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效西方同行，对职能定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改革，将行政的归于行政，把科学的归于科学，或是地震局走出目前尴尬处境的路径。
媒体记者在汶川地震后围堵地震局官员。
汶川玉树之后，地震局在公众舆论中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在法定职责为地震预报的同时，坚称地震无法预报。一份保密的内部反思材料已经由中国地震局送交中央，这是汶川大地震后地震系统对自身工作的全面总结，仅仅关于地震预报的部分就有上千页厚。
一年前，这份报告开始在地震局系统内部征求意见，此后该报告提交中央，至今没有明确的回复。地震局称，这份反思报告还未到解密之时。
今年4月14日，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和汶川地震一样，地震局未对
玉树地震做出预报。
此前，国家地震局刚刚公布2010年预算报表，在年度预算中，用于预报支出仅为270万元，相当于地震局住房改革支出的1／60。
地震局再一次处于风口浪尖，质疑从地震预报到地震辟谣，从资金使用到职能分工，甚至有激烈的意见建议撤销地震局。
中国地震局处于一个尴尬而矛盾的境地，公众对于预报地震寄予厚望，甚至认为地震局的存在就是为了预报地震。而地震局自身却反复向公众解释地震无法预报。
一个承担了预报地震法定职责的机构，为何反复否定自身职责？这一尴尬和困境究竟由何而生，如同公众的发问，如果地震无法预报，那么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何在？
地震局如何花钱？在预算报告中，对公务员工资、办公经费等费用通俗地称为“人头费”。
比如，今年财政部的部门预算不仅仅列出“一般公共服务”项目，而且细化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则略等于“人头费”。另外一些部委则没有这一类支出，“人头费”计算在其他科目之下。
中国地震局属于后一种，即没有“一般公共服务”项目，第一项支出为“外交”。从整个预算支出表中，可以找到与“人头费”相关的是“行政运行”和“机构运行”费用，分别高达1.8亿和2亿。这两项花费分别隐藏在“科技研究”和“地震事务”两类之中，占全部预算支出近1／6。
这还不包括占总额近1／3强的7.2亿元的“地震事业机构”支出，有专家认为这个科目即为下拨给中国地震局下属16家事业单位的“人头费”，但这并没有得到中国地震局的官方证实。
当然，引起最大争议的并不在以上几项费用，而在保障性住房支出，这项支出高达1.6亿，全部用于住房改革，即公务员自身的住房保障。
与其他34个部委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地震局在住房保障花费上排第10位，仅次于国家统计局，是排位第一的农业部13.5亿元支出的1／8，是排末位的中国工程院0.02亿元支出的82倍。
根据1998年国办发136号文件的规定，中国地震局机关事业编制为130名。如果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保障费用，以此数字计算，地震局用于住房保障的人均费用高达125万元。
除这些在编人员外，中国地震局还承担巨额的离退休人员负担，离退休人员花费超过1000万，其中退休人员管理机构的费用就高达118万。
由于中国地震局没有公布预算报告的编制说明及明细账目，外界无法清楚知晓其“人头费”的准确数字，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头费”及住房保障等费用占中国地震局整个开支相当大的比重。
预报已不是主业在可怜的预报支出数字的背后，则是预报部门在地震系统中的被边缘化。
中国地震局的成立与周恩来总理当年的直接指示有关，从成立之初到1980年代，地震预报差不多是地震局的全部工作，“地震预报室”专门负责预报地震，是地震局内最重要的业务机构。“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是预报地震，为国家和人民减少损失。”
变化从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开始，1980年，地震局实行机构改革，地震预报室变为地震分析预报中心，这个分析预报中心由原国家地震局人员和北京市地震队联合组成。虽然从人员配置上看，并没有削弱预报部门，但是实际上地震预报机构已经从政府部门变为了事业单位。
1988年，地矿部副部长方樟顺调任国家地震局任局长，上任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防震减灾工作会议上就提了地震局工作的“四个环节”的说法，即监测预报、灾害预报、地震应急和震后重建。
方的到来普遍被认为是地震局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变化，地震局前首席预报员孙士軦回忆说，“过去成立地震局，整合许多部门，是为了搞地震预报。这次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减灾事业，预报功能实际上已被弱化。”
1998年，地震局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地震分析预报中心一分为二：国家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和地震预测研究所，前者负责日常的监测预报工作，后者负责科研。
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地震预测研究所的英文名已故意隐去了“预测”二字，将之翻译成为“institute of earthquake science（地震科学研究所）”。
本来研究和预报相结合的一两百人的队伍，改革后只剩下了31个人，属于台网中心下属的分析预报部。这31个人，几乎就承担起了全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
根据官方介绍，在地震局目前的三大功能体系中，过去的“预报”功能之前加了“监测”二字。即用数字化地震台网监测地震，在地震发生后，确定地震发生的位置和震级等信息。
在地震局内部，监测工作被称为预报工作的基础。预报部主任刘杰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监测数据和前兆台的数据（分别由两个部门提供）按一定程序进行处理，然后根据这些处理结果预报地震。
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周会商一次，并提供书面的周预测意见，每月再进行月度会商，每年进行年中和年终的会商。每周的会议，一般是周四下午2点半开始，最长的时候会开到6点结束。
刘杰称，自己的工作是“柜台式、流程式”地进行数据分析。预测人员萎缩得厉害，分析预报部包括他自己总共31个人，仅仅维持日常工作都很紧张。
相比于地震局内部的其他业务，地震预报是个“清水衙门”，预报不准还要承担责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震预报专家说，“最穷的就是搞预报的，各个研究所接课题，搞工程或观测的，一个课题几十万，而预测的好一点的也就一万多。”因此，谁也不愿意在地震预报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地震局在做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地震局经费极其紧张，地震局内部对预报的信心也越来越弱。在经费和行政级别的双重窘迫下，地震局人才流失极其严重，大部分最优秀的科技人才都去美国转行做IT。地震局内部一次会议上，地球物理领域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直接对局长说：现在人才断层，局长你看怎么办。局长只能坐着一言不发。
上世纪90年代末，地震局负责起草防震减灾法，起初叫“地震法”。至今仍生效的这部法律改变了地震局职责的设定，地震局的全部工作从单一的预报变化为三大块：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
过去主要属于建设部门管理的工程抗震，这次改革后正式归属国家地震局管理；由民政部门和军队主导的救援工作，地震局也开始参与。国家地震局更名为中国地震局，机构职能得到极大扩展。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郑大林回忆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领导想出政绩”，“预报不容易出成果，就要搞‘多种经营’。”“年轻人一说到盖房子就很兴奋，因为这样他们的收入就能增加。”老地震专家汪成民说。盖结实的房子首先要确定房屋的抗震烈度，这由地震局决定。“我们叫求签，排着队，等待地震部门盖章收钱，有些地方也要进行一些现场勘测。”烈度数字是按照建筑物的造价的比例收钱，这其中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如果地震局出示的烈度降低一级，工程建设的成本可能节约30％，但不同级别节约的费用比例不一样。地震局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专家说，有些地方，“一个烈度队养一个地震局。”
每隔一个时期，地震局就会重新绘制全国的烈度图，这同样是一项“既正当，又有利益驱动”的业务，“地震局会找一些地方，说烈度不合适，要调整，这样就向国家要钱，重新划定某些地区的烈度指标。”
除震灾预防外，宋瑞祥任中国地震局局长时，将地震局内部的国际司和科技司合并，新成立应急救援司，至此，中国地震局的三大体系的职能分工最终确立。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副局长阴朝民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省级救援队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地市级救援队“可以考虑结合当地的特色去建设”。由此救援工作成为继“震灾预防”之后地震局工作的又一拓展。
地震局的悖论“撤地震局”的呼声实际上由来已久，早在唐山大地震漏报之后，1980年，顾功叙等5名科学家就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撤销地震局。专家们的理由是：地震预测还处于科学研究阶段，远远没有到可以实用的程度。时任局长胡克实也赞成这一建议。
到1990年代，国际地震学界的主流观点开始影响国内，尤其以盖勒199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地震不可预测》为标志。
论文传到国内后，地震局内部曾开会讨论。令人奇怪的是，与它对外宣传的地震不可预报不同，这次内部会议上大多数专家认为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会上的发言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内心想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前首席预报员孙士軦说。
2006年，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发表文章称，地震预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国家地震局台网中心预报部前首席预报员孙士軦对此的解释是，“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这个说法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没有变，但不同的是，当时认为通过一定努力能实现，时间不会太长，而现在的看法是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行，目前实现不了。”
地震局实际走的是一条模糊的中间路线：一方面，坚称地震预报要继续搞下去；另一方面却反复宣称，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地震漏报是正常的。有分析者认为，地震局这种选择是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既可以通过预报向国家要钱，同时却不用对漏报地震承担任何的行政责任，虽然这是它的法定责任。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央和民众长期以来对地震局职能的理解即是“预报地震”，因此在申请经费和索要政策两方面，地震局都只能以“预报”为最大的筹码，这正是地震局“既坚称地震不可预报又坚持搞地震预报”的原因之一。而一旦出现汶川和玉树这样的大事，舆论上的被动就是这种中间路线的必然反映。
与中国地震局的尴尬处境相对应的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在1990年代大规模试验确定“地震不可预报”之后，即将地震相关工作重心转移到减灾规划等方面，而把预报工作剥离成为“探索性科研”，由单独的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承担。
“否定地震比预报地震成功率高”——地震局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谈玉树汶川地震预报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谭翊飞 发自北京
■关于
玉树地震前震一个多小时内主震就来了，预报前要开会会商，处理来不及了。
■关于汶川地震
震级超出历史极限了，你让我预报我真不敢。
■如何反思
不是我们工作的失误，这是科学认识水平的问题。跟上一代预报工作相比，我们这代人更实事求是，不大吹大放。
■为何频繁辟谣
预报水平比较低（所以预报少）；但发生地震概率很低，所以否定地震的成功率比较高。
刘杰：汶川地震时兼任西南片区首席预报员，玉树地震时为地震局预报部主任。
玉树地震：正开会，大震来了南方周末：玉树地震主震之前有一个4.7级的前震，根据前震预报主震是目前我们最主要的预报方法，那么为什么没有预报出来？
刘杰：张国民（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很明确，我非常同意。每年的4级地震有两百多次，每天都可能有4级地震。在没有明确判断以前，你怎么能够判断有大地震。
4.7级前震在早晨，主震是早上7时49分。相差不到2个小时。中间定位地震需要一些时间。我们确实是在一二十分钟内收到了地震的信息，定位出来了。当时我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前震，主震在一个多小时之内就发生了，大地震发生在这个时间确实有点奇怪。而且（作出预报之前）要开会会商，即使你要处理也来不及了。
青海地震局就是正在开会，大地震就来了。
前震的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是从海城来的，发生大量前震，震级往上走，越来越密。这次只有一个4.7级震，怎么判断这是个前震？这跟以前的经验不一样。
南方周末：玉树主震时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刘杰：我在地铁里，（报告大震的）电话就过来了。赶紧启动会商。这个事后可以说，如果你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小震到大震之间就一个半小时，怎么判断出来是个前震呢？
南方周末：在宣传当中地震预报系统一直认为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是成功预报的，并称之为海城经验。那你认为当年为何能成功预报，海城经验对现在的预报有什么借鉴意义？
刘杰：从科学上看，真是那样的吗？（海城经验）往前创新很少。由于各种制约，很少创新。
其实西方科学界根本不做（地震预报）了，现在只有中国人自己往前闯。（跟上一代预报工作相比）我是觉得我们这代人更实事求是。这个话往下说，不好说。当年说人定胜天，其实人胜不了天。
汶川地震：历史上没有过，不敢报南方周末：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你在哪里，做了些什么？
刘杰：汶川地震我们就在这（国家地震局），当时四川局的分析预报室的主任也在，正在跟我们的副局长讨论问题。当时手机信号还没断，成都那边说来地震了。他赶紧跑了出去。我们当时就（在大厅）等着台网中心的数据出来，因为要看多大震级。
地震发生后，地震局有一套规范的东西开始运行，最先就是会商。当时我是首席预报员，所以现场是我先去的，出办公室就直接走了，跟军队的飞机去的，到成都才买了换洗的衣服。
来了地震，我们也一两天没睡觉，我只是强调我们就是个人。我们该做的东西，我们肯定要做好。
南方周末：汶川地震之前成都市地震局研究员洪时中曾经在都江堰电视台辟谣，称绝不会发生灾害性地震，并称这是整个地震界的共识。那么汶川地震发生后，你有什么感想？
刘杰：我没有看到（那个辟谣的）
视频。汶川大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龙门山断裂带地震最高历史记录是6.5级。从来没有记录7级地震，所以（地震发生后）最开始定了7.8级。
从科学认识上讲，如果让我报龙门山会发生7级地震，我还真不敢——超出历史的极限了啊。地震发生后，我们看到震级后，“啊，怎么这么大”，这超出了认识的水平。
南方周末：历史上没有发生就代表不会发生吗？
刘杰：科学的东西你是要有一定的根据的。地震不仅仅是一个地震，涉及这个地学的东西。一个地区有没有发生地震的东西，要有一定的地质构造条件。
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地震，你做研究从何谈起。比如湖南没什么地震，你马上报湖南有7级地震，你不可想象，那我就是不可想象。如果科学上有些东西你认识水平达不到，你再不坚持以前的认识，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这不是地震局的问题，而是整个地学界的问题，龙门山地区是一个挤压的地区，不太可能发生大地震。科学是一点点积累，有些最基本的原理是一定要坚持的，你不能拿一个东西把整个大厦都给推翻。无穷无尽的想象是可以，但在之前一定要按科学依据一点一点往前推。
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的认识水平问题，我得按照我的认识往前推。我认识有问题，我就承认这个问题再进行修正，但是不管怎样我不能反过来。
南方周末：有一些老专家坚持声称自己在汶川地震之前已经发现了各种征兆，例如钱复业就认为他通过HRT波监测到了重大异常。那么地震局的前兆网络没有发现异常吗？
刘杰：绝对有异常，但是异常比例很低（不足以判断）。
南方周末：汶川地震之前地震局的例行会商会上有没有讨论过这片地区？
刘杰：我的印象中5月8日（汶川地震前4天）有会商，当时会商确实没有明确这一片。（汶川地震后地震系统做全面）反思的时候，我们把从2月份到5月份所有周会商的记录文件全部上交了，月会商记录从2007年底2008年初也都交上去了。这里面还是认识水平的问题，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反思报告还未解密——编者注）。
南方周末：你坚持认为这是认识水平的问题？
刘杰：是科学认识问题。宏观来说，汶川地震是个300公里的破裂。之前有异常，但很小，（震中）两边有异常，当时是往两边报没有从中间报。
南方周末：这个反思报告中央已经通过了么？
刘杰：反正今年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们。
南方周末：你说汶川地震你的压力最大，是什么样的压力？
预报水平比较低，但是没有工作失误
刘杰：实际上我们这代人从来不认为地震预报现在能解决。我们只是尽我们能力在做。你说压力吧，包括玉树地震，确实死这么多人，我们都是人嘛，你肯定是那个（有压力）……
但这是个科研的东西，我们尽我们的力了，我们不是那么很自责，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工作失误。但无论我工作上有没有失误，我绝对也紧张，有时候也确实影响情绪，比如有人骂我们。但我们也很明白（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失误），深牢大狱这样的感觉我们还是没有的。
中央电视台也问我，汶川大地震之后，是不是要查我，我说没有问题，谁都可以来查我。
南方周末：那么你怎么评价地震局现在的预报工作水平？
刘杰：不只是地震预报，整个地学研究在国际上都不弱。咱们国家的地理是有青藏高原，各种地质现象都有。
我国还有个优势，我们有很多同学都在国外，开放几十年，交流很频繁，我们有地理优势，所以他们也愿意与我们合作。“文革”的时候我们不敢说，现在只能说越来越强。
地震这方面的研究。咱们国家过去没有钱搞监测，1990年代以后，咱们国家监测也不弱。
短临预报我不敢说。中长期预测，我们跟西方一样，连方法都一样，包括烈度。短临预测，人家（西方）没做，所以不好比较。
南方周末：有一些老专家说，过去中国的地震预报在国际上地位很高，后来我们放低姿态向西方学习，反而亦步亦趋。你怎么看？
刘杰：以前的东西争议比较大。第一还是强调实事求是，这个我没办法往下说。到底怎样实事求是，你可以去调查。
地震预报人家都没做，我们怎么仰望人家？说白了，地震预报从1966年开始做，本来就全是学习西方，所有的观测方法都是西方来的。也不存在所谓的类似的中西医之争，以前的方法我们还是在继承的。
一个是科学方法的问题，一个是认识水平的问题。只是现在人更加实际了吧，不，叫更加实事求是了吧，不要像文革时代大吹大放。
南方周末：您一直强调“地震预报不能解决”，现在也有观点认为，既然搞不了预报，就干脆撤销地震局算了。你怎么看呢？
刘杰：中国做地震预报是必须。确实有人说，我们不做预报了，就把房子建坚固。你有那么多钱把房子建坚固吗？大家都知道居住在断层的地方危险，搬啊，往哪搬，你不是还在那地方建吗？咱们国家人口密度高。以中国的国情，现实来说，继续做预报，还是能减少一些灾害。（高成功率的预报）确实达不到。但是有些地震能预报出来，比如海城地震，预报出来一点，就避免了多少人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是就预报出来几个吗？只要预报出来一个就能减少损失。
南方周末：这是否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说到必要性还是回到过去，例如海城；说到责任和现实，就没法预测，你刚才就认为海城经验没法复制。
刘杰：海城的例子是指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做出来。要不要做预报，现在有一个说法，完全取消预报，取消也有合理的地方。
咱们国家地震确实很多，仅仅靠盖结实的房子，纯粹走西方的路，走不通。从长远看，也许未来能够预报出来。所以你要把位置摆正。不能说，做这件事（短期内）就一定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不是说我们就非常看重海城，实际上我们有些地方可以做到，不仅是海城。“我们能预报”绝对不能等同于“我们绝对能预报”。真正能成功的是你走运，不成功占绝大比例，这是科学规律造成的。
南方周末：很多人发现地震局现在频繁地辟谣，似乎比预报工作做得更多？
刘杰：现在的预报水平比较低（所以预报少）。但（从概率上看）不会发生什么大地震，所以否定地震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本文来源：
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