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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天，王锡彤问袁世凯：“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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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裕太后
1913年2月22日凌晨，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的母亲隆裕太后病逝于长春宫。时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随即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三日，文武官员穿孝二十七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
不唯如此，袁世凯还亲自臂戴黑纱，举哀致祭。当时的军政要员纷纷致电名义尚存的清室，对隆裕的病逝表示哀悼。副总统黎元洪更是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
随后，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倡议下，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了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殿堂内摆满了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
在过去史家眼中，隆裕往往被描绘成“昏庸而愚蠢的妒妇”。查阅《清史稿·后妃传》，对于隆裕太后只有短短167字的记载，简单叙述其身份：慈禧的侄女，光绪的皇后，溥仪的皇额娘，下了宣统退位诏书。
一个“昏庸而愚蠢的妒妇”，在清王朝丧失政权之后，为何还能获此哀荣？
退位诏书一切要从一年前说起。
1912年2月12日，延绵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正是以隆裕皇后颁布的一纸退位诏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起草退位诏书的，是光绪20年的恩科状元张謇，这位开创了百年实业传统的清末状元不仅具备经世致用的头脑，且极具文采。一纸诏书，委婉而生动地道出大清朝的“有疾而终”：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前，1911年12月29日，自1894年就建立了兴中会的孙中山，被17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两天后的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两则前后衔接的历史事件，均与辛亥革命存在直接联系。
颁布退位诏书，让隆裕皇后成为大时代中的点睛之笔，也让她获得了死后的哀荣。如果说1911年的焦点人物是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么，一纸诏书，让隆裕太后成为了1912年最受关注的人物。
那一场极为隆重的葬礼，与其说是隆裕的哀荣，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需要，袁世凯需要向世人和还具备势力的前清旧臣展示，他的地位来自大清的赐予，对于大清，他不忘旧情。隆裕“被需要”了。终其一生，隆裕都是一个被安排的符号式的人物。除了退诏这一历史事件，包围着隆裕的，多是一些野史的传说。“妒妇”源于她与珍妃的后宫争斗传闻，“昏庸而愚蠢”则是因为大清在她手上亡了。
而那一场葬礼，对隆裕来说，毋宁说更多的是辛酸。隆裕死时，身边只有宣统帝溥仪、总统袁世凯、内务府大臣世续和两三个宫女。
隆裕死前曾对大臣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又对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自为而已。”
对于袁世凯，隆裕无话可说。
清末新政背着结束了大清王朝的包袱，隆裕太后在抑郁中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其实，大清有疾，并非自隆裕太后始。甚至在她走进皇宫大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跟她没有关联。
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指出，清朝覆亡，在鸦片战争之时已经埋下了致命的病根。
之后的清政府，一直在求变求强。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尤其是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以后，更是如此。
1901年1月29日，当时清廷的实际执掌者、隆裕的亲姑姑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就下变法诏说：“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在这个上谕中，西太后还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一意振兴”，谋求富强（《光绪朝东华录》）。此后十年的变革，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清末新政”。
在清末十年中，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人物。许多“新政”措施，往往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订章程推广各省。如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都是这样。（李新：《中华民国史》）
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成为晚清政坛上最具实力的政治明星。
之后改革的一步步深入，都是从袁世凯1901年最先提出新政意见十条——要点是充实武备力量，改进财政制度，开通民智，派留学生等等——开始的。
清政府希望通过一步步的改革，使统治地位得以延续。但是，开始得有些晚了。此时，进步的革命力量已经开始成长。在革命力量的影响下，清廷内部也开始出现立宪的声音。立宪派最著名的领袖，便是代隆裕起草退位诏书的张謇。
1904年，立宪派展开实际活动。张謇在这年五月亲自出面劝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他们上折奏请立宪，并替他们草拟折稿。但一向以稳重著称的张之洞，要他探询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向。于是张謇写信给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劝他效法日本伊藤、板垣等人，促成立宪，以救危局。当时袁世凯回信答：“尚须缓以时”。（张謇：《啬翁自定年谱》）。
在立宪思潮的影响下，大清的执掌者们终于开始考虑这一问题。1905年12月，清政府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去考察他们的政府，并详细调查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可能性。1906年7月，该使团回国，每位成员都推荐立宪政体。
1906年9月1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指使下，命令京师和地方官员开始宪政的准备工作。问题就这样决定下来，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然而，在立宪改革稳步推进的1908年末，已经软禁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他们的先后去世，带走了围绕着他们之间的所有恩怨传闻，也让大清朝的改革进入更加汹涌的激流险滩。
慈禧死后，隆裕成为皇太后顺理成章，同治的三位妃子也并非没有资格，因为末代皇帝溥仪首先是同治的继承人。传说，慈禧下葬后，同治的三位妃子要留在东陵替慈禧守陵，不回宫了。守陵是假，给隆裕难堪才是真。隆裕没表态，是太监小德张站了出来，对三位妃嫔说，既然这样，皇太后就马上替各位在东陵盖房子，成全各位守陵的孝心。史传隆裕依赖小德张，不假，但是若要说“受制”或者“害怕”小德张，则过于夸张。
隆裕不是慈禧，她身边只有小德张可用。
隆裕成为新的皇太后，开始逐渐走向历史前台。
同她一起走上历史舞台的，还有一帮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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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位的年轻人老佛爷走了，改革还在继续。三岁登基的溥仪依然是个虚设的皇帝，真正执掌政权的，都是老佛爷生前指定的接班人。
载沣，宣统的生父，隆裕的小叔子。这位26岁的摄政王的婚姻和哥哥光绪娶隆裕一样，也是慈禧指定的。和哥哥一样，载沣对老佛爷的指婚同样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身段比起哥哥来，则要柔软得多。其主政期间，暗杀风潮忽然间在革命党中盛行起来，1910年，这位摄政王成了和他同岁的革命党人汪兆铭的目标。摄政王躲过了暗杀，汪兆铭被捕。按照大清律例，这是满门抄斩的大罪。摄政王不顾大理院对其发出“公然践踏法律”的抗议，选择了法外开恩。载沣的考虑是：“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
果然，这个决定为清朝在中外赢得了掌声一片。但身段柔软的摄政王在碰到真正威胁大清的因素时，也会绝不手软地使用霹雳手段。1909年，正是他意识到势力坐大的袁世凯开始尾大不掉时，曾杀心暗起，因为奕劻的劝阻，才以袁患有足疾的理由将其送回老家河南。袁世凯的下课，一时间成为国际上最受关注的事件。
这位摄政王组织的皇室内阁，被后世史家认为是任人唯亲和载沣的无能，其实，那时的摄政王，已经感觉到除了皇室之外，再没有可信任的人了。
末世运偏消。
末世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是不太年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这个深得慈禧信任的“四朝元老”在慈禧主政时就一直为袁世凯的改革举措开驾护航。
吊诡的是，奕劻的贪婪中外闻名，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信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阅后则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完成。（叶恭绰：《清季军机处》）而他却自诩“澹如斋主人”，意思是说他为人澹泊如水。有学者分析，处在“高处不胜寒”地位的奕劻，正是用贪财的形象，向其上峰展现胸无大志。
一场有志于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内外知名的贪官。大清朝的气数，尽了。
隆裕尽管成了太后，历史还没有需要她出场。
她的不幸在于，执掌这个政权的所有关键人物，都与她有关。从被慈禧选中入宫那一刻起，她与这个王朝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过去多认为慈禧选择隆裕是因为她是自己的亲侄女，多少有些误解。慈禧之所以在众多侄女中选中了隆裕，跟少年隆裕的处事果断有主见有关。老佛爷早就对隆裕的父亲桂祥留下话：喜子（隆裕的小名）不要嫁给别人。
姐姐妹妹都出嫁了，隆裕还在闺中等待着光绪皇帝。被慈禧选中之后，少年隆裕建议桂祥让体弱多病的弟弟练武强身，被父亲采纳。这个弟弟，后来成了光绪的御前带刀
侍卫。在之后的岁月中，隆裕的果断时不时会表现出来，并不像过去传说的那样“怯懦”。
不过，在羸弱的王朝末期，这个不“怯懦”又能有多大的力量？
袁世凯在隆裕的最后岁月中，与她关系最微妙的，莫过于袁世凯。
这位因为日后称帝而身败名裂的改革者，在1909年下课之后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政治形势。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适逢袁世凯的五十二岁寿辰。由于时局动荡，不少人估计他可能会再起，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比往年更多：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等人“咸集洹上”。
正当养寿园内大摆酒宴、演戏祝寿时，武昌起义的消息突然传来，“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立刻下令停止祝寿活动，“剧宴皆止”。 同时，他马上意识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此乱非洪杨可比”（袁克文《辛丙秘苑》）。言谈之间颇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
袁世凯决心东山再起，可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名义出来最稳妥、最有利呢？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
对掌握政府大权的载沣，袁世凯仍然愤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持他。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袁世凯当时也有自成局面的想法，昔日部下倪嗣冲等人极力向他劝进：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但袁世凯拒绝了，徐世昌分析，袁世凯的顾虑有五：“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俊（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抚巡）均具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所以其倾向“表面维持清室”。（张国淦《洪宪遗闻》）
袁世凯的内心，现在已经无法得知，称帝的事实，却是无可辩驳。但是在称帝之前，资料显示，无论人前人后，袁世凯都没有透露出过一丝一毫称帝的想法。
14日，老领导兼老朋友奕劻的亲笔函从北京来了，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袁世凯的心里活泛了。但同时，杨度也由北京抵达，劝他不要应命。幕僚王锡彤“力袒杨”，“他人或袒阮，交进迭谏”。一天，王锡彤问袁世凯：“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然则公何以受命？”
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
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此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
袁勃然变色，大声说：“余不能做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做革命党。”（王锡彤《抑斋文集》）
谁能说得清，这番姿态的袁世凯，是否看到了日后形势？但正如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所说：“项城本具雄心，又善用时机，武昌事起，举朝惶惶，起用项城，授以指挥全国军队全权，正是大有为时机，得以偿其抱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经过一番交涉，袁世凯获得清政府的充分授权，重出江湖。但，正如袁世凯自己所说的那样，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登场之时，收场之日在1911年到1912年间，不仅是革命军方面如火如荼，各种抗议运动也都凑在了一起。这些抗议运动尽管有些不是革命的，但是有一点却达成了共识：应该以共和国代替清王朝或者对此应该表示接受。换言之，1911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那一年年底，有17个省市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第二年初，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更是无视清政府的存在。
早在被清廷起用之初，袁世凯便预谋收拾南北局势。他曾派人密告梁士诒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唐绍仪）预为布置。”（风岗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年谱》）此时，局势已尽在袁世凯掌握，他事先把优待条件透漏给载沣，获得支持后，然后上奏隆裕太后：“民军之意，万众一心，支持共和。”政府“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以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
隆裕出场的时间来了。她要为清政府的平安善后负起责任。
在溥仪皇帝的回忆录中，记载了隆裕最后接见袁世凯的情形：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退位已经无可挽回。尽管在皇室内部已经进行了几次讨论，但还是存在争论。促使隆裕太后下决心退位的，是1月26日，最坚定的宗社党领袖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群龙无首，满朝亲贵心惊胆战。他们读到北洋文官武将的奏电，知道大势已去，便纷纷逃出北京，投向天津租界及大连、青岛等地。
隆裕皇后立即颁布授予袁世凯一等公爵，想用这种方式让袁世凯保持大清不亡。但此时此刻，南方革命党许诺的大总统位置对袁更有吸引力。袁世凯一口谢绝了荣典，不断向这位太后传递“革命党太厉害”的消息。时人评价那时的袁世凯：“一方挟满族以难民党，一方则张民党以迫清廷，时人谓之新式曹操。”（《胡汉民自传》）
没有选择，她依然只能“全权授予”袁世凯。她所能做的就是在注定的命运之下为清室争取一个较为优待的条件。
在南北双方拉锯的谈判过程中，清室的退位条件的每一次更改，都“入奏”隆裕皇太后过目，“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快”。主要负责起草优待条件的，正是早年被载沣豁免的汪精卫。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后颁布了退位诏书，她和大清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