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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旗插上东沙岛 军哨吹响，全副武装的广海舰官兵们各就各位。 一面鲜艳的黄龙旗在东沙岛的上空冉冉升起，与广海舰上猎猎迎风的黄龙海军旗遥相呼应。震耳欲聋的炮声从广海舰上响起，这是21响的最高军礼，献给刚刚降下了日本国太阳旗、回到了大清怀抱的东沙岛。 这是1909年11月19日，宣统新朝的第一年，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 广东候补知府蔡康和日本驻广州副领事掘义贵代表两国政府，参加了交接仪式。站在这块仅有1.8平方公里、却控制着南海门户的小岛上，两人的心情是不同的。 南海上空的礼炮声，同样也惊动了整个世界。此前的一年间，西方报纸对中日之间围绕着这个被称为“普拉塔斯”（Pratas）小岛的争斗，进行了大量报道。如今，这艘吨位和火力都无法与当年北洋巨舰相比的广海舰，却让世界看到了绝不逊于北洋舰队的骨气。 1909年，正在重建中的大清海军，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弱小而龟缩在“黄”海之内韬光养晦，而是积极地走向“深蓝”。早在七年前，大清海军就开始巡视南海，升旗树碑，宣示主权。在有关海军南进的“中央文件”中，明确指出：军舰出洋，一是“上宣威德”，二是“下慰商侨”，“军政、商政洵属两有裨益”，大清国已经在全球视野下谋求国家利益。 小小的东沙岛，成为1909年外交乃至军事的焦点。 这个控制广达5,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战略要地，在渔民的眼中，是淘金的宝库。前来此地捕鱼的大清渔民中，诞生了不少“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因此沿海一带甚至有“要发财、趁东沙”的说法。 这样的金矿，也吸引了已经占领台湾的日本人。 西泽吉次，一位日本商人，1901年其商船因风暴而偏离航道，飘到了这里，发现了岛上丰富的磷质矿沙（鸟粪）。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东沙岛上的磷质矿沙层居然厚达15-20英尺。 次年（1902），西泽吉次再次率船前来，挖掘了大量磷质矿沙，运到台湾贩卖，这是他从东沙岛攫取的第一桶金。这一年，南澳总兵李准率领“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前往西沙、东沙群岛巡视，在各主要岛屿（包括东沙岛）勒石为碑，宣示主权。就在这次巡逻中，大清海军第一次注意到了日本人对东沙岛的野心。 西泽吉次决心大规模开发东沙岛，但不久之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运力紧张，他的雄伟计划只好搁置。战后，西泽终于在1907年夏，带领120名工人登上东沙岛，将这块“无主荒地”命名为“西泽岛”，并升起了日本国旗。 在西泽留下的文献中，详细记录了开发东沙岛的筚路蓝缕，但他故意略去未说的是：在这块“无主荒地”上作业的中国渔民，被他用暴力强行驱赶，龙王庙、兄弟所（祠堂）等也被尽行拆毁，而数百座中国人的坟墓均被掘开填平，尸骨烧化后扔入大海。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日本军舰也前来助威，护送商船“二辰丸”号，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当时的美国《洛杉矶时报》就认为，日本驱逐舰进入东沙岛，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步骤。 大清政府的反应是相当敏锐和迅速的。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他在电文中明确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道该岛为我属地。” 同时，端方也将情报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并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 不可置之不问”。 照理说，两江总督插手两广的事情，本是官场大忌，但难得的是，无论端方还是张人骏,对此并不在意。两位封疆大吏开始了频繁的电文来往，积极调动一切资源，查资料、找依据，并在1908年年底，共同要求南洋海军协助进行实地调查。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便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该岛已被日本人强占，并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 张人骏随即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种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相关海图，连同飞鹰号拍回的照片，急送北京外务部。在公文中，张人骏指出：日本人“私占有据，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希望外务部“迅与日使交涉，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一申主权。” 1909年初夏，飞鹰号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提交给北京的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 为南洋第一重门户, 若任其荒而不治, 非惟地利之弃, 甚为可惜, 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美国的《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洛杉矶时报》甚至还罕见地为官阶并不很高的吴敬荣刊发了画像。 《基督教箴言报》的报道同时也说，北京政府要求广东地方当局不要公布有关事件，以免刺激已经兴起的抵制日货。其实，并没有史料证明，大清中央政府在东沙问题上，有任何钳制舆论的计划。 东沙岛事件，成为1909年庶民参政问政的焦点之一。此时的民意主流，依然是抵制日货。 一年前（1908），那艘曾向东沙岛运送移民和军火的日本商船“二辰丸”号，因走私携带大量军火接济革命党，在澳门海面被大清海军成功拦截，当场缴获大量弹药，愤怒的中国水兵扯下了船上的日本国旗。但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外交压力下，当年3月19日，清政府被迫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粤商自治会当日便宣布此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的运动，日本贸易的下滑额度相当于其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最后，日本只能取消赔款要求，澳葡当局承诺从严管制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 二辰丸号事件刚刚平息，东沙岛又响起警报。广东绅商学各界,在粤商自治会的统筹下，连续举行数千人的群众集会，上书主持中央工作的摄政王载沣，要求“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而即使政府放弃，也要“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此时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旗帜鲜明地宣告主权，则“将被民众看作其胆小无能的又一证据。” 在最初的外交交涉中，日本政府坚持认为该岛是“无主荒岛”，但张人骏的准备极为充分，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及人证、物证，日本人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对于东沙岛的主权。随后，日本人提出要对西泽吉次已经建设好的基础设施进行补偿，中国方面则针锋相对地要求，日本商人必须向中国政府补缴偷漏的渔业和矿沙税。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中国以广东毫银16万元收购岛上已建设施，同时，日本人补缴各项税款及损坏庙产等的赔偿合计广东毫银3万元。 在东沙岛事件中，清政府无论在尊重民意、还是在各部门协同配合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可圈可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军力并不强大的大清政府，并没有用“顾全大局、韬光养晦”之类的自欺套话搪塞甚至堵塞民意，而是展现出了“亮剑”的勇气和相当灵活的谈判手段。 1909年，大清士兵开始武装镇守东沙岛等南海各岛，余泽被及百年后的今日乃至绵绵后世…… 【摘自《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雪珥/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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