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中世纪的暴力革命
翟羽佳
20年代，有人向胡适讨教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 胡适回答：“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可是，激进的中国人已经听不进胡适先生的劝告，甚至，把胡适先生看作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当时国民党人邵力子以及共产党人周恩来等人都曾撰文批评胡适的改良主义是“反革命”的政治主张。随着革命风暴的风起云涌，改良主义无疑成了逆潮流而动的螳螂挡车，最终为呼啸的革命洪潮所淹没。
革命与其说是革命家的鼓动造就的，不如说是统治阶级堵塞社会正常程序后的必然发泄。顾准说：“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
“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修正，是忽视政治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洋务运动促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后，必然产生“戊戌变法”这样的政改要求。可是，以慈禧太后保守势力不能理解也不允许触及社会的体制。戊戌变法的失败，标致着政治改革走到了死胡同。政治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变化后新形势，社会矛盾释放渠道堵塞了，社会情绪不能正常排泄，最终导致中国社会靠中世纪暴力革命来解决问题。
革命的理想是美好的，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改良的名声可能近乎保守，可是社会改良对社会的推动远远超过革命。前几年，苦闷的老翟也热终衷于颠覆。可是，天翻地覆之后，岂有完卵？
革命前，知识分子与青年可能是最苦闷的群体；可是，革命之后，知识分子和青年可能是最倒霉的群体。因为要暴力推翻一个专制，必须有比专制更为强大的专制。更大的专制，也只有靠牺牲个人自由才能建立起来。为了革命，一切跟革命不合拍的东西都很难立足。
和革命相比，改良是务实。从长远看，改良也并非保守。和革命的成本相比较，改良的社会成本要比革命要经济得多。在社会变革面前，革命是痛快的，可是痛快之后带给更多的是残酷。
如果经济结构已变，社会发生转型，各种矛盾交织，政治体制不可能不变。若昧于既得利益，致改良太慢或失败，则革命随时可能发生。 以改良避免革命，最终被革命取代，有大清灭亡的教训在；革命成果不加以完善，被下一次革命推倒，有国民党失败的事例在。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训，是一种政治技巧，但不见得是政治智慧。
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革命的结果往往是跟革命者愿望恰恰相反，甚至是良好愿望下的反面。暴力革命最大的后果，就是导致专制全面回归。
青年人听不进改良劝告，可是，一阵闹腾之后，却发现革命后的自由度远远不如革命之前。四十年代末，胡适说：“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轻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
革命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一个阶级以推翻另一个阶级为目的的暴力活动。是残酷地、血腥的革命风暴。30年代，胡适说：“变化急进了，便叫革命；变化渐进，而历史上的持续不呈露中断的现状，便叫做演进。”在经历革命洗礼之后，其实，很多早年参加革命的人，饱受革命之苦后，迷惘、彷徨，并开始反思激进革命这条路径。
革命的急功近利，在于用人功促进一种变化。武力斗争的口子一开，等于任何人都能使用同样的手段破坏社会秩序。既然你拾起革命这一手段，那么也就等于默认别人同样地对待你自己。暴力革命坏的口子一开，短时间内不能收拾已纷乱的局势。在新的、更大的集权集团没有强大之前，社会只能一乱再乱，任何问题也只能靠武力来解决了。
暴力宣泄只能导致更大的暴力。无序之下，今天你是胜利者，明天你就可能成为被镇压的人。因为暴力意味着一切手段的合法，暴力复仇成为正常。在充满变数的社会里，今天你靠武力逞强，明天别人可能用武力让你服气。打败的人积蓄力量，东山再起，今天的幸运者可能就是明天最不幸的群体。武力的结果最后只能靠武力化解。
青年人热衷于革命，中年热衷于改良。等青年人革命热情减退之后，他们又无一不是革命的奴隶。儿子倾向革命以后，梁启超痛苦万分说：“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
革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问题，革命犹如使用鸦片，短暂的兴奋之后，可能养成依赖。暴力解决不了社会根本性的问题，暴力虽然能让社会问题一时缓解之后，必然埋下下一轮革命的种子。
革命看起来改变了社会，其实，革命除了形式改变一下，深层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根本触动，而且更加表面化。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主义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反掉多少？相反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更加毫毛无损，美帝国主义更加强大，而中国封建主义全面回归。
暴力可以加快政权的崩溃，可是，却暴力也导致社会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结局。胡适说：“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理性的社会拒绝革命，不理性的社会拒绝改良。革命与非理性，改良与理性，互为因果。社会理性了或有产阶级比重大了，革命想起来也起不来。可是，社会非理性或无序，社会想不革命也不可能。所以，面对转轨的社会，当代思想者必须有斗争，又合作。斗争是争取早日民主，而合作则是争取推动民主的更好秩序。改良本身就意味着积极的争取。王力雄在《枪杆子已经不能出政权》一文指出：“必须认识到今日中国与以往有了一个根本不同——因为不再有文化框架的支撑和生态底座的承托，中国也就因此丧失了进行造反革命或夺权战争的基础。”
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列举了中国式革命的危害。他把革命分为广义和狭义革命。广义的革命，则是“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狭义革命，也就是暴力革命，武力推翻现政权。他把中国数千年的革命列为狭义的革命，也就是中国人崇尚的暴力革命。
在比较中国暴力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之后，梁启超先生找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
一是，中国历史上只有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西方革命，多是团体革命。革命是有革命团体完成的。而中国则不然，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多是为私人利益的革命。所以，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革命各派尚且可以联合对付政府。一旦到了政府快要完蛋的时候或革命成功后，革命派内部各为自私，也就开始了倾轧。暴力革命的后遗症要经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社会大动荡。
二是，中国革命家多有野心。革命的领袖并不是一些本本分分的劳动人民，而是一些文人墨客、公债投机商、官僚等野心勃勃的天才们。所以梁启超先生说：中国革命，“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是，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只有上层以及下层阶级的革命，却独独没有中等社会革命。西方革命，主要力量在中等社会，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社会秩序很快得到恢复。其暴力革命者，多为盗贼或杀人犯为主力，比如梁山革命。下层革命起来，往往不顾生计。
四是，西方革命很单纯，革命祸害很小，而国人全体受益。而中国之革命则很复杂，革命祸及全国，革命的果实很快为少数人窃取。
五是，西方革命的敌人是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潮落。中国不然，旧政府垮台了，而革命的敌人却更多了。所以，中国革命之后，革命还要争夺革命领导权几十年。革命的后果，是“新鬼烦冤旧鬼哭”，革命对社会的进步破坏显而易见的。每个朝代革命，导致人口锐减，汉末、隋末、唐末的人口仅仅为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西方革命后，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
六是，西方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革命后，剩下的问题，由革命领袖交涉。中国不然，革命胜利后，各路革命军并起，互相残杀。
七曰西方革命是为了更好的排外，而中国革命时代，往往直接导致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中国革命后，往往导致外族或外敌入侵，旧患未除，新患又至。
梁启超在比较之后，指出：今后的中国，是靠革命解决呢？还是靠不革命解决呢？不革命更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革命而反陷中国于不救？不是革命目标不好，而是中国革命传统手段恶劣。传统革命，不革则已，一革大乱。不乱不已，一乱百年。中国革命往往导致秩序大乱，民不聊生，国土难保，外族或外敌人干预。革命前，革命党人还可以联合，可是，革命一有眉目，革命派就心怀二胎，各为其私。所以，倡导“暴力革命”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
在革命不可避免的情形下，梁启超先生告戒革命党人要避免重复中国历史式的革命七大弊端，采用西方革命的方式。如果革命不可避免，中国革命必须摈弃传统革命的传统，应该采取西方革命模式。如果“要革命救中国”，革命者则必须向华盛顿学习，用“最善良之市民”作战士。千万不要把“割断六亲，乃为志士；摧弃五常，乃为伟人；贪黠倾轧，乃为有手段之豪杰；酒色财气，乃为现本色之英雄……”。
十几年过去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把梁启超先生告诫给遗忘干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们开始迷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革命中，领袖不仅不效仿华盛顿民主理念，而且把封建帝王的那一套全搬了出来。革命不仅没有以理性为理念，而是不择手段。革命队伍跟梁山好汉一样，成了藏垢纳污的收容所。
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危机四伏。那时，大家意识到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暴力革命。太平天国后，全国混乱。好在革命被镇压下去，中国又稳定了半个世纪。假若太平天国革命成功，整个中国可能因此倒退几百年。维新失败后，革命似乎成了唯一出路。可是，在推翻了大清后，中国的问题更多，孙中山只好二次革命。可是，二次革命，中华民国时期却是中华民族最混乱的时期。先是外蒙古独立，后是日本人入侵，直接孕育出共产革命。可革命胜利后，社会状态依然如故，甚至比以前更坏。热热闹闹的几十年革命，中国也只有拨乱反一条道路了。可经济刚有起色，而社会矛盾越来越大，革命又一轮回。
革命在推翻一个旧政权后，对旧政权的各方面的积累，我们必须有所承袭。革命犹如搬倒大路上的绊脚石，搬掉旧政府这块绊脚石后，修复原有的大道远比另劈新道更有利行人和车辆。因为暴力革命的理想与事实，往往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理想很美好，实行起来却很残酷。因为社会的规律远比人们想象要复杂得多，发展的道路也远比革命家们讲得那样浪漫。诗情话意虽然美丽，但是社会终归是现实。理想社会可以争取，但是暴力手段却争取不来。
革命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为不革命，就不能吐故纳新。革命的目标要远大，但是革命的手段必须谨慎。在中国饱受革命之苦之后，极端的、传统式的、不顾一切或砸烂一切的中国革命必须废除。因为中国旧式革命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不如对社会破坏得大。
维持现状，国家必乱无疑。可是，在问题成堆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只怕是跟中国20世纪的革命一样，乱得更快。当今社会，我们唯一出路就是和平演变现有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