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高层风波：朱德反对毛泽东搞家长制 [复制链接]

1876年度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 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诞之处。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道：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道：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至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覆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覆——   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1876年度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 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诞之处。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道：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道：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至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覆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覆——   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1876年度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 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诞之处。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道：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道：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至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覆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覆——   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1876年度事件：中国正式设置驻外使馆

1876年，“天朝上国”终于向西方派出了他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促成此事的，是上一年发生在云南的“马嘉里事件”——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里等人到云南“考察”，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被杀，酿成严重外交事故。最后以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屈辱了结。条约要求清廷须派员前往英国“致歉”，遂有郭嵩焘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的身份出使英国一事。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后改任清廷驻柏林公使。   这本该是近代国人详细了解西方的大好机会——无论是将其当作敌人，还是学习的对象，最基本的了解都必不可少。但遗憾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这两位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却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最后，刘锡鸿得胜还朝，郭嵩焘则收获了万夫所指。   此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清晰地昭示着自1840年打开国门至今垂40年来，清廷在“改革”层面，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从理论上证明西洋各国的所有成就，仍然不出清廷所固守的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囿，而且也“成功地”证明了清廷所固守的这一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是具有普世性的“天下之至道”。而任何敢于挑战此节者，最后都不免沦落到郭嵩焘那般的凄凉结局。

郭嵩焘：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未出国门，已是“人神共愤”】   虽然驻外公使任命早在1875年的8月份即已下达，但郭嵩焘在等待确定行期的日子里，却越来越无意出使英国。任命之初，就有舆论讽刺他此行无异于自取其辱；1876年3月，他在总理衙门目睹了英国公使威妥玛气焰之嚣张，署中诸公俱都唯唯听训，又深有气短之感。   此前，郭氏已屡次在公开与非公开的场合指责过朝野士大夫们的愚昧无知，一味地仇恨洋人，但又怀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死活不愿意去了解洋人，于是乎局面就成了：背后骂洋人，当面被洋人骂。这些言论，刺激了许多人脆弱的神经，自然也就招来了无尽的毁谤。 目睹内外交困，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郭本人也情绪恶劣，意兴阑珊，想要借病引退。但文祥等总理衙门大臣很清楚，除郭嵩焘以外，恐怕是再也找不到愿意出使之人，所以坚决不允辞职，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一直从三月持续到了七月。   后世某段时期的近代史著作，一律将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心态描述成“义无反顾”，心意自然是好的，为着塑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形象；但不惜违背史实，则未见得是著史者应有的做法。留存郭的这段犹豫，又有何妨——胞弟郭昆焘曾在一封信里如此理解兄长一意推辞出洋的心境：   “家兄之决计乞退，实因洋务无可办法，又无可与言者，却非避出使之艰难。”   到了9月，慈禧决定召见郭嵩焘，以作安抚。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焘的辞职之意，至此才彻底打消。   出发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见郭嵩焘，安慰他说：“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忍不住当着太后骂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说他们“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   ——这年8、9月间，在长沙参加乡试的湖南士子闻知“知名士大夫”郭嵩焘即将前往西洋，担任驻英国公使，俱都怒不可遏，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常驻蛮夷之都的道理；何况郭嵩焘此行，还负有就“马嘉里事件”向英国道歉的使命，更加刺激这些“爱国士子”，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为此一门受惊不小。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窥见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内心的波澜起伏：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虽已因为这次出使而不被家乡父老当作人来看待（“更不复以人数”），郭却转而担忧：“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自己遭遇如此，可窥天下人心，举国愤愤而无理智，洋患如何能息！   【一部日记，“不知是何居心”】   1877年1月，郭嵩焘乘坐的Travancore号邮轮抵达伦敦；4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7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当中已说得很明白：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所谓的“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结果，这本小书却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著名学者李慈铭如此记载这场风波：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造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寿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布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郭嵩焘本来计划到西方后，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用。孰料出师不利，《使西纪程》犯了众怒，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就此搁置。   【承认洋人是“人”，于是成了“汉奸”】   《使西纪程》里说了些什么？   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旧历），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郭在日记里写道：   “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远至数万里，近至同居一城，但粘信票其上，信局即为递送，每岁所入千数百万磅。……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西洋国家的富强，建立在他们“便民”的基础之上——郭嵩焘对自己这一发现极为重视，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及官员请教。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旧历），郭嵩焘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也都必须同等纳税之后，感叹道：   “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氏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很感兴趣，稍后，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进而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殆至这一年的12月19日，在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丹崖探讨英国政治风气时，郭已经俨然是一个“英国通”了——   李氏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   郭氏如此回答：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理想，郭嵩焘却说“蛮夷”政体之优良非“三代”所能及，这种赞誉显然刺痛了国内士大夫们脆弱的骄傲，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何况郭还在继续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在挑战传统士大夫们的“夷狄观”。直到光绪六年，“国家级”学者王闿运还在其《湘绮楼日记》里如此批判郭嵩焘：   “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   王闿运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而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不过是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罢了。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的观点市场之大，光绪四年的时候，他就哀叹过：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氏远在英国，但也应当想见得到，他的这些言论，已足以点燃大洋彼岸一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的愤怒——同行的副使刘锡鸿，即已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批判改革，终成众矢之的】   “汉奸”郭嵩焘却意犹未尽，终于将他批判的锋刃挥向了“同光之治”的根本重地——晚清自强改革。   在一封自伦敦寄给李鸿章的书信里，郭嵩焘对自强运动领袖彻底否定了以仿造“坚船利炮”为核心的晚清自强运动：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一闻修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   与此同时，国内士大夫对郭的攻击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个开明人士，也上疏弹劾郭嵩焘，说道：   “《纪程》之作，谬轾滋多。朝廷禁其书而姑用其人，原属权宜之计。……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于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意思是说：朝廷禁掉郭嵩焘的书，还继续任用他，恐怕无法给汹涌的“民意”一个交待。   朝廷的“交待”于是应运而生。曾慰言“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的慈禧太后，这一次的诏书却声色俱厉：   “本应立予撤回，严行惩处，以示炯戒。 姑念郭嵩焘驻英以来，办理交涉事件，尚能妥为完结……倘敢仍怀私怨，怙过不悛，则国法其在，不能屡邀宽宥也！”

刘锡鸿：洋人强盛是因为学习了我们的末节 【同使西方，结论南辕北辙】   随郭嵩焘一同出使的副使刘锡鸿，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位驻柏林公使。这位广东番禹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只在刑部做过员外郎一类的小官，并无郭氏在朝在野那般显赫的名声。其能成为使团成员，缘自个人自荐和郭氏的举荐。   但出洋之后，郭氏很快就开始后悔自己举荐了刘锡鸿，他在日记中写道：“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有益处，不似刘钦差身行数万里，见闻尽广，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郭嵩焘认为，刘锡鸿的种种举止，动机在于：“其心必不欲使中国窥见西洋好处”。 与郭嵩焘类似，刘锡鸿出使期间也写下了一本《英轺私记》，详细记录了他眼中的西方世界，以及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解读。   于是，历史留给了后人中国近代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需要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荒唐逻辑，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   刘锡鸿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荒诞之处。   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整齐干净的城市街道，彬彬有礼的伦敦市民，以及风驰电掣的列车、光怪陆离的化学实验……如此种种，一种完全陌生的鲜活的先进文明，被放置在传统士大夫出身的刘锡鸿面前，他的认知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或者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如此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或者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重新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刘锡鸿很自然地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他用一种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把他所见到的西方文明，统统解释成中华传统孔孟圣贤之道的产物，进而由此“成功”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中心地位。   刘的具体“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他承认自己所见到的英国政治风俗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在《英轺私记》里描述道：英国的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讲究以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而且没有闲官，没有游民，没有残暴不仁之政，到伦敦两个月，出门很多次，未见人语喧嚣，也没有见到神情愁苦的落魄之人。   但刘的笔锋忽而一转，说道：如今西洋的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这其实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仁”的一种表现；西洋人还重视“仗义守信”，这其实则是中国的圣人们所推崇的“义”的一种表现。进而，刘氏对洋人提出了自己的殷切期望：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他们所了解的圣人之道继续发扬光大，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步入更高的境界，并创造出一个雍容齐整的和谐社会。   如此，刘锡鸿就把西洋文明的全部成就，都纳入到了孔孟圣贤之教的名下。接着，他“解释”了西洋人为什么会懂得中国的圣贤之道：“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于是乎，刘锡鸿不但消解掉了西方文明给自己的认识结构所带来的冲击，而且还重新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西洋文明愈强盛，就愈能“证明”中国“圣教”辐射四海的强大。最后，这种“逻辑”诡异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西方文明越是先进，就越能证明“圣教”的光荣正确，也就越能证明我泱泱中华“用夏变夷”的能力之强大，愈能证明我泱泱中华是当仁不让的“天下”文明的中心。   【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   刘氏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西方政俗是好的，而且同样是中国“圣教”的产物，那么，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西方文明呢？   刘氏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一再提及“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但在他看来，西洋人对“圣教”的理解仅仅是皮毛而已，与我泱泱中华对“圣教”的深刻认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强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既然西方的强盛是“圣教”的功劳，而且洋人所学的只是“圣教”皮毛，不值得学习，那么，该如何挽救国势的糜烂与颓唐呢？刘锡鸿的意见是：现在朝中洋务官僚所讲求的“西学”，不过是低级的“百工技艺之学”，治国的根本，在于“端正士习人心”——如果抽去言论背景，刘氏这段话今日看来仍然不无道理：“岂政令不讲，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机器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郭嵩焘也在批评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但郭批评的立足点是：西方民主政治有许多更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才是自强之道。而刘锡鸿批判洋务官僚只讲究“船炮机器”，却是为了肯定自己这一政治立场：“祖宗旧法皆有深意……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只要剔除现有政治中祖宗之法里没有的，恢复祖宗之法里被遗弃的，天下即可大治，如果还改弦更张搞什么深度改革，则“惊扰之甚，祸乱斯生”，必至天下大乱。   刘氏还举例说：“我乾隆之世，非有火车，然而廪溢府充，民丰物阜，鞭挞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贡而称臣。”所以，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回归“祖制”；不需要学习西方，只需要认真学习“圣教”。   因为：“圣教”放之四海而皆准。

结语：国粹主义的市场有多大？ 《使西纪程》毁板后不到一年，赞扬西洋政俗开明，批判自强改革太过肤浅的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此后，虽屡有封疆大吏如沈葆桢等极力推荐，亦未能再获起用。   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将西方文明解释成“圣教”之成果，要求固守祖制，反对改革的刘锡鸿，回国之后则做了光禄寺少卿。   殆至1900年，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刑部郎中左绍佐又记起了1876年曾引发举国公愤的郭嵩焘，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此时，距离郭嵩焘去世已有十年之久——那是在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人请求朝廷按例给郭嵩焘立传赐谥，朝廷的答复是：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在朝廷给去世的郭嵩焘如此一个答覆之后十年，它们给了世界另一答覆——   漫山遍野的“义和团”。

[导读]谈起毛泽东的“家长制”，朱德批评毛泽东“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是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这句话体现了朱毛之争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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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从一上井冈山，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了，对“朱毛”一词是十分珍惜的。所以他决不会反毛的。但朱德为什么这次“反”毛呢？

关于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争论及其后来的影响，虽在一些历史书籍中有所记载，但对其争论的由来与实质却语焉不详。有幸的是，2009年7月12－15日，我参加了“文化部文化管理清史办干部井冈山培训班”，其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余伯流先生给培训班全体学员讲了一堂生动的《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的课。他在谈到1929年红四军“七大”前后有关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者和奠基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争论一事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如何根据和运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以往为党史、历史课本讳莫如深的这一段历史，并说“实事求是”是他多年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最主要的经验。

余教授是这样叙述1929年红四军“七大”前后有关毛泽东、朱德之争的：

朱毛之争原委要从1929年初朱毛率军离开井冈山谈起。朱毛下山后，一路行军并不顺利。毛泽东感到，在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的情况下，红四军党内再照过去那样，遇事层层讨论、层层汇报，直至前委最后定夺，太麻烦不说，还会贻误战机。于是做出了“停止军委办公”的决定，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对此，朱德无意见，陈毅表示同意。2月，中共中央去信，莫名其妙地要红四军分散行动，并令朱毛到上海“学习”。此信在红四军内引起了混乱。毛泽东不愿意去，并劝朱德也不要去，红四军上下也不希望他们去。毛泽东为此写信批评了中央的决定，中央后来也不再提及此事，但却派了刘安恭到红四军任职。刘安恭一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刘安恭与朱德同为四川籍，两人又同在德国留过学，关系不错。他受党中央委派，到红四军后，毛泽东出于红四军内部对刘安恭本人资历、经历的尊重，征得朱德、陈毅的同意，决定恢复临时军委，让刘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位在毛、朱之下，陈毅之上。由此引起了一场朱毛之争。刘安恭一到任，即与毛泽东争权。他召开红四军军委会议，并做出决议，撇开党中央关于军委统辖于前委的指示，由军委统辖红四军，要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并提出要反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家长制”。毛泽东看了这个决议后，大吃一惊，非常生气，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取消了临时军委。刘安恭激烈反对，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斥毛泽东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毛有“家长制”作风。朱德赞成刘的观点，他提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并批评毛泽东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说毛“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不听中央调动”。而毛泽东则坚持己见，非要废掉临时军委不可。由此朱毛之争持续了半年之久。

说到这里，余教授颇带感情地说“这不影响我们对朱老总的热爱”。随后，他接着说，朱毛之争在雷湖和白沙两次会议上依然激烈地进行着：

1929年五六月，红四军在雷湖和白沙举行了两次前委扩大会，就设立军委等问题进行讨论。双方依然争执不下。毛泽东见会议无结果，愤然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毛的观点得到36票赞成，朱、刘等5票反对。但毛在会议后，还是表示要辞职。陈毅在朱毛之间始终持调和立场，希望两人从党和革命的立场出发团结一致。他说：“你们朱毛两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吵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不好办。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陈毅的调解未能起作用。后来在红四军“七大”上，经全体出席者的表决，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撤，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林彪在雷湖会议后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毛不要辞职。他还在信中说，朱德整天“无所事事”，“有当领袖欲望”，毛看了信后“若有所思”。

我们要问：朱毛之争的焦点和性质是什么？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指出：朱毛之争”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从余教授的言谈中来看，确乃如是。朱毛之争的确缘于“军委”的废设，这是千真万确的。朱德和刘安恭都认为毛泽东在废立“军委”问题上实施一言堂的“自上而下的”“家长制”作风。刘安恭还在给中央的信中声称朱、毛已“分成”两派。

我认为，刘、朱反毛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前面已说过，刘是因为毛剥夺了他的权力而恼羞成怒，进而反毛的。而朱德则不同。许多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朱德从一上井冈山，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了，对“朱毛”一词是十分珍惜的。所以他决不会反毛的。但朱德为什么这次“反”毛呢？先就朱反对“党管一切”言，朱德认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这正如余教授所说，朱德只是“主张党不要包办代替”，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作用。至于说朱德批评毛泽东“不听中央调动”，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朱德长期以来就是一位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直深深地扎在他的脑海中，也是他在旧式军队和革命队伍中始终遵行的原则。谈起毛泽东的“家长制”，朱德批评毛泽东“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是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这句话体现了朱毛之争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朱毛会师一年多的实践中，毛没有“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作风，那么忠厚老实的朱德决不会批评他。不是吗？毛在设立红四军军委这一问题上出尔反尔，刘安恭来红四军任职前，毛泽东为加强权力，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刘安恭到任后，毛泽东违背自己的言论，随心所欲地又设立“临时军委”。等到刘安恭不听他话时，又自作主张地提出和取消了“临时军委”。毛泽东在这里不是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再有，毛泽东在雷湖会议上声言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得到了压倒多数的赞成票后依然还要辞职，这显然是非要朱德向他屈膝下跪不可。难怪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的口号是“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余教授提醒听讲者注意这句话)，矛头所指也是明显的。

1930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红四军巡查后做了一个“巡视工作情况报告”。他说，“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指毛泽东继续任前委书记)无条件地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法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朱毛之争“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毛泽东传》第207－208页)在当时战争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可以理解。但说朱毛之争“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那么，试想如果没有具体内容，个人之间会无缘无故地“争论”半年之久么？

由上所述，我认为，朱毛之争的实质，是民主集中制与家长制或称集权制之争。

朱毛之争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党史和我们共和国史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就主要当事人或出头者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个人来说，影响也颇为巨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德、陈毅都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和批判。当时，“打倒三反分子朱德”、“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在朱毛之争中批评毛的话成了“文革”时他反毛的主要证据)、“打倒三反分子陈毅”(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成为前委书记，被认为是反毛的主要证据)等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陈毅多次被批斗，朱德的批斗大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中，后因毛泽东的干预，陈毅的批斗大会被中止，朱德也幸免于难。林彪却因此次朱毛之争中看准时机写信向毛泽东表忠诚，诋毁朱德(按礼说，林彪是跟朱、陈上井冈山的，朱德非常欣赏林彪这个年青军官的军事才能，遇有军事问题也经常请林来商议，还提议林彪任红四军28团团长。但林却另有打算。他利用朱毛之争的时机，通过给毛泽东写信，讨好毛泽东和诬陷朱德，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取得了毛泽东的好感。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以后又多次能抓住机会为毛解难，而被选为接班人，成为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祝福为“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然而，曾几何时，说别人“有领袖欲望”而实则自己有强烈领袖欲望的林彪叛逃摔死；此后，毛泽东的健康每况愈下。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一中念初中时，校长徐楚波一次在全校大会上说：“苏联专家说毛主席能活到148岁。”但毛泽东只活到83岁，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叛逃是他“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也说明长久以来被誉为“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对有强烈领袖欲望、见机行事的林彪确实看走了眼。不管怎么说，朱毛之争为林彪后来的发迹铺下了一条道路。林彪是朱毛之争最大的赢家。

这次朱毛之争后，朱德在党和军队的作用再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29年11月底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朱德向他赔礼道歉说：“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给您在精神上带来了创伤，请您原谅。”(毛秉华主讲：《天下第一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此后，朱德在党内、军队内，能少说则少说，能不说则不说，一心一意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权威。这次在井冈山参观大井朱毛故居时，听工作人员说，上世纪60年代，朱德上井冈山，有关人员问他在大井住地的具体位置，朱德说：“有毛主席的故居就行了。”

我们说，朱毛之争不仅“不影响我们对朱老总的热爱”，相反，朱老总的举动更增加了我们的崇敬心情。我认为，朱老总反对“家长制”，实际上是要从革命一开始，就在党内树立一种“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的党风，使党内政治生活能走上正轨。如果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当时的党中央明显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声称红四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朱毛之争是”极端民主化”要代替“民主集中制”，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能从这次朱毛之争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限制“家长制”的措施，并能形成文件，那么建国后党内许多不正之风(包括专制集权、个人崇拜)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党和人民也许不会遭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从这一点来说，朱毛之争是朱老总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朱老总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