲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圃。时孟秋下旬，糜麦皆槁，问之田者，云，已三霜矣”。《记行》的叙述都是作者亲眼看见的，应该可信。和林川在今蒙古共和国境内，这可证前面所引清朝人的话是不误的。和林川也许就是方观承所说的鄂尔昆河流域。驴驹河，据《记行》的叙述来看，当在内蒙古。河畔的定居农户“杂以蕃汉”，这是塞外牧民参与耕种的真实写照。王恽那部集子里面还有一部分题名为《中堂事记》的，讲到作者由开平府返回大都，途中“取直东南下崖岭，夜半宿山南农家”，有的地方“秋稼已熟，黄云满川”。元代的开平府就是今内蒙古的多伦，据当时人的记述，那里由于地势高寒，确是没有种植业，但从那里往南，看来已经开垦出来不少农田，有些可能就是前代遗留下来的。同时代人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中载有他于至治二年去开平路上所写的诗，有“今年车中饱掀簸，盲风北来雨如注，沙坡马鬣高下迎，土屋鱼鳞先后附，旧家松篁百寻碧，檐卜花前石榴树”这样的句子，所描绘的当然是农民聚居的所在，地点也是在开平以南，这也是一个佐证。以上都是元代人亲身游历的记述，最是可信。据此可知，就是在蒙古族统治了全中国的时候，草原上还是有人在种地，或者说，已经开垦出来的耕地并未消失，而且种地的人当中也有蒙古族人。我们还可以推想，燕山以北，今滦河流域及其以东一些地方，那时开辟新耕种区的活动，大约也同样在悄悄地继续进行着。


    王恽的著作里还讲到过“振武屯田”。振武和丰州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南和林格尔和托克托一带，都属于“塞外”，那里“地广民稀，除营帐牧放百姓耕垦外，其余荒闲地尚多”。这就是说，当地也是有种植业的，只是土地尚未充分利用，所以他建议开置屯田。


    还有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开垦草原，辽金时代见于记载的主要是东南角上一些地方；而上面所举的旅行者所记述的则是更往西了一些。这多少也可说是反映了元朝时候开垦草原的活动有所扩大，问题只是进度比起前代来慢了一些或者照常，好像没有理由说是后退了。


    蒙古族的统治势力退回塞北之后，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常威胁着南面的大农区。明朝除了最初一个时期以外，面对草原一直是一个退却和被动挨打的局势，对长城又加意修建起来，成为事实上的边界，只把传统的农耕区屏障起来；除了“西域”自不必说，从河套往东，直到辽东，所谓过渡地带的绝大部分都被放弃了。原来大草原上开垦出来的耕地几乎全部落到了蒙古族人的手里。那些星罗棋布的小农区或种植点的命运，无从得知。由于长期内军事行动频繁，新的种植点的增加不会是显著的，甚至有些原来的小片农耕区在兵荒马乱中消失了。从后来清朝初年许多的记述来看，后一种可能性还要更大些。明代中期，蒙古族中有一部分占据了鄂尔多斯高原。因为那里接近内地，所以把那里当作了侵略农区的根据地，在那里发展一些种植业。随后俺答极力经营河套和丰州一带，即今呼和浩特附近，实力又大大加强起来。他们在意识上已由游牧向定居的方向转变了。他招收了大批的内地亡命之徒和逃犯，安置在丰州一带，筑室耕田，号为“板升”，汉语是“屋”的意思，表示与游牧人的毡庐有别。耕种区在那一带迅速扩大，与更南一些的振武一带先已发展起来的耕种区连接了起来。种植业在当地确实是扎下了根。当时兴建的土城以及沟渠的遗迹，今天还都依稀可认。现在呼和浩特、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等地，还有许多村庄的名字叫做某某“板申”或者某某“板”，都是来源于当初的“板升”。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从那时起，那里的种植业一直发展了下去，居民们也一代代传下来，所以“板升”这个名称没有消失。


    那时在那一带种地的，大概不会只是汉人。当地的蒙古族人总是要受到一些影响。《明经世文编》中有徐宗溶的《机宜采择疏》，讲到自俺答受封后40余年，他的后人又来请封，“臣问之日，尔家成婚许久，如何今日方来讲封，虏使日：向因秋田未收，今收了，方始得来……”这话像是个田主说的，而那些种田的人应该是蒙古族。


总之，无论是蒙古族统治整个中国时期，还是退回到草原以后，所渭“过渡地带”中的种植业一直是在那里存在或发展着。在古代，耕稼文明在空间上的扩展，有如远程的贸易那样，都是静悄悄地，而又非常坚韧地在那里进行着。开辟新农区垦农也像远征的商人那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气质，不畏险阻，一往无前，即使是在兵荒马乱的时期，偏僻艰苦的地带，也常常出人意料地奔赴他们的目的，百折不回，取得成功。

六、满族统治者禁垦令的失效    

满族人是女真人的后裔，种植业对他们来

说是并不陌生的。在他们早期控制的地区内，对原有的不少汉族人，后来也

照满洲八旗格式编成汉八旗。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活动在一个地广人稀

的地带，耕作方法自然是很粗放的。明朝曾在东北方建筑了一道边墙，大致

走向是从山海关往北到现在辽宁省的开原一带，再折向东南，直到鸭绿江边

。它大体上是把当时种植业比较发展的地区圈到里面，也可以说仍然具有古

代长城的意义。不同的是，边墙主要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设计的，因而也

不能就认作牧区和农区的分界线。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先合并了蒙古，但他们

并不是凭借了草原游牧人的力量征服了内地的大农区的。换言之，明清之际

的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种地人与游牧人相互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因为那个

时候不单是东北一带，就在内蒙古地区种植业也都在继续发展着。    清代

初年，结束了蒙古、汉、满三族人之间的兵争，种植业在草原上有了在和平

环境中发展的有利条件。虽然说我国历史上的边境战争并没有阻碍耕种区向

北推展，但这是仅就总的趋势来说的，而具体的破坏和挫折还是常常遭遇到

的。导致垦农家业毁灭的原因虽有种种，兵灾总应该是主要的一个。清朝建

立之后，所谓“过渡地带”也出现了长时期的和平局面，种植业的发展自然

会加速，这是毫无疑义的。在历史上，辽、金和元朝时期，长城内外虽然也

都是属于同一统冶之下，但情势究竟不尽相同。那时塞南老农区都是在长期

兵乱之后，人口减少很多，要求土地的压力不是很大。尤其是那时的统治者

虽说对种植业有一定的认识，究竟在依赖种植业的思想意识上比不上后来的

清朝的皇帝。再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草原和内地合为一家，历史上游牧人

掠夺农区的做法自然就不能重演，蒙古族人要想取得植物性食物只有两条路

，一是自己种地，一是找汉人来种，也就是招佃。这样的认识也是很自然的

，因此，清朝建立起来之后，实行一种大规模向满蒙移民开垦的政策，可以

说条件已经成熟。此外，清朝的统治者完全继承下来历代的传统，以保卫和

推广耕稼文明作为自己的当然任务，这更加提供了一层保证。满族进关后，

一上来是奖励内地人出关开垦。那是因为满族的人数很少，绝大部分进入了

内地，因而本来就非常空旷的东北地区更加人烟稀少了，往那里大力移民是

完全合适的。显然，涌向关外的汉族农民之多，远远超出了满族统治者的预

料，使他们吃惊，因而很快就转了念头，倒回过来制止汉人向那里迁移。他

们设立了一条有名的“柳条边”。这条“插柳结绳”的象征性的界线，是限

制内地人以及蒙古族人进入满洲的。有人研究过，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的奏

折中有“我朝新插之边”这样的话，可知柳条边是顺治十八年的前几年设立

的，也就是上距下令招垦的顺治八年不过仅仅几年。那一定是在这短短的几

年里，进入东北的汉人，为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弄清楚这个事实很重要，

它足以说明内地饱受压榨的广大贫苦农民是如何渴望得到耕地，而空旷的东

北地区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那是十分自然的。清初政府封禁关

外，是出于统治者保障其发祥地的企望，他们作为聪明的统治者也完全认识

到，利用充足的汉人劳动力去开垦塞外空闲土地的长远利益以及这种移民的

势头之不可阻挡。康熙四十二年，汪灏写的《随銮纪恩》里面讲到康熙十年

以后，政府多方奖励内地人去内蒙古垦荒，以及康熙帝对实行这个政策之后

不久，原来荒凉的口外就已“到处耕桑、无殊内地”的情景颇为满意。清朝

统治者显然是有意把移民的洪流从东北引向内蒙古，可是后来他们又考虑到

，汉族人和蒙古族人相互的关系加深了，对于人数十分有限的满族人的统治

来说是危险的，因此不止一次地又阻止汉人前往蒙古地开垦。特别是从康熙

年问开始的安静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因而内地得不到土

地耕种的农民更多起来。如果说古代内地人民缺少耕地还只是相对的，因为

生产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而到了清代，传统的小农经济制度下的农业生产

效率事实上已接近饱和，贫苦农民缺少地种。因此黄河流域“多余的”劳动

力转向满族地区去谋生的要求空前强烈。乾隆十三年，理藩院就说过康熙以

来户部每年换发的准垦凭证因内地人移入蒙古地者日众，成为有名无实，“

应予停办”。这是不得不承认现实的一例。当然，原先规定的领凭入蒙古的

汉人“冬则遣回”以及不得娶蒙古女为妻等条款，也都早已无人过问了。可

是政府还是在那里大做官样文章，又命令留居蒙古地的汉人和居住在汉户村

落中的蒙古人，其所种的土地要互相交换，意思还是想让两族的种地人尽少

发生联系。不过也还得补充一点，科尔沁三旗与土默特贝子旗杂处已久，难

以分移，只得“逐渐清理”，实际上也就是不了了之。乾隆十四年理藩院又

规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等旗除现存民人外，嗣后毋许再行容

留民人，多垦地亩”。所谓“民人”，指的是汉人。这里只说不许再增多现

有的垦地，因为这里提到的那几个旗，种植业的发展都是比较快的，取缔是

一时取缔不了的。而且事实上不单是现在的垦农驱逐不走，以后还要源源而

至。总之，清朝政府对移民的事是顾虑重重，八面照应，而又不能无视现实

，感到左右为难，所以在具体办法上常常是有反复，执行起来也绝不彻底，

只满足于做些官样文章而已。    大致说来，满人进关后的头一个世纪里，

或者说康熙、雍正期问，出口外的汉族垦农对内蒙古草原的幅员说来还不算

多，谈不上什么影响蒙古族人放牧，所以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例如雍正五年

，大臣们奏请，令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三厅对进入内蒙古的汉人进行清

查，只准在原籍确无犯罪事由者留住垦耕。在那种官僚主义的行政制度下，

这只能是官样文章，说说算了。乾隆皇帝是个好大喜功的，那时清帝国的统

治已经很稳固了，他想摆一摆皇帝的威风，说蒙古族人习于游牧，有如汉人

之依靠种地为生，因此进入蒙古地的汉人，凡是典买了土地的，限期赎还原

主，并且严禁以后开垦荒地。这条法令听起来好像够彻底的，可是它不顾招

致汉人入蒙古的原因，找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是凭了行政命令，当然是不

会有效果的，无非是增添一篇官样文章而已。到了嘉庆年间，流民出边的禁

令事实上已是若有若无，政府方面也不再认真对待。那时又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做“借地养民”，意思是统治者把全国各族的人都一样看待，只因内地人

多地少，不够耕种，所以要把空旷的草原借给内地没有地种的人开辟谋生之

路。这样说法也倒是反映了真实情况，同时也是老老实实承认了现实。从那

以后，政府的态度一直是这样，其实主要关心的是财政上的收入，哪里垦出

来的耕地增加得够多了，也就值得在哪里设置官府，经征赋役了；虽偶尔也

还重申禁垦之令，那更是一纸空文，只借以表示大皇帝关怀游牧人的生计，

对蒙古族人略加安抚而已。    清朝初年种植业之向北推展，比起明朝末年

来明显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的贫农纷纷奔向邻近的空旷的牧区。大

致说来，山东人渡海先到早已成为农耕区的辽东半岛以及辽河的下游，然后

冲出柳条边，奔向松花江流域；关内的人主要是由古北口、张家口以及独石

口、喜峰口等几个长城的关口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山西和陕西的垦

荒者的目的地是归化一带及以北、以西各地，或者是河套地方；陇东的贫农

主要是越过宁夏更向北进；陇西人多半是往青海湖的方向迁移。以上这几股

移民洪流，以最东边的那一股为最大。最宜于开垦的广大东北地区正好与人

口比较最为密集的山东省相当，一衣带水，往来方便，所以移民的进展最为

顺利。肥沃的松辽大平原不久就成为山东人的第二故乡。越过柳条边的山东

移民，主流是从辽河流域趋向松花江流域。康熙二十一年，高士奇随从皇帝

去过东北，在他写的《扈从东巡日录》里讲到船厂(今吉林市)附近就有种庄

稼的。那还是松花江上游。更往东的牡丹江流域的宁古塔(今吉林宁安)，清

初有汉人流放到那里，据说“尚无汉人”，大约土著也很有限，但不久就有

垦农到达，种植业开始扎下了根。从长城东段几个关卡进入蒙古地的内地农

民，先是在种植业早已有了基础的卓索图盟所辖喀刺沁、土默特诸旗找地开

垦，再逐步向北推进。据康熙三十六年余案写的《塞程别记》上说，郭家屯

往北数十里以外就“惟见氈毳，无复村舍篱落矣”。二年之后，汪灏的《随

銮纪恩》里说到桑麻种植至唐山营而止。他是随着康熙皇帝去兴安岭猎狩记

下了沿途所见，也是可信的。郭家屯、唐山营都在滦河的上游，再往北是围

场禁地，西北上的多伦自然条件不利于种植，看来以后再往前进，就都奔向

今赤峰市那一路了。    到了乾隆年间，也就是说过了差不多一个多世纪之

后，昭乌达盟的敖汉、奈曼、翁牛特，以及西拉木伦河北的巴林、阿鲁科尔

沁诸旗都陆续发展起来农耕区，连兴安岭上的克什克腾旗也有垦农到达。大

致可以说，兴安岭以东的内蒙古草原上，零散的小农耕区不断增多或扩大起

来。进入松花江流域的垦农的活动也推进到了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和郭尔罗斯

两旗。《蒙古游牧记》里面提到，雍正十四年，曾令奉天旗人移屯呼兰，设

立官庄，就是说今哈尔滨隔岸呼兰河流域当时也有了种植区了。    以上是

东部的情况。说到西部，原察哈尔部接近长城一带，早就有内地农民到那里

垦地耕种。方观承于雍正十一年写的《从军杂记》里说：“自张家口至山西

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北路军粮，岁取给于此，内

地无挽输之劳。”所谓“窑民”，指的就是汉人。清朝初期在北路用兵时，

他们在这一带经营粮食生产，对发展种植业起过促进作用。再往西去，今呼

和浩特以南，有明朝时候的基础，可是据康熙年间曾到过归化城的张鹏翮说

，那里虽“有城郭土屋屯垦之业，鸡豚麻黍豆面葱韭之物”，但“土沃可耕

，人寡而惰，弃为旷野，间有耕者，……”种植业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

。康熙末年范昭逵写的《从西纪略》也说：“盖归化城南问有山、陕人杂处

，而归化以北更无华民矣。”归化城一带是如此，鄂尔多斯的情况大约不会

更好。再往西数，直到天山南路以及北路，种植业的发展都说不上是显著的

，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那些绿洲式的耕种点。    大致可以说，开垦的活动，

从南向北，在康熙末年已达到了西自归化城一带，往东到滦河上游的郭家屯

、唐山营，再东北直到开原。而到了乾隆年间，这条界线又向北推到了乌兰

察布盟的乌拉山到兴安岭南端，再沿兴安岭的东麓直到嫩江的下游一带，内

蒙古东四盟中的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的大部分都有了不少的耕种区。嘉庆以

后，禁垦的法令几乎已是有名无实，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政府的

权威更加降低，禁令更是无人过问，草原以及东北各地的开垦可以说是全面

开花，耕种区在北面，尤其是东北方面的推展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

了一个事实上几乎是放任自流的阶段了。从此以后，决定开垦进程的，主要

是移民人数以及流动的势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苦农民，越来越感

到生活的压迫，因而奔向草原和东北寻找出路的越来越多，势头越来越猛，

新农田也就加速开辟出来。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停顿过的农耕区向北推

进这一历史过程，终于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有一点必须指出，即使是内蒙古

草原的东部，种植业的发展也只能说是够快的，在大部分地区还远远没有达

到足以改变景观的程度。应该想到，所谓开垦草原，并不是一大片地方完全

开垦出来以后，再继续向前开垦另一大片，而是零零星星的一小片一小片地

开。可以想见，习惯于单干的垦农基本上是人自为战，谈不上什么规划，处

处表现出自发的性质，清初人写的旅行记里都讲到过这种情景。康熙年问随

同中国使臣去尼布楚订约的法国神甫张诚在路上写的日记里说，出古北口，

沿滦河北进，经过山区，“间有一二村舍错落其间”；更向前进，满地是牧

草，“但是人烟稀少”。余寀的《塞程别纪》里记载，那一带沿途所见，也

只是篱落数家或数十家，意思是说，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这点点人家是

太有限了，当然，他们开出的农田也是极不显眼的。直到乾隆时候，从北京

往热河去见皇帝的英国使臣也还说“第三天路上居民逐渐稀少”，“这里的

土地虽然也很肥沃，但耕作的没有中国内地那样精细”。爱尼斯·安德逊的

《英使访华录》里讲得更清楚：“过了长城，四周的景象顿起变化，平坦不

断的各种耕地，富裕的居民，众多的人口和人民的勤劳操作，不再出现，而

只看见沉睡在山谷或高山上的荒野与瘠地。……”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印象，

再来对比以下汪灏所描绘的“古北口以外，……远近悉成皇庄，禾苗漫野，

雨笠烟犁，无非图画”，“沿途黍稷芃芃”，“乡村妇孺，鸡犬桑麻，疑是桃

源”等等情景。可以认为，前者的话比较接近客观现实，而后者可能是有意

讨好皇帝的溢美之词。张鹏翮从俄罗斯回来，“至张家口驻师，始见青山绿

水，禾黍豆粱，不觉眼明”。虽然据他的随员钱良择的《出塞纪略》，口外

“地多垦辟”，“有种麦者”，究竟景象大不相同。范昭逵从草原返回归化

城，途经土默特地区，说“途中已见土屋村落，鸡犬闲闲”，“虽属蒙古而

气象大殊”。可是讲到进入长城以后的情景还是说“一路垂杨新阴，绿云满

地，塞外悲凉境况一苇埽抹”，从另一个陌生地区归来的情感可以说是跃然

纸上。土默特部呈现过渡地带的景观，从他的记述里看得很清楚。这充分说

明，新垦区到底是与内地不可同日而语。人口密度低，决定了耕作和粗放，

也必然给人以悲凉的观感，直到清朝末叶，有人写的《游宁古塔记》里还说

，“出威远堡边门，则吉林界矣。……人烟渐稀，村落辽绝，地则荒熟参半

”。从吉林城去宁古塔途中，“路较前难行，人较前更少，几似晨星寥落．

不胜凄其”。那里的土地肥沃，“惜开辟者甚寥寥也”，依然是人不胜地的

景况。真正的移垦洪流的出现，还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随着移垦人口的

显著增加，新垦区的景观才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只有基本上呈现了以种植

业为主的景观，才能把它看做新的农耕区。北方大草原的开垦，主要是来自

内地的农民干的，但不应忘记，在新垦区种地的也有当地的土著，尤其是蒙

古族人。以及一向生活在兴安岭和黑龙江之间的习于射猎和采集的索伦人、

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据嘉庆年间西清所作的《黑龙江外纪》记载，“近日

渐知树艺，辟地日多”。这也是种植业推展到那一带以后自然发生的影响。

蒙古族中有些人懂得种地，更是多少世代以来的事。到了清代，他们当中学

习种庄稼的越来越多，清代前期许多到达内蒙古草原的人，有过不少关于蒙

古族人种地的记述。他们种起地来，就得定居，住进小土室里，彼此靠近，

逐渐成了村落的样子，往往与汉族垦农杂居，相互的影响自然是越来越大。

《东华录》上记载着康熙三十七年的上谕，说“蒙人习性懒惰，既种五谷，

到处游牧，霜降来临，谷穗弃地，亦不收割，而报凶年，实属不当，……”

这是大皇帝训责臣民的口吻。清代一般说起蒙古族人种地来，如清初的方式

济(《龙沙纪略》)，中叶的阮葵生(《茶余客话》)，和末期的徐宗亮(《黑龙

江述略》)，都是认为他们种的粗糙，说法大致一样，那大约也近于事实。由

游牧人转变成为种地人，总是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的。由于很明显的原因，

他们不会是一下子就完全放弃养畜业，换言之，并不完全依靠种植业来维持

生活，因而不致力于田间作业，那是毫不足怪的。拿内地农民的精耕细作来

衡量，就说他们懒惰，理由是不充足的。此外一般说来，新垦区因为地多人

少，农田的经营总是偏于粗放，就连实行精耕细作的内地的汉人，来到草原

种起地来，也不再像在故乡那样细致了。学习种庄稼还不太久的蒙古族人，

比不上汉族垦农那样熟练，效果也比较差，这也都是免不了的。据康熙年问

经过内蒙古东部的法国神甫张诚观察，“蒙古人所垦的土地也种植得很不错

”，他显然是比着汉族垦农来说的。可以设想，改变了生产方式的蒙古族人

，种植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如果逐渐增大，他们种地的本领必

然会跟着提高的。应当承认，草原上的人并不是天生来只是喜欢和懂得游牧

，永久不会改弦更张，也如同不能断言内地的农民除了种地再也干不了别的

营生。    我国从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局面，这成为中国历史

上一个传统。从物质基础方面来说，这个传统的中心是耕稼文明，在古代历

史上，它可以说是一个稳定因素，多少游牧部族尽管与内地农业社会有冲突

，却都有接近这个农业地区的倾向。这好像是东亚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农

耕区的扩展也算是这条规律的一种反映。    游牧是一种很原始的生产活动

。活动在大草原上的人，过了多少个世代也没有进入一个较高的阶段，这也

有它的理由。活动空间辽阔，而活动的人却相对地极为有限，这就使人容易

只着眼于利用自然而不大用得着去考虑诸如培养和改良牧场之类的问题。事

实上无法对付的自然灾害和疾病限制了人口的自然增殖，也使人口的压力无

从显示出来。其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停滞状态。只有种植业的发展，才冲破这

种终古游牧的局面。    可是今后在草原上发展种植业绝不能再照过去的那

个样子。以往历史上内地农民的移垦完全是自发的性质，他们是简单地把故

乡那种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移植到草原上去。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他们也

只能是这样干。由于我国内地的传统的农业是一种不完全的农业，种植业占

了绝大的比重，而养畜部门却若有若无，成了一种瘸了一条腿的农业。这样

一种发展太不平衡的农业是应该来一番改造的，而不要再继续加以推广。现

在就全国来说，我们有广大的农区，也有广大的牧区，而我们的农业却谈不

上农牧结合，二者是判然划分的，这是应该值得我们来认真研究的一个大问

题。我国现有的大草原，对改造我们的传统农业来说是一个极可宝贵的条件

。如何合理地加以利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庄严课题。过去对待草原，无

论是用来放牧还是用来开垦耕种，都是自发的，从而也都是掠夺式的，滥牧

滥垦，造成了草场退化和水土流失等无法估计的浪费和后遗症。如果说以往

犯下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那么，今后要再盲目的干下去，那就是不可原谅

的犯罪了。历史发展到了一个转变时机，传统的农业需要改造，但这在内地

进行起来，牵掣必然较多，而在新垦区里实现农牧结合，显然是要更容易。

合理地、慎重地处理农牧，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前途的问题，也是当前这一

代人的责任。

好文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