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重庆长期处于日机轰炸的阴影中，而延安白天常常有歌舞等大型活动，却从未被日军轰炸”，这种对比符合史实吗？
…[详细] 延安第一次被日军空袭是在1938年11月，损失极为惨重“日军为何不轰炸延安”，是网络时代讨论抗日问题时，极常见的一种质疑。揆诸史料，其实很容易发现，此种质疑，实际上并不成立。
事实上，自1937年始，延安即着手采取措施，准备应付日军之空袭。据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回忆，该校在“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逐渐向外迁移，搬到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①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上空侦查，延安百姓尚以为是苏联飞机，有的拍手大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②但当局很快从飞机的飞行高度做出判断，认为来的应是敌机。
1938年11月20日上午，曹慕尧等正在开会，听到外面有声响，他们“赶到室外的高坡上瞭望，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落。”③此即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
曹慕尧回忆说，“第一批飞机刚投完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只有步兵作战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投掷在小小的延安城里，顷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④
日机空袭的重点是凤凰山，因为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毛泽东借住的李建堂家石窑遭到轰炸，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被炸，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有一颗炸弹就落在陈云窑洞旁，所幸没有爆炸。延安人推测“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11月21日，日机再次轰炸延安。
延安损失极为惨重。中共初到延安时，“城内有几百座相当漂亮的房屋和院落，近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⑤，此次轰炸后，“昔时的延安便成了一座瓦砾堆的废墟了”⑥。边区政府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急电中说，延安“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百五十九枚，死伤军民一百五十二人，毁房屋三百八十间……”⑦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援助。
从成都到延安开会的张宣，也目睹了11月20日的惨况，他说：“延安经此一炸，部分街道成了瓦砾场，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到山上的窑洞中。城内尚存的房屋，有的拆迁到北部，大部分迁到南郊。”⑧此后，如郑洪轩所说，“敌机又来延安轰炸几次，但由于延安平民均住窑洞，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飞机第二次来只炸伤几人和几匹马。”⑨
当年延安人对未爆之炸弹的处理也很有趣。据李耀宇回忆说，“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做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镬和锄。”⑩染料与炸药的化学成分很相近，故能将炸药当燃料使用。这两种对炸弹的处理方法，同曹慕尧的回忆相一致。
1938年，延安边区学生聚会
此后，日军空袭延安总计17次，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基本停止自此始，至1941年10月为止，日军不断空袭延安。因有准备，延安所受损失不大。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的统计，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损失包括伤亡：伤184人、死214人；毁坏建筑：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一座、房室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牲畜伤亡：197头；毁坏粮食：34.4万斤。
与重庆相比，延安所遭受的空袭打击确实很小。毕竟，一者，重庆是国民政府陪都，人口密集，轰炸重庆能够对中国之军心、民心，造成重大打击。二者，重庆外国使馆及外媒云集，日军之肆意轰炸，适足以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政府旦夕不保”之讯息。相比之下，延安缺乏类似战略目标（八路军总部设在太行山），且人烟稀少，日军确无必要如对重庆那般，对其进行大规模空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华空军被大批调往东南亚。从1942年开始，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逐渐减少，对延安的轰炸也基本停止。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军事观察员E. F. Carlson合影。
注释：①③④曹慕尧：《日机对延安的轰炸》，魏久明主编《烽火忆抗战1945-1995》，人民出版社1995年，P25—P28。②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P175，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⑤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P259。⑥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学术社1946年，P19，转引自自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⑦《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P99。⑧张宣：《日寇轰炸延安亲历记》，《红岩春秋》1995年第5期。⑨郑洪轩：《延河愤——1938年日机轰炸延安历闻》，《党史纵横》1993年第9期。⑩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P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