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底层史：流氓世家》作者：完颜绍元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清朝中期，北京有个剪绺贼住“贯城李镖局”隔壁。此人以两枚磨利半侧的铜钱为作案工具，平时将钱骈夹在两指间，垂手游逛闹市，割人衣囊探取钱物，就像摸自家口袋一般便当。某日，有人请镖局护送一批货去南方，适逢局里的镖师全出差了，剪绺贼便自告奋勇替走一回。临行前，掌柜叮嘱说：“你虽无武艺，但劫盗见我贯城李的镖旗，谅亦不敢劫镖。不过，他们倘托词交友，请你喝酒，你万万不可答应！”
未出掌柜所料，等候在南下道中的劫匪看见贯城李镖旗后，没敢轻举妄动。但看见护镖师是个生面孔，又觉疑惑，遂以结交为借口，邀他同饮，想试出对方武艺深浅来再作计较。剪绺贼忘了掌柜的警告，当真随他们喝酒去了。
酒至半酣，强盗们亮出了黄鼠狼给鸡拜年的真意，道是您既然替李家走镖，一定身怀绝技，请露两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剪绺贼这才看出他们不怀好意，便以敬酒为名，起身巡行一圈。待其回座再饮数杯后，强盗们又请他“献技”，语气已近逼迫。剪绺贼淡然道：“各位摸摸脑后。”众盗不解其意，都反手一摸，不得了！各人脑后的辫子全不见了，连何时被剪去的也不知道。剪绺贼嘿嘿冷笑，把他们的辫子从袖管里一条条掏出来搁在桌上，拱成一堆。群盗大惊，一起拜伏请罪，恭恭敬敬地把他和货队送走了。
偷儿以身手敏捷的剪绺术慑服群盗，这可正应了一句老话，“强盗碰上了贼爷爷”。认真讲求起来，“贼”也委实不枉担这“爷爷”的尊号——各种类型的古代流氓犯罪行为中，论“技术”精良，的确以偷儿窃技为第一等。仔细推敲，似有三条原因值得重视：
一是讲究传道受艺。从史料记载看，凡手段高明的偷儿在入此道时，都拜富有经验和绝技的惯贼为师傅。如清代安徽巨偷吕二，以钻穴、逾墙、剪绺、探匙等窃术分类授徒，“其避光匿影、绝声灭迹之法，暇目辄为其徒口讲指画”(徐珂《清稗类钞》)，促成作案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讲究结伙行动和角色分工。如踏勘地形的叫“踩点子”，行窃时放哨的叫“巡风”，替主窃者打掩护的叫“护托”，得手后传递赃物的叫“过托”。俗谓“捉贼捉赃”，所以一般偷儿团伙又都有专门窝赃的“窝家”，这种角色从不参与作案，很难被人怀疑上。
三是讲究诡计取胜。即便是结伙作案，也以各显神通弥补主窃者之不足为特长，不比有些流氓类型专恃人多势众，强夺硬劫。试举数例古代偷儿常用的伎俩：
一叶障目，即障眼法。如贼扮顾客去缎庄，以选料裁衣为托，让伙计把货架上的绸缎卷子一件件搬到柜台上看货，等绸卷堆起多了，他猛地抖开一匹；左手扯出几尺面料往身上一盖请伙计品评，右手就在此遮蔽下把柜上的绸卷塞进自己袍襟内。待从容离开时，店伙因柜上杂乱，往往对失窃毫无察觉。
对卖调包，即以相似的物件偷换行窃。明清时，常有偷儿以此术往银楼中窃取贵重首饰，全仗手法敏捷。
声东击西，如《随隐漫录》举南宋时临安偷儿窃术：受害者挤在人群中看人摆场子卖药，但两手始终护持缠在腰间的大钱包不放。偷儿搭档来了，护托的捡根树枝对其脖上一戳，就在他伸手抓痒的一瞬间，钱包被主窃者解开拿走了。
调虎离山，如前述惯偷吕二，听说邑中富豪娶亲，妆奁极丰，即率徒弟杂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混进喜堂。过一会儿，一个徒弟手提事先备好的包袱往外疾行，一个徒弟高喊捉贼。趁着众人赶紧去追的当儿，吕二立将堂上陈设的贵重物品席卷一空。等众人追上那当托儿的同伙，检视包袱情知误会后再回转时，吕二早已连人带赃跑得无影无踪了。
拍花闷香，此乃不断袭用之老谱。“拍花”即小偷在深巷内等候受害者走近，突以洒有迷药的绢帕捂住对方口鼻，使之昏迷后，尽窃随身财物而去。“闷香”即夜携具有麻醉效用的闷香进入人家点燃，使合室人昏迷后，席卷而遁。这类药物配方，大都由师门传授。
西晋太康二年(281)，一个风高月晦的晚上，坐落在河南汲郡(今汲县)荒郊野外的一处战国时代的陵墓被人掘开个豁口。躺在棺椁内的腐尸是500年前南面称孤的魏襄王，掘墓者是当地的一个偷儿，名叫不准。
不准像只田鼠似的，从自己凿通的豁道里钻进了魏王墓。墓穴内漆黑一团，他伸出双手四下摸索，抓到了一把竹片，即将竹片点燃照明。火光闪闪中，贪婪的偷儿瞪大贼眼，竭力搜索并攫取墓中每一件值钱的物品，然后满载离去。天色将晓时，有早起的乡农远远看见古坟中余烬闪烁，忙跑去报官。及官中派人来查看时，现场除却暴陈烂棺的腐尸外，只剩下一枚长约二尺五寸的铜剑和塞满陵室的竹片了，因为曾被偷儿点燃当照明物，不少已成灰烬。
竹片上用黑漆书写着蝌蚪文，这就是纸张发明前古人用来记事作文的“竹书”。竹书装了几十车，全被送到京师洛阳，经著名学者束皙等人考订整理，一共编定出古书16种75篇，其中包括至今被史家视作珍籍的《竹书纪年》。最让人痛惜的是，由于偷儿的肆意践踏并燃简照明，有七篇竹书因残损严重，再也没法辨识原貌了。
西晋政府下令严缉暴殄文物珍籍的罪犯，方幸得手的窃贼很快便落入法网。到唐人纂修《晋书》时，便根据官方存档，赫然写上了“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一个小小的盗墓毛贼居然名垂青史，这在官修正史上是个异数，恐怕连不准本人也没想到过。
盗墓这种勾当，是中国古代最普及的偷窃行为。春秋时，孔子去参加鲁国摄政季平子的丧礼，见其亲属正要将国君佩带的玉器放入他的棺椁中陪葬，连忙上前阻止说：“放如此贵重的宝玉陪葬，岂不是要让死者暴露尸骸于荒原？”贵为摄政王者尚未入土，孔子已经先担忧起陵墓被人发掘的可能性，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盗墓风气已十分猖獗了。
墓穴乃死人葬所，这等阴森可怖之地而引人入胜，关键在于自西周以来逐渐扬厉的厚葬习俗。富贵人家的墓葬，棺椁必重，陪葬必厚，珠玉货宝，衣被珍玩，以及死者生前使用的名贵器用等，大量地随其入土。于是许多以偷盗为生的窃贼，竞相把攫取目标由活人转向死人，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作案时风险小并容易遮盖犯罪形迹，从而减少了遭捕被究的机会。《吕氏春秋》点明这批盗墓贼的社会渣滓身份：都是些不顾从法令、不听从父兄教诲的子弟。凡用釜吃安分饭的乡邻们都要群起驱逐他们。他们畏惧耕田砍柴的辛劳，又贪求美衣侈食的享受，小聪明便耍在干坏事上，遂结成掘冢盗墓的团伙，日夜凿道钻穴，偷窃瓜分坟内的葬物。据《汉书·地理志》载，彼时赵国、中山国等地方，盗墓几乎泛滥成灾。再看杂书上有关历代流氓犯罪的史料，差不多都有这类勾当的记录。如汉初时黑社会的巨枭郭解手下，就有一大帮专以盗掘坟墓为能事的喽。
古代窃贼盗墓的方式，大致依发掘对象规模的大小，分作两类。倘是颇具规模的陵墓，通常是团伙作案。他们或者是于陵墓附近盖房，然后在房内挖掘通往墓穴的地道，利在“施工”从容而不露形迹，或者是聚群力连夜剖掘，利在“速决”。倘是一般坟丘，或虽具规模但防盗措施简易者，通常是两三个人乃至单体作案，多为估准棺位，掘个洞钻进去。为遮掩形迹，洞口愈小愈好，不少盗墓贼都特为练就了在仅可容身的通道内仰进俯出的本事，有人甚至能俯卧尸上，在没法转身的极窄空间里，将死者衣裳一件件反穿在自己身上。“专业”的掘冢贼多使用一种专为盗墓用的“洛阳铲”，也称“探铲”。铲头为半筒形，既可装柄，亦可系以长绳，下探至数十米处，再根据铲头带上的土质判知地下堆积情况。这玩意如今已成为考古勘查的常用工具，倒是古代窃贼始料未及的。
封建王朝历禁盗墓，如唐代刑律规定：掘冢者流配，开棺者处绞刑。但法网再密，怎抵罪犯之欲潮汹涌呢？
赵广汉是西汉昭宣时期的大臣，曾因代理京师长官整肃社会治安获得舆论称赞，并被实授京兆尹。《汉书·赵广汉传》里，收有不少他同犯罪团伙斗争的事迹，其中有两例是专讲绑票的。一是某日，长安恶少数人，在僻冷穷巷的一间空房子内聚会，计划劫持某人，向其家属勒索。商议未定，赵广汉派出的缇骑已将他们包围。经逮捕审讯，皆供认犯罪预谋不讳。一是长安有个富人苏回，靠捐输财物，在皇家羽林军里得一郎官职务。两个不法分子觊觎他家产，遂将他绑架。移时，赵广汉亲自率人赶到苏回被羁押所在，自己站在庭院里，派长安丞龚奢去叩屋门，同绑匪谈判。龚奢遵照赵的嘱咐，温言善语道：“京兆尹赵广汉多谢两位，千万别杀人质，他是皇上的宿卫官员啊！你们若释放人质，束手伏罪，京兆尹保证善待二位。如果有幸遇上大赦，还可解脱罪名，赦免回家。”两个人没想到官府追捕如此神速，都吃惊不已，决定接受龚奢的劝告，开门自首，向赵广汉叩头认罪。赵广汉见苏回安然无恙，也高兴得跪下来向两个罪犯道谢：“郎官还活着，赵广汉感谢你们的厚爱。”
《汉书》作者述此两事的本意，是想说明赵广汉“发奸伏”的能力。但读者亦可从中感受到即便在这位长官的治理下，京师的绑票犯罪活动依然十分猖獗。作案者在勒索不成或遭官司缉捕的情况下，随时有杀害人质的可能，使官府常常处在被动地位。要不然，何以堂堂京兆尹还得派人向罪犯求情，乃至跪下来相谢呢？
到了东汉时，京都洛阳的流氓劫人质勒财物的活动，比西汉益甚。《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的儿子才十岁，在家门口玩耍，被三个恶棍劫走，关在某处楼上，通知桥玄拿出钱来赎人。桥玄不肯。这时，司隶校尉率领河南尹、洛阳令等赶来了，恐怕绑贼撕票，不敢强行捉拿。桥玄高喊道：“奸人无法无天，我身为大臣，岂能为保一小儿之命，让恶棍逃脱！”促令强攻，结果其儿子被绑贼杀害。事后，桥玄专门请政府下了道命令，“凡是再遇有绑票的，一律不许受害者家属用钱财去赎票，必与绑票者一并杀之，以绝奸路。”用管住受害者家属的办法来消极应付绑贼勒索，甚至不惜牺牲人质，略见东汉政府对于城市流氓绑票活动的无奈。
唐宋以还，城市流氓的绑票对象益加向富家小儿集中，一则作案方便，二则油水肥腴，三则勒索成功后，因小儿无知，不易暴露行藏。《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便是根据原载于宋人岳珂所著《史》里的史实改编，谓北宋神宗时，某年元宵之夜，大臣王韶的五岁小儿南陔由仆人驮在背上，去东京闹市区观看灯景。乍出府门，即被绑贼盯上，跟踪到人多拥挤处，觑准仆人抬头看灯且松手伸个懒腰的一瞬间，便把南陔驮到了自己背上，迅速遁去，而小孩因胯下依旧有人驮着，竟于不知不觉中已被人拐走。这等手法，比之《水浒传》里雷横和李逵搭档掳走沧州知府的小衙内，显然高明多了。
明清时代的流氓绑赎小儿风尤甚。郑仲夔著《耳新》，辟有专节介绍潮州和惠州的“勒赎”：作案团伙专以富豪家子弟为人质，一上手就用布条将眼睛蒙住，七拐八弯，带至深藏在闾巷的巢穴里，然后在人多热闹的地方张贴告示，暗示被绑人家属用现金赎取。一旦家属照其所示方式与之联系上后，必尽情敲诈，餍其所欲后再放回。如果家属不能满足对方条件甚或告官查捕，他们便以残害被绑人的肉体相威胁。
清代时的北京，还有一些既想勒索钱财，又怕承担绑匪罪名的无赖辈，想出新的花样：在市街上拐得小儿后，贴出告白，略言某日在某处收容迷失儿童，盼家长前来认领。及家长来认领时，照样勒索寻笔“谢金”，这似乎更近于流氓的本色。
《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回“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据专家考证，系根据发生在南宋时代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其故事原型为，有个姓李的客商，在杭州发了横财，来京都临安走门子花钱买官衔，下榻在一家旅店里。旅店对门有个宅院，门首垂着帘子，常有位少妇站在帘后看街上热闹。隔帘花影，娇声莺转，引得这个寂寞的暴发户想入非非。
有一天，李某正站在旅店门口偷窥对门，有个卖黄柑的小贩经过。他既想吃黄柑，又舍不得掏钱买，便建议和小贩以“关扑”(关扑，一种博戏。参见本书第八章中“钱·押宝·掷骰子”一节)方式做交易，且借此在意中人眼里显露两手。没想到心猿意马，扑了十千钱都没扑出一个“浑成”来，黄柑一个没到口，反输了一万，连喊可恨可恼。
过会儿，对门宅院里出来个小僮，端一盘黄柑送给李某，说是我家主母见官人扑柑子不成，反折了本钱，有些不忍，派小人送几个家藏的柑子给官人尝尝。李某得知“主母”就是门帘后的美人儿，心波大动，忙拉小僮攀谈起来。原来这家主人是官员，外出公干，留下年轻的主妇看家。登徒子自忖有香可偷，便收拾些礼物，拜托小僮回谢他主母，这就把线儿牵上了。此后，那少妇常使小僮送些菜肴点心之类给李某，李亦必用布匹首饰等贵重物品回报。隔帘儿看倩影，李某恨不得一步跨过“天河”去。
几番周折，李某经小僮过手，把他家仆从丫环全部买通后，终于得了个趁夜进门与心上人幽会的机会。岂知三杯色媒酒下肚，正待行那苟且之事，长年在外公干的主人突然回家来了，恰得“捉奸捉双”，拍桌打凳，要把姓李的捆去官府，治他个诱奸官眷的罪名。李某害怕吃官司，更怕这一来永远耽搁了自己仕进的门路，忙跪下向主人求饶，情愿输财“私了”。主人即派仆役们一起随他回旅店，将其财物掠劫一空。次日，窃幸已花钱消灾的李某偷窥对门，竟是人去楼空。再悄悄打听，才知道这户人家不知是从哪儿搬来赁屋暂住的，又不知为何连夜搬走了。
这就是泗水潜夫《南宋市肆纪》里所谓“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的“美人局”。一伙棍骗型流氓用*假扮“主母”为诱饵，把贪恋美色的阔少引到了“局”中。可笑的是这个心怀鬼胎的李某，人财两空尚不敢声张。
类似的色相局骗，到元明时更加盛行，如：
戳包儿，一伙棍骗假借替外埠人说合婚事。相亲时，以盛妆美人出面，临娶时以丑者易换。“顶缸”人多为他们从街上哄来当“马儿”的女丐，同样是受骗者。
拿殃儿，比上述方式再深入一步，充当“新娘”的同伙坐在花轿里抬过门，几天内，里应外合，把受骗人家的财物细软席卷一空。
打乖儿，即规模更巨的*阵。举明代万历末年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为证：有个已故工部尚书的儿子徐大少爷和其继母同居京城，因家资饶富，被一伙棍骗看中。棍骗串通妓院中人，先租个大宅院装门面。接着，有“媒婆”上徐府说亲，诡称女方乃皇妃郑贵妃的侄女。徐公子和继母听说可同皇亲结缡，喜不自胜。继母随媒人去“郑府”，“郑夫人”和“郑小姐”*了脸，府上从管家到执事，一应俱全。结果徐家被骗走“聘礼”无数，连徐公子住在扬州原籍的伯父亦被这些人以侄儿名义诓走玉狮一双、白银500两。到了“娶亲”之日，好戏终场，租来的宅院里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事后徐家报官，反复追查，迄无音讯。
扎火囤，即用妓女扮眷属，诱人入彀，届时“捉奸”，以讹财方式“私了”，就是前述李某栽入的这一种骗局。
到清代时，又有“仙人跳”、“放白鸽”、“拆白党”等各色名称，花样百出，不—而足。
北宋时，鄂州江夏(今武汉市武昌)有一处御题碑文的“列女之墓”。封土树表时，郡县长官亲临致奠，礼隆备至。此事《宋史》里有记载，其原委正可见古代流氓作恶一例。
被旌为“列女”的，是当地一位民家少妇，娘家姓张，因张氏有几分姿色，引起同住一里的流氓谢师乞的垂涎，曾几度找机会*，被张氏痛斥。某日，谢师乞探知张氏一人在家，竟怀揣利刃摸进门来，意欲*。张氏不从，谢即拔刀在手，目露凶光威胁道：“顺我则生，不从则死！”张怒骂道：“庸奴！我宁可死，也不会任你摆布！”两人撕掳中，谢杀心陡起，刀伤张氏咽喉。张奋力抓住对方，高声呼救。众邻居闻声赶来，合力擒住谢师乞，而张氏终因伤重，抢救不及死去。此案逐级上报朝廷，诏封张氏为“旌德县君”。那个*杀人的凶犯结局如何，史传上没有交代，想必应该受到法律严惩吧。
窜名于“二十四史”的流氓*犯，绝不止谢师乞一个。古代流氓作恶百端，性犯罪实为大宗，不胜枚举。当然，与趁乱打劫的兵勇匪盗之*妇女相比，流氓辈在这方面的恶行，尚自呈现出“痞”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封建法典对*罪处刑极严，而厕身市井的流氓则不比公然啸聚的兵匪，他们既要图逞*，又怕以*罪名罹法，所以在作歹手法上，千方百计往“和奸”上引导。如：
哄奸。唐人柳宗元所撰《河间传》就提供了典型一例。作者不愿写出这位受害女子的姓名，故以其籍贯河间郡(今河北献县一带)代称。河间女本是貌美贞静的少妇，当地一伙恶少为图奸淫，假以游览为名，哄她随婆母乘车去临江画阁。抵画阁后，即被引到—间众恶少事先藏在帘后的屋子里听歌伎演唱，旋由侪辈推出一个相貌长得特别漂亮者抱其求欢，其他人拽手按脚，充当帮凶。河间女初抗拒号泣，众恶少或说下流话哄她，或作凶恶相威胁，而受害人竟以奸犯貌美，弛力顺从，最终堕落为一个“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的*。
骗奸。如明代司法判词集《折狱新语》中就有一例：外埠人钟世禄携妻陈氏，到定海县赁屋居住。同邑有个恶棍胡太源见陈氏貌美，即起奸心。他先以关心为名，认陈氏为干妹，还零零碎碎地供给钟家一点钱，总计也不过一二两银子。贫穷的钟世禄夫妇，只当来此异乡，遇上了一个热心人。谁知没过多久，胡太源忽然借一点小事，对钟翻脸，逼他立即“还债”。钟世禄没法马上拿出来，于是胡竟以抵偿为名，强行对陈氏实施奸占。
诈奸，即以讹诈逼人就范。如清时，兴化人龚行因家遭水灾，其妻谢氏和女儿龚巧流落镇江，以做豆腐为生。同龚记作坊对门而居的流氓田五垂涎谢氏及女儿的姿色，屡挑不遂，又趁龚行不在家时，率一批同伙上门*，因谢氏呼救，众邻居拥集，未能得逞。田五问计于自己这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何三，何三即教他伪造债契，与众无赖冲到龚家“索债”并殴打龚行，欲用此术强迫谢氏顺其淫威。街坊们慑于他们的气焰，无人敢出头说理。县衙也不查真情，反笞龚行，要他“还债”。谢氏和龚巧竟双双投河。冤情大白后，邑中绅民请命坊表，礼葬釜鼎山下。
读者不妨去翻翻二十四史上的《列女传》，多多少少的“烈女”、“贞妇”牌坊上，都书写着“无赖”、“恶少”、“赤棍”*良善妇女的罪行，而且施暴对象都是贫寒阶层。古代流氓摧残奸淫妇女的罪恶，罄竹难书。
此外，流氓们也常设能使劣迹掩遮的诡计进行*和*。惯用的伎俩之一，就是扮作轿夫、车夫等，将单身女客劫至僻静处行淫。赛会节日之夜，妇女出游，也是他们诱骗下手的时机。同兵痞匪徒之性犯罪无差别的是，流氓摧残妇女的手段一样是令人发指的。如《折狱新语》中，就有一浣衣少女在河边被三个流氓强奸的案例。又《明史》记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定有个流氓胡严伙同党徒奸淫少妇张氏，“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其阴”，行为恶劣，禽兽不如。
有明一代的官私文献里，颇多京师“光棍”的记载，乃至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均有反映。如《警世通言》上即有“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的说法。《闲评》中也说：“京中光棍最多。”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做过准确统计。明末时，刘宗周的估计是“不下数万人”，或可作参考。
齐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语》一书里，对光棍有个解释，指作“强索人钱财，占人便宜者，则名之曰‘光棍’”。又说“既名曰棍，则决非柔软之物，故以形容硬而不讲情理之人”。可知光棍的特色在“强”，在“硬”。观诸史料，确实如此，甚至连本当心虚胆怯的偷贼一类，居然也有这等气焰。如《燕京杂记》称，京师里的“小利”(即在闹市中用利器割取他人佩囊者)在人丛中行窃时，旁观者不敢叫破，否则他们就用暗刀子捅你。这种“传统”到清代时仍然保存。《清稗类钞》上就举过一例：一女郎坐香车，一书生行其旁，正眉目传情时，一个“小利”来到书生后面，想用利刃割取其盛钱的荷包。女郎瞧见了，不敢喊出声来，便用努嘴方式向书生暗示，书生忙回头看，“小利”遂不得下手。一会儿，女郎所乘香车折入曲巷。“小利”竟跟踪而来，用利刃将她的嘴划破后，逃逸而去。
比小偷剪荷包更厉害的，是光棍的公然聚伙打劫。《查浦辑闻》说，明末京城玉河桥一带，每到夜晚，即成恶少出没抢劫行人之地，有的还“身蒙驴皮，黑面利爪”，扮成恶鬼模样，恐吓夜行之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一书中的描绘，还要恐怖，道是“京师之六街九衢市有劫夺，居者、行者相视而不敢救！”大家都成了“看客”不算，甚至连被害人也因受到威胁，不敢报案。如《五杂俎》称，有个叫陆炳的人，被一伙强徒从家里劫去珠宝，不敢声张。一日遇到负责京师治安的巡按御史，偶而提及此事，当晚便有人上门，怒责道：“警告过你不许多话，你忘啦？”继而嬉笑说：“就是有一百个御史，又能拿我们怎样？”不难想像这伙人在御史衙门里有内线，所以报案的结果，往往是自招新的祸害。
暗偷明抢以外，京师光棍的日常功课是三五成群及至数十结伙，在街市中肆逞凶恶，随时捕捉硬诈横，从《明实录》、《皇明条法事类纂》等官方存档和文件里的披露来看，他们的拣肥门径，大抵有以下几类：
强充“揽头”。当时各地方衙门向京都起解各项钱粮，多委派大户代办，称“纳户”。纳户虽然有钱，却是平民身份，出这种“公差”，既是不得已，但也有趁机揩油的机会，关键在于能否走通京师中各接收粮仓库房的门路，否则就会遭到他们刁难和敲诈，反使自己亏赔。所以，许多纳户到北京后，多投同乡中在京当官者，央其通门路打关节乃至全权委托代办，称为“揽头”，代价是另送“人情”。北京的光棍，借此地面与人头熟的优势，强充这种“揽头”，趁机向外埠来京的纳户讹取财物。倘纳户不愿意，就会受到他们的报复，轻则拳脚相加，重则勾结接收库仓里的蠹吏恶胥，一起使坏。纳户们在京孤立无援，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他们的盘剥。
行凶“护送”。京师是万商云集之地，从各地来京的商船商货，例须经正阳门宣课司验物上税。光棍们当然不会放过这好机会，辄以“护送”过关为名向客商诈取，想逃税或作弊的客商，也会主动勾结光棍，通过他们向税务部门行贿，或以蒙混、霸道方式“闯关”。有明一代的国家财政收入，被这种税蠹、光棍和商贾三位一体的侵削吞没极多。
告讦诬陷。这又分多种手法。有的叫“拿讹头”，就是刺探别人阴私，甚或无端捏造，然后以此为胁强行勒索。有的叫“取白状”，就是客商富户诱骗至花街柳巷或僻静处，用暴力威胁，强迫订立借贷文书，再借此讹诈。更阴毒的就是杠尸图赖，如《涌幢小品》记，明孝宗弘治年间，曾破获过一桩大案：有以孙腾霄为首的一伙游食光棍，约30余人，一向在京师各街市横行取闹。其惯用伎俩是，先物色一个贫老无依的流丐，骗在窝里。令其看门煮饭，然后结伙找一家富商巨贾开的店铺，以买东西的名义挑衅，激怒对方与之发生争吵，互相殴骂，随即号啕而去，让旁观者留下他们是吃了大亏的印象。当晚，将流丐弄死，把尸体扛到富商门前，一起号哭，指为在白天被打伤的同伙，因伤重不治死去，且扬言要告官偿命。商家大恐，恳求“私了”，往往听任他们开条件，拿出一笔钱财来消灾。他们收下钱后，便将尸体焚化。挥霍完了勒索所得，又去寻找新的牺牲品及勒索对象。就这样，前后杀数十人充当诬赖用的“尸证”，最终引起他人怀疑并报官，方得破案，虽说这伙灭绝人性的渣滓都被处死了，但光棍之凶狠狡诈，令人震惊。
北京又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及“天牢”所在地，京师光棍以“歇家”，“代投(状纸)”等名义拦截上京告状者以行榨取，或勒逼乃至*探狱之囚犯家属，此等罪恶在明朝官方文书里亦多有披露。其他如窝赃开赌、诱嫖做局等，则为各地流氓通习，不在话下。
熟悉旧中国流氓史实的，都知道，川康“袍哥”为一大流派。“袍哥”的历史，又当从清代的“噜子”溯源。
“嘓噜”亦称“嘓噜子”，早在乾隆初年已见诸政府文书。当时四川巡抚方显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四川经明末兵燹，人口锐减。及本朝克定祸乱，倡导移民四川。但各省移民进川后失业者甚多，遂以作奸犯科为生，即所谓“嘓噜子”。其后金川(四川土司名)用兵，甘肃凉庄道顾光旭奉命入川，署理按察使，《清史稿·顾光旭传》记：“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嘓噜子。”顾光旭曾严加捕治，并收编了许多悔改者为运丁。不过此为“治标”一时，直到清末，“嘓噜子”始终是治川官员引为最棘手的社会祸患。如咸丰时四川总督王庆云便指出：“四川旧有匪，盗案多于他省。”光绪初四川总督丁宝桢亦一再重申：“川省向多嘓匪。”最后演绎为袍哥，流入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为患200多年的区域性公害，才得彻底肃清。
嘓噜的意思，有人解为四川土语。清人李调元曾作《噜曲》，其序云：“嘓噜本意国鲁，骂人呼赌钱者通曰嘓噜。”也有人认为嘓噜极可能是满语的音译，其意是对散兵游勇与失业游民团体的蔑称。两种讲法，都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但游民、博徒、兵痞之类的成分认定则相一致，这与官修正史上“失业无赖”的记述也能吻合。大致的线索就是，起初发端于客籍移民失业者间，后来土著也渐次混入，最终形成为巴蜀游民无赖乃至“乱民”的通称。
嘓噜的寻常活动，以结党横行和公开持有武器为特色，即便是以偷窃为业者亦如此。如《清仁宗实录》称“川省有红、黑钱”，《蜀燹死事者略传》谓“川省红、黑两党家暴子。”都指偷窃型嘓噜。“红线”即白昼剪绺辈。“黑线”即漏夜穿墙辈，一概带刀在身上，随时拒捕。但这是起码货，多数噜都靠开赌、诈欺和拦路抢劫为业，并以流窜为对付官府兜捕的基本法门。如清人张汉在《请禁四川匪疏》里，就有概况性描述，略谓四川各州县均有此辈盘踞，没有固定的住所，逢到赶集开市的日期，便纷纷出动，或纠合在一起胁迫商民，强取横夺，或酗酒开赌，或持棍棒、刀刃公然抢劫，“甚至火人房屋，淫*女，常有其事”。贫弱的民众不敢同他们较量，地方官府也怕他们的凶强，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只图无事。“万一民不得已，告诉有司，一经缉拿，则此县逃之他县，积年屡月不获到案”，倘兜捕稍急，索性进行武装抗拒，这就升为“匪”了。
嘓噜之所以能够形成连官府也害怕的威势，并非仅在于他们身怀武器一项，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结伙方式相当牢固。据嘉庆时编纂的《三省边防备览》称：“凡数十人结大伙，先约：遇难不许散帮；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戮之。(故)其党极为坚固。”其结伙手续是焚香拜把，还要割下头发烧成灰烬，搅拌在酒里轮饮，谓“烧会”。
和许多流氓帮伙的行为特征相似，嘓噜间也有不少约定俗成的黑道规矩。比如无论是在草野间打劫的嘓噜，还是在市井中“开山”占码头的噜，都恪守“分槽吃食”的规矩。《类钞》中有一则故事，道是有个湖北人在四川打工，积攒下笔钱后回乡，惟恐遭到拦路抢劫，便将钱藏在破棉絮里，自己则扮成穷丐，一路行乞。经过重庆一家酒店时，他向七八个围坐在一块的豪饮者乞食。座中有人斜看他一眼，便说破他棉絮里藏有银子，吓得他马上跪下来求饶。另一个蓄着长须的酒客便让他递上破絮，拿出一条长绳，捆扎一番，随后扔给他道：“你走吧，千万别动我打的绳结。”原来这绳结就是个暗记，这个湖北人离开重庆后，沿途遇见好几起欲向他打劫者，一见这“食已有主”的暗记，无不束手。“守道”如此，确为它埠所罕见，这大概也是噜得以顽强生存200余年的原因之一吧。
混混儿，又称混星子或锅匪，是清时天津地区一种以撒泼白赖为特色的流氓帮伙通称。据说起源于清初，但鼎盛期则在嘉庆以后，直到光绪后期，方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严厉*下，归于销声匿迹。
锅匪，是官方文件上的叫法，源于混混儿同食一锅的组织形式。这些有力气不干活的游民无赖，喜欢十几个或几十个人聚合成为一伙，在闹中取静的地方，半租半借几间房屋，支口大锅同灶而食，屋里除大炕苇席和一些炊具桌凳外，就是暗藏些械斗用的蜡杆子、花枪、斧头类。敛财的方式，大抵与各埠流氓相似，如开赌摊抽头、立私炉铸伪及欺行霸市、冒充牙侩、把持津渡、拦河取“税”，以及占码头开脚行、吃讲茶办赛会等等，再就是受雇于人，聚众械斗。
最能体现混混儿特色的，是虽无武艺却不畏皮肉苦痛的“卖打”之勇，多在争行夺市的勾当中展露头角。以“搅赌局”为例，开赌抽头，最易引发垂涎者，想分一杯羹，就要靠“搅”。搅赌局的方式有多种。或者是单枪匹马冲进赌局，破口大骂，乃至捣乱，照例就有局头豢养的打手冲上来揍他，混混儿的本事，就是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膊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下身，侧体倒下，刚巧把赌局的大门拦住，然后听任打手痛殴而不还手，嘴里则泼骂不停，哪怕皮开肉绽，血流全身，也不能有呻吟，更不能讨饶。这阵势僵持下去，眼看着赌场就开不成了。局头喝一声“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便立时停手，自有人出头说好话，安排将被打者抬回家去养伤，送钱送礼。待伤愈后，经人牵头讲条件，每天由赌局送一两吊钱作津贴，风雨无阻，分文不少，名为“拿挂钱”。这混混儿的身份，也就算“混”出来了。再厉害一点的“搅”法，是跑进赌局后，不动声色，径至赌台前，抽出刀子，在自己腿上剜下一片肉来，代替押宝的赌资，将赌客吓得胆战心惊。局头知道是来取闹的，吩咐手下道：“来人哪，给这位朋友上药。”便有人拿一把盐末给他捂在伤口上。咧嘴喊疼的，叉出门去，这叫“栽了”。有能耐的，谈笑自如，不露出一点痛苦模样。少不得经人说合，结果也可以每天“拿挂钱”。至于集体性的搅赌局，则以整个没收相威胁，少不了是双方一场恶斗，败者退出，胜者占有。若打不出胜负，再经旁人说合，形成共同占有的局面。
说到混混儿的集团性械斗，更是触目胆寒。出发前先摆列凶器，名为“铺家伙”，意在示威。假如同对方有“死过节儿”，预先选定几个人准备牺牲，或自告奋勇，或用“抽死签”的方式取决。即使当场死不了，事后若需要，即由这几个人顶名投案，承担凶手罪责。开打时，真能抖蜡杆子耍武术的没有几个，余者一概不过是蛮打死剁。但一般情况下只限于头破血出，肢体伤残。如无必要，谁也不愿酿出人命重案。及至斗到酣处，甚或失手酿出人命了，才有人出头劝止。最妙的是，混混儿械斗正酣时，有弹压之责的官兵并不当场抓人，全远远地站在一边瞧热闹。等他们打完了，自然会各出一批人顶凶投案。而到衙门里“过堂”一节，也是他们显示“卖打”能耐的重要场合，届时大堂下瞧热闹的挤得风雨不透，当事双方尤为提心吊胆，生怕自己这边的人出丑。什么叫出丑？就是熬刑不过喊痛呼饶。旧时衙门里的刑罚，相当酷毒，从掌嘴、打板子起数，凡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光棍架、跪铁锁等，无不使用，血肉横飞及昏死过去是家常便饭，甚至折臂断腿。而受刑者为保住“混混儿”的身份，皆咬紧牙关，断不呻吟一声。其实混混儿的群殴，也以私了为多。当真见官时，也有劣绅奸商受人之托，出头求情，向官府递禀请求和解，暗中则花钱上下打点。当官的也乐得弄几个外快用用，即令两边出具息讼甘结，销案完事。
如此泼徒，如此官府，混星子遂成人见人怕的市井豺虎，在天津地面上逞了上百年的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