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
“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版次：2009年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终于完成的长篇新著。全书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强烈的
历史责任感，写作此书。希望通过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
文革”卷土重来。《“四人帮”兴亡》经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这是中国关于“四人帮”惟一的纪实长篇，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作品……[
连载内容]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
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康生已经七十七岁了，头发和八字胡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于人世。此人与“四人帮”之中的
江青、张春桥，有着颇深的渊源。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顾问，一直是江青、张春桥的亲密伙伴。康老长、康老短，江青和张春桥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浅之际，忽然约见“直线电话”，当然有要事转告毛泽东。王海容和唐闻生坐着轿车，来到北京城北的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公馆”就坐落在那里。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点也不显眼。步入二十四号大门之后，嚯，却是藏龙卧虎之地。里面居然既有亭台楼阁，又有假山、喷水池。康生一家几口，占据了几十间屋。就连会客厅，也有好几个——不同级别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会客室里会见。“小王、小唐，你们走近点。”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无法像过去那样摆架子了。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主席不妨调阅一下张春桥的档案，也可以找吴仲超了解。我是一个快要去见马克思的人了。这算是我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这时，康生又记起了一些事，补充道：“江青的叛变情况，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也有报道，可以查一查……”康生终于打完“直线电话”，无力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闻生的离去，仿佛了结了一桩最大的心事。比起张春桥来，康生更加刁滑。这位“中央文革”顾问，明知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却一直到眼看着“四人帮”大势已去才来个墙倒众人推。他生怕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会涉及他这个“顾问”，于是打个“直线电话”，以最后保全自己。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观澜，在《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一书中《致王观澜》，曾有一注释，如下：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雏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王观澜在病中，毛泽东曾为之写信安慰：“既来之，则安之……”这封信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成为慢性病者常常背诵的“最高指示”。王观澜本人，其实与江青的接触并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观澜，乃因王观澜1937年底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徐明结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徐明，即徐明清。因为当时延安中央党校也有一个人叫徐明，王观澜为了使妻子的名字区别于那个人，加了一个“清”字。此后，她便一直叫徐明清。1933年，当时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事地下工作。这年7月，山东姑娘李云鹤来到上海，化名张淑贞在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教师。这个张淑贞，当时还曾化名李云古、李鹤，后来成为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蓝苹，进入延安改名江青。蓝苹1937年7月下旬，从上海经济南来到西安时，徐明正在西安妇委工作。靠着徐明的引见，蓝苹才受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得以进入延安，得以认识毛泽东，得以先同居而后成为“第一夫人”。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但是一直守口如瓶。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36年4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在1975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