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那么，“一个国家的兴衰史也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在这中间，一个国家官员的读书兴趣和持久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前者的。
中国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这是一个悠久的良性传统。
大凡古代历朝的官员，大多是自幼入学，随之开始读书(经、史、子、集)，目的是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的价值理念，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的习成，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同时，为官者通过读书提升了自我的品格，高远者更会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谓“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造就、成就了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与“讨个小”并列)，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如果要追寻一下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大致可以有以下的解诠：
一、这是官员日常行为方式和士大夫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古代官员的选拔，依靠的是入仕制度，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没有若干年寒窗下读书经历的人、没有对儒家学问有一定造诣的人，是不可能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这样一来，习惯使然，但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他们阅读的习惯，入仕以后也往往离不开书册。在官场，天下太平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则考量官员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后者是前者的铺垫和补充，很难想象一个有较好政绩的官员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官场的圈子中，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词章、风度、名望、口碑，等等，都是评价的标准。于是风气所向，读书以及文风的讲究自是水到渠成。而历朝执政理念的儒家学说也是强调包括读书等官员的个人修养的，这与其说是治理天下的理念，倒不如说是中国文化内核之中亟求学会做人的道德伦理要求，所谓家国同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读书无以养成符合朝廷对官员素质要求的条件。
二、也是古代制度设计和保障的要求，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在上三代时还是一个世袭血亲的时代，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等级制社会时代，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也在不断地提升，讲求偃武修文、附庸风雅(如“周文”和“周礼”)成为制度文明的内容，经过秦始皇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建立和汉武帝实行察举制度，朝廷对官员条件的要求有了相对进步性和公平性，德行才学成为其中的标准，以至“唯才是举”、“唯学是举”。到了隋唐，遂成为公开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这种考试制度主要是考察应试者对人文经典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此后不读书者(不好读书者)不能为官成为定例。当然，这种古代士子的读书风气(与科举制度并为传统)，其优劣亦并存，它带来对其评判的一定困难，好读书与好官并非能够成为正比，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好读书不尽然是好官，但劣官则一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此也无它，此类官员的主要兴致不在读书，而是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在他们的文化消费品中，书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
三、时代气息和风气所向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以节奏缓慢著称，不过，仔细考察的话，历史上也时不时形成某种“读书热”的现象，善于自觉反省的官员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风气，是之谓“时代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在历史上的转型时期，更是屡见不鲜。这也就是说：古代官员执政，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之外，还依靠于汲取“间接经验”的阅读来提供自己给以智力资源和支持。
那么，古代官员的阅读，他们读的是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一部“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运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应当说，古代官员对读书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具体到这些“政治家”中的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印记，如一部《古文观止》中的《谏逐客书》、《过秦论》、《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卖柑者言》等，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读书故事。如北宋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后来相似的例子，如毛泽东嘱咐许世友四读《红楼梦》等。)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网站 作者：散木 系浙江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