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间”的神话更多来源于其政商资源交流平台：它成了特权的象征，它被作为一个上等身份的秀场被尊贵富有的“消费者”购买使用。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般若 南方周末记者 谢鹏 发自北京
虽然霓虹灯仍然闪亮，但“天上人间”重新开业要在6个月之后了。
■“天上人间”的神话更多来源于其政商资源交流平台：它成了特权的象征，它被作为一个上等身份的秀场被尊贵富有的“消费者”购买使用
■无论是持续十年的平安无事，还是突如其来的被关停，都注定会在公众舆论中持续引爆关于钱权新贵们的话题
5月25日，已停业整顿的“天上人间”门外不复车水马龙。 （张丁/图）
蜕变：从人间到天上高档，尊贵，漂亮且拥有高学历的姑娘，这些概念被延续并推上了新的极致，除了那句曾经的严斥：“这里是首都”。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天上人间”相比，1990年代中期以前，这家坐落于长城饭店西侧副楼的夜总会更像是一个“台湾包装、大陆口味”的半洋不土的地方。
那时候的“天上人间”，老板来自台湾，基本可被称为一个兼有多种营业的高档餐馆：人们在里面办各种宴席，席间有漂亮姑娘陪酒，在客人的要求下，她们有的即席唱起京剧，有的则跳起专业的芭蕾舞。这种现在看起来有些“雷人”的表演方式，却是当时区别于少量老式夜总会的一种极时尚的消遣。
王刚曾经是一个非法移民的中介，19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3年SARS之前他都活跃在东三环的使馆区一带。曾有一段时间他是“天上人间”的常客。和今天相比，这个坐落在北京CBD地带五星级酒店的夜总会惟一不变的就是它的“尊贵”，论身份和财富，王刚离出入这种场所还有很远的距离，带他去的通常都是一些他所熟识的使馆工作人员。
在当时，这称得上是个“高雅”的场所。陪酒的姑娘们多半来自北京的艺术院校，谈吐才艺俱佳，但在这里“玩起来”并不比在别的地方尽兴：偶尔王刚的朋友们想对哪个姑娘动手动脚，对方恼怒之余还会正色严斥：“这里是首都！”
就算这样，到这里消费也成了新富新贵阶层的时尚。高档、尊贵甚至是姑娘们的清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其他声色场所难得的既纠结又神秘的感受。
而转变源于1995年，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甫一现身江湖却有深厚背景传闻的商人的接手。此前还是铁矿石商人的覃辉向当时的首都机场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李培英借款180万美元，并由军队一家贸易公司担保，买下了“天上人间”。这正是覃辉与李培英交道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李培英因贪污被判处死刑，尽管其被控的大部分受贿款来自于覃辉，而覃老板却全身而退。
1999年，覃辉开始了日后成为传说的第一步。他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置于自己新注册的北京中外合资长青泰餐饮娱乐公司，工商登记出资额195万美元。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业装修之后，“天上人间”从老式夜总会改成KTV式的经营格局，消费标准也随之飞升，连服务生的小费都被陡然提高到当时令人咋舌的每人500元的标准。
高档，尊贵，漂亮且拥有高学历的姑娘，这些概念被延续并推上了新的极致，除了那句曾经的严斥：“这里是首都”。
姑娘们并不拒绝显贵们的邀约了。标志性的举措包括：“天上人间”推出了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拳头产品——“四大名旦”。她们号称被送去香港培训过，并且都会说英语——尽管在熟知京城各大夜总会的商人吴浩看来，她们实际上也就懂那么一两句。但她们睥睨当世的优势毫无疑问：身高一米六五以上，容貌夺目，谈吐相对优雅，陪侍费用高达3000元到5000元，如需邀约，费用上不封顶。
除了这四大名旦，一支覃辉自称为“马仔队”的红粉军团被接着打造出炉，她们都号称来自艺术院校，还经过严格的服务训练。吴浩曾经与“天上人间”有过业务往来，他曾目睹业务经理向员工示范如何把一只茶垫精准地放到离桌沿两边各20厘米的地方。除了要求管理人员理短发，每晚8点开业之前每个人要把皮鞋擦到锃亮，还有一个说法是：夜总会专门请来教员训练侍者们的形体动作。
四大名旦，红粉军团，卫队一样的服务生，诸如此类的噱头从未公开宣传，却经由各种地下渠道飞速传播。这正是在当时的中国经营此类场所的秘诀之一：富贵与隐秘，高档与低调如此纠结在一起，笼罩在“天上人间”之上的神秘色彩被无限制地发酵膨胀，就像一层缭绕的薄纱，半遮半掩之间激发了无数人对其后真实面容的想象与渴望。
这正是覃辉接手之后，“天上人间”作为高端声色场所之发端的奥妙。这一年，覃辉充分显示出了包装造势上的才华，他从一个听起来土里土气的铁矿石商人，摇身而成夜总会老板。尽管相对于他在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这仅仅堪称注脚——从夜总会老板再蜕变至资本玩家，是在“天上人间”成为传说之后了。
神话：上等身份者的交易场要谈合作吗？去天上人间，必须的！1990年代，夜总会兴盛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先富起来了，激增的财富使很多人一下子从“人间”到了“天上”，新富的阶层渴望刺激但又时尚、体面的消遣方式。“烂夜总会让人想吐”，一位山西煤老板描述那种混合了酒精和烟草的味道，脸上充满了厌恶：“玩夜总会的人鼻子特别灵，你到‘天上人间’，就发现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不得不承认人家服务做得就是贴心。”
直到今年“4·11”扫黄行动之前，他都是“天上人间”的常客。让他津津乐道的是那里“妈咪”们细致入微的专业服务，“她们会记住你前几次消费时订了什么房间，找了哪个小姐陪聊，甚至你平时周几会出现，哪个时间段适合接打电话”。
一个深得原本出身贫寒的煤老板之心的服务细节是：在包间里，服务员总是跪在地上。他们跪着进出，跪着倒酒，跪着点烟，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客人的极端恭敬与服从。
而在总统套房的过道上，端坐着几个拉大提琴的漂亮女孩，巴哈或者海顿的名曲从她们手下优雅地流淌而出。这样的场景对大多数新富阶层们来说简直堪称梦幻，也十分契合新贵阶层对“富贵”的理解。在这里，身份通过财富得到最大的同时又是最优雅的彰显。
由于业务交往的缘故，吴浩十分了解这套“极具想象力”的顾客营销系统，那上面记录了客人们的名字、生日、消费喜好、平均消费额，甚至包括婚姻情况和使用的手机型号。这种“尊贵”的服务体验在2000年以后越来越显得重要，由于京城其他高档夜总会的兴起，“优质”的小姐队伍在高薪挖人的情况下处于频繁的流动之中，打造一套稳定的服务标准成为经理们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工作。
此时的覃辉又有何高招？和公众想象错位的是，除了满足极端彰显富贵的心理，“天上人间”并不仅仅是“找乐子”的声色犬马之去处，它的神话更多来源于搭建了一个政商资源交流的平台。覃辉精明地树立起了这样的业界标杆，直到现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别的夜总会夺过这个山头。
这才是“天上人间”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这一点来说，至少在公众舆论之中，堪称“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在覃辉以身体力行构建起这一强大“交流气场”之后，众多跨国企业商人、私企老板、政府官员、金融管理者纷纷侧身其中。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单独前往消费，大多数都是商务宴请。
郭志辉是一位世界500强IT企业曾经的销售人员，如果你在2003年到2004年想找到他，每天晚上8点在“天上人间”门口等着就可以——除了他，那些林林总总期待在金钱和权力之间有所斩获和兑换的人，都可能在这里照面。“白天在办公室谈业务都是假的，只有夜总会才是真正的工作场所，只有在这里，生意才可能真正谈起来。”
在郭志辉的观察里，出没于“天上人间”的人大约有10％是来自聚集在CBD的世界500强企业，剩下的大部分人来自政府部门。
“就像你是抽中华还是抽中南海，喝威士忌还是二锅头，去哪个夜总会象征着你的身份。谈交易、交朋友更是这样，朋友们对‘天上人间’认知度高，你请他们去，那就是极富‘诚意’的一件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熟客煤老板总结说。
至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天上人间”的神话已经铸成。它不再是一个夜总会，它早已超越声色场所，它成了特权的象征，它实际被作为一个上等身份的秀场被那些尊贵富有的“消费者”购买使用。要谈合作吗？去天上人间，必须的！
郭志辉所见过的最疯狂的一次消费足为例证。还是在上一次世界杯期间，3个身份显赫的顾客一口气叫了20个小姐，他们在总费用超过10万元且佳丽环绕的超豪华包房中惟一做的事情是打扑克斗地主。
而外间最感兴趣的元素，无论是“四大名旦”还是“红粉军团”，在这里都无足轻重了。“足球比赛结束，3个人连小姐的手都没摸就走了。”
支点：现金奶牛和资本圈入场券给我一个天上人间，我就可以撬动资本市场。神话铸成之时，正是覃辉华丽升级之时。“天上人间”首先是覃辉个人的巨大秀场。他在这个秀场上的做派象征着一种强势身份，同时又反过来赋予了“天上人间”高贵、霸气的品牌特质。
2003年6月的
北京国际车展上，当时惟一一辆宾利加长728标价888万元人民币。这辆车，后来被证明由覃辉购下。这个故事经过媒体的渲染广为传播，覃辉很快就成了街头各报的热点人物。
另一个广为所知的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末，一位曾经的高级警官在“天上人间”和服务人员发生冲突，竟被夜总会保安暴打一顿，此事几乎酿成警方和“天上人间”的冲突，“天上人间”为此歇业，不久通过关系得以再次开业。但这次冲突不但没有给“天上人间”造成实质损害，在此次北京警方勒令停业之前，它还成为彰显老板后台背景的一个例证。
覃辉或“天上人间”的经理人们从不避讳或阻止这些高调和强势的传闻，他们甚至有意造成和放纵传播效应。正是这样的高调气质，既成为“天上人间”神秘背景的一种底色，在传闻夹杂之后也为覃辉在资本市场上掀起了更大的声浪。
2004年初，覃辉通过购入现代旌旗出版，获得《成报》控制权，香港市场上有人甚至称此项收购带有某种“来自北京的政治背景”。覃辉巧妙地运用了这种猜测，他邀请原《北京娱乐信报》社长崔恩卿进入《成报》董事会，高调宣布其加盟，向外界刻意强调崔是中共党员、“身份特殊”。
当大部分普通人踮着脚在大门之外试图对这个“神奇”的声色场所一窥究竟，大部分顾客把这里作为销金窟的时候，生意人覃辉充分利用了这个充满了神秘感、权力感和富贵感的场所的另一面。
一开始，“天上人间”是覃辉进入资本市场的“现金奶牛”。大部分到“天上人间”消费的顾客都要准备几万元的现金。一个可靠的消息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生意冷清的日子里，账本上记录的一天的流水就达到三十多万。他估算，“天上人间”的年利润至少在2000万－3000万元。
然而“天上人间”的忠实顾客们应该很难相信这样一份年检资料，1999年长青泰资产、负债均为三千余万元，到了2003年，经过4年运营的结果，资产负债率从1999年的近84％上升到了96％。
这样的业绩不但很多外人不相信，实际上，连长青泰自己都未必相信。2001年的一场长青泰诉深圳市某公司商标侵权的诉讼中，在被告提出其业绩亏损之后，长青泰的代理人表示餐饮娱乐业的利润普遍在50％左右，但为了避免重税，常常在做账时把盈利做成亏损。
在“现金奶牛”之外，“天上人间”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成为覃辉进入资本市场的入场券。正是这一高端交际场，给他带来了大量权势人物、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在原建行行长张恩照一案中，检方的起诉书上就披露了这样的细节。2002年5月，在“天上人间”停车场，张恩照第一次收受了覃辉给予的1万美元，而这只是覃张利益链的一角。运用“天上人间”这个杠杆，覃辉以向张恩照行贿6万美元、20万港元、10万元人民币的代价，换来了6.5亿元贷款。而在被处决的李培英那里，覃辉贡献了占总额70％以上的贿款，从而在首都机场曲线拆借了6.3亿元。
这其间，覃辉苦心经营起来的“红粉军团”颇有巧妙助力。据媒体报道，在中纪委、中组部对张恩照的约谈中，张曾经承认接受过在“天上人间”里花天酒地的招待。
这才是“天上人间”对于覃辉、对于“卓京系”最为根本所在。它是覃辉完成从“夜总会老板”到“资本玩家”升级的起点和支点。覃辉身体力行将天上人间构建成这样的起点和支点，也乐于让来此消费的新富新贵阶层们加以利用，正是在这种几类合谋的使用中，“天上人间”的附加值远远超越了夜总会的天然属性而被充分发掘。
此后的长袖善舞来得理所应当：从2003年夏天开始，覃辉通过自己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SMI公司，开始在香港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他结识了香港壳王陈国强，先后收购相声演员姜昆的“鲲鹏网景”，谭咏麟和曾志伟等明星投资的“东方魅力”，买下杨澜的阳光卫视等等，终于打造出一个涵盖投资、通信、传媒、
视频、新媒体、影视、娱乐、文化、出版和广告等行业的商业帝国。
原罪：“乃知兵器是凶器”放大的魔力效应之后，负面作用总有显现之时。这家夜总会的性格也不可避免地和老板的性格捆绑在了一起。在众多接近覃辉的消息源中，他被视为一个“准黑道”人物，一家财经媒体引述知情者话称，这意味着偷、赖、骗这类“夜总会手腕”在未来覃辉的资本市场运作过程中也将被大量地使用，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覃辉那些喧嚣一时的大手笔并购，例如买入飞腾影视中心、鲲鹏网景、阳光卫视控股股权等，事后人们发现，欠款均可以千万元计。
事实证明，“天上人间”所形成的魔力场也并非万能。覃辉以一个“夜总会老板”的姿态闯入资本市场，以一个“夜总会老板”的惯常手段在资本市场腾挪运转，虽然声势颇大，但实际获利从已有情况来看却并不明显。
一系列被媒体疯狂炒作的“攻城拔寨”背后隐藏着明显的窘境。东方魅力至2003年已亏损7668万元，阳光卫视的亏损人所共知，现代旌旗出版连续亏损，覃辉接手后，经营更是每况愈下。
覃辉2003年9月接手阳光文化不久，就将一套电视制作设备走私到内地。这套设备购买时花费300万美元，转让时估值1774万港元。覃辉拿到内地后，自作主张作价1亿元，卖给了有上市公司参股的友通公司。
更为骇人的事情发生在2004年2月。当时覃辉已确定将收购湘计算机25％的股份，作价3.8亿元。然而，股权款尚未付清，卓京投资就通过各种渠道共从湘计算机“借”走了9000万元。事情败露后，原股东长城集团退还了卓京投资股权购买款1.59亿元。
事后在覃辉描述里，“卓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退出，长城集团极为配合，一周之内便办好了所有的会计手续。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商业行为，决定买也可以决定退。”
2005年4月开始，覃辉相继卷入张恩照案、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案。“天上人间”这个魔力场曾经无坚不摧的魔力甚至由此开始反噬。随着张李服法，覃辉也从此隐退蛰伏。据星美集团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孙麒郡介绍，覃辉自2005年起，长期生活在香港。
覃辉也似乎从未被资本圈真正接纳过，真正的大佬们既不认同他动辄传出“购买京城第一豪车”或“追求李嘉欣”这样的高调，也从未认同他“夜总会老板”式的生意手法。
一位接近覃辉和“天上人间”的知情者说，覃辉有背景，但并没有传言中的背景那么深厚坚固，“很多传言不排除炒作的成分，通过‘天上人间’这个神秘的平台被无限放大了”。
实际上，不论是对于一个夜总会老板，还是对于资本市场上曾经的投机者，一个无限放大的背景显然为当事人所乐见其成。但放大的魔力效应之后，负面作用总有显现之时。
这样的显现集中于日前的“清查整顿”。尽管至18日为止北京警方共责令35家娱乐服务场所停业，公众与媒体的注意力却无一例外聚焦于“天上人间”。在公众舆论中这与当年全盛时期的骄横形成鲜明对比：据一位曾参与公安局检查“天上人间”的媒体从业人员回忆，当年检查人员进去之后，无论是陪侍女郎，还是工作人员，都表现得异常镇定。在检查过程中，甚至有的保安在说“没事，没事，别着急，该干嘛就干嘛，他们一会儿就走”。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相关节目中说：与其说这是北京新公安局长的“上任三把火”，不如说是对某种特权的挑战。类似的说法在坊间则更为直接更有破坏力：后台不行啦。
疑似前老板的覃辉也因为在这里烙上的深刻的个人印记而被不断提起。星美集团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孙麒郡表示，“天上人间”已经与星美毫无关系，但她拒绝对“天上人间”相关话题再作进一步解释。
5月24日，位于长城饭店西楼一层的“天上人间”已经处于停业状态，只有四个服务员在前台闲聊，两名高大英俊的保安制止了记者的进入，礼貌而坚决。在长城饭店路南不远处的农展馆北路，“天上人间”VIP店——“天上人间”的一家分店依然营业，入夜，霓虹闪亮，车水马龙。而那些“贴心”的妈咪们和漂亮的姑娘们，大多去了三亚或者国外度假，通过“常客们”她们答复南方周末记者说：6个月停业之后怎么办，等老板发话。
在“天上人间”的另一面，那些隐秘的关于种种钱权势力的猜想，至今仍未被全部揭开。无论是它持续十年的平安无事，还是突如其来的被关停，都注定会在公众舆论中持续引爆关于钱权新贵们的话题。
（文中部分人士为化名。文中采用的“小姐”称谓仅为表述方便，不代表对娱乐陪侍工作者的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