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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运动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合法化重构2
本文来源《学术中华》，作者：葛玲、满永
 内容摘要:
“洗澡”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核心阶段，本质上是共产党建构自身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权力技术。正是通过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的洗澡，共产党实现了对知识分子记忆的重构，进而成功完成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知识分子由“身归”到“心归”共产党的过程，也使得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 一 认同重构一直是社会政治变迁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尤其是对于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型政权来说，如何建构社会各阶层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直接关涉到新的统治合法性的确立与否。这种情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党政权来说同样如此。而所谓的政治认同，按照罗森堡姆在《政治文化》一书中的说法，“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或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p.69）如果说罗森堡姆的界定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有形的团体归属感的话，那国内学者马振清先生的表述则体现了政治认同的心理归属特点。在马的理解中，“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当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p.110）在笔者的认识中，归属感的强烈与否能够反映出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可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p.188）由此可见，确立广泛的政治认同对任何一个新政权的生存都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共产党政权机构的建立，为政治认同建构提供了团体归属感的组织基础，实现了人们“身归”共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共产党政权心理认同的行成。相比于团体归属感来说，心理归属感的形成更为复杂，相应而言，心理认同的建构也更为艰难。 目前，有关共产党政权政治认同建构的具体情形，并未被当代史研究者所重视。少量的研究仅散见于人们对其他问题的分析中，尤其是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中。孙立平先生通过对“诉苦”富有创建性的分析，指出“诉苦”作为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的意义。孙的研究认为“诉苦，不仅建立消极的国家形象——把苦的来源归结于万恶的旧制度，也同时建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农民起来诉苦、斗争是国家的发动（作为国家的代表的工作队是动员农民的最重要形式）；而农民敢于起来诉苦、斗争，是因为有国家撑腰。”（p.154）由此形成一个“诉苦——阶级意识——翻身——国家认同的逻辑过程”。因此也可以认为，“诉苦”本身就是共产党政权在乡村建构其政治认同的一种权力技术。土地改革使农民感恩共产党，以此形成了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然而，相比于乡村社会，共产党在城市建构政治认同的困难程度相对较高，这是因为知识群体的存在使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灌输比较困难，尤其是如何重构旧社会过来的大量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则尤为复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很多成果。1但这些研究存在某些共同顷向，即往往是从政策梳理方面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进行了全景式展现，对于过程中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缺乏更为深入的分析，比如思想改造为什么要选取“洗澡”这种激烈的斗争方式等。再有，既有的研究往往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北大校长马寅初1951年上书周恩来密切联系起来，认为思想改造运动肇端于北京大学。当然，笔者也认为，马寅初的上书确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提供了契机，但是，以此认为思想改造起始于北大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共产党政权建构自身合法性认同的必然选择，即便是没有马的上书，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难以避免。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也正如学者所言，“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p.248） 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政治认同概念的引入，尝试分析思想改造运动内含的政治意义。在我的理解中，思想改造运动是共产党政权建构知识分子对其政权认同的重要方式。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洗澡”，则通过挖掘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使其能够心悦诚服地认同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思想改造中的“洗澡”，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重构的一项权力技术。思想改造的结果也表明，“洗澡”这一技术手段的选择无疑是相当成功的。然而问题在于，经历了“洗澡”，深具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饱受英美自由民主意识熏陶的知识分子，缘何在一时间实现了自我的重塑。此情形与“洗澡”这一独特运动方式的选择有着怎样的关系。思考这一点，恐怕还是要从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理想追求谈起。 二 探讨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当然首先要从其概念界定上来分析。如果从词源的角度来追寻究竟何谓知识分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西方仍很落后的俄国社会里存在着一群身属上流社会，但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文化人。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俄国的专制制度，这些人身感所处社会的丑恶与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一个起源，由此起源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起源源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上尉德雷福斯由于自己的犹太血统遭受诬陷，由此引起当时一批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士出于义愤为其辩护，于1898年1月2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宣言》的文章。后来这些辩护者便被其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知识分子”。从此起源看，尽管知识分子一开始是贬义的，但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也由此开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正与良知代表的形象逐步确立。其实不止在近代，早在古希腊时期，我们也可以从苏格拉底获罪于雅典人的事件中，窥视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尽管当时并未有知识分子一说，但苏格拉底的作为无疑可以使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理解了知识分子的上述起源，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界定也就容易了。简言之，知识分子必然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公共关怀的文化人。具体说来，“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p.4） 洗澡运动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合法化重构2010年02月02日 21:35凤凰网文化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为我们分析其人格特征提供了基础。实际上，从知识分子的概念中，我们已能够发现其人格特征的端倪。作为一群有着强烈批判意识和公共关怀的文化人，必然有着较强的精神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性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换言之，知识分子时常处于统治和被统治之间，游离于政治系统之外。这种身份上的相对独立性，既是其自身批判意识的结果，又是这种批判意识得以存留的基础。金耀基先生即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人格特征便是其相对于政治权威之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由此而形成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在金先生看来，“由于知识分子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的，因此，他与政治权威结构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的。”（p.50）在中国古代儒家的理想中，也向有“道尊于势”之说，同样表明了知识分子相比于政治权威的道德优越性。在我的理解中，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人格特征恰恰体现于他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上，也即是立足于道德优势之上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当然同样具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特人格特征。建国初期由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心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的历史使命感，又同样浸染着几十年“西化”进程中所引来的英美民主意识，有的更是亲身体验了英美的民主社会制度，因此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意识更为明显。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与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本身不无关系，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性确是客观存在的，而民国社会政治秩序本身的松散也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关怀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甚至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国确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社会政治秩序可以因革命的胜利实现瞬间转换，但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却难以在短期内转变。也正因与此，建国初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政权是存有疑虑的。一方面，既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喜；另一方面，又为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能否为知识分子留下社会批判的公共空间而忧。费孝通先生在建国初既对共产党颇有好感的同时，又对其能否真正实行民主表示担忧。（p.295）与费先生有相同想法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为数不少的。而实际上早在1947年储安平于《观察》杂志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即对共产党的民主承诺表示怀疑。“要实行民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p.78）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状态，对共产党建构政权政治认同的合法性显然是不利的，也是共产党的政策所不能允许的，这与共产党自身的社会目标追求有关。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结构特征——高度集权。组织结构上的高度集权是以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一个教化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化也为政治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合法性主要是观念内化的结果，而法律性则是强制力的结果。因此，如果说暴力与法律、制度为合法性提供了基础，而合法性的获得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p.203）刘小枫的研究认为，建国后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的是一套促使政党伦理泛化的政策，整个社会生活被高度的政党化和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领导，一直是共产党的目标，也是共产党国家认同的基础。对意识形态要求高度统一的共产党，是很难接受知识分子独立性与批判性的人格特征的。因此，要实现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重构，使其真正地“心归”共产党，就要首先从其思想认识上去解决问题，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教化并改造知识分子。可以说，知识分子人格特征与共产党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间的冲突，决定了思想改造的难以避免。 三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改造不可能是知识分子的自发要求，当然也就与马寅初的上书无太大关联。思想改造是共产党建构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其重构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必需。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便指出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争取、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新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毛主席告诉我们:”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任弼时同志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中说，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并且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服从民主政府法令……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可办各种训练班，训练技术和政治，慢慢改造他们，然后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我们必须坚决地正确执行这个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p.90）后来周恩来在给京津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时，也现身说法，着重阐述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分清敌我，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必要性。而毛泽东在1951年10月召开的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也强调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p.49）可见，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相当重视的，也有着很高的期望值。但是，知识分子毕竟不同于社会中的其他阶层，其自身的高文化水平和强烈的独立意识决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非易事。以怎样的手法来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才能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对共产党来说，确是一件颇费思量之事。 关于思想改造的方式，共产党沿用了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试不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即人们习惯称之为的“洗澡”。这种方法要求知识分子根据其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作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判，“洗”去身上的污垢，最后由群众决定其是否“过关”。这种方法并非共产党为思想改造所独创的，但后来的效果表明，知识分子的“洗澡”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其根源在于这种方法恰恰抓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进行针对性地改造，通过深挖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来消弭其心理上的道德优势，在此基础上，确立共产党政治的合法性。 由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素有“济世救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向以人民利益的代言者和社会道义的守护者自居。“作为民族精英的中国知识之士，尽管背负着艰难困苦的十字架，却始终以‘如欲治平天下舍我其谁’的拯救气概，一方面战战兢兢、寂兮寥兮地独善其身，以达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一方面博览群书、精研史例以充实自我，以‘知’作为经世济民的资具。”任任任任（p.2－3）无论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顾炎武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而近代的“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更是直接身投救国的洪流，多少人弃笔从戎。解放战争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对中间道路的热忱，同样是出于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民于苦难。可以说，自始至终，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扮演着社会拯救者的角色，并以此形成了强烈的自傲心理。然而“洗澡”的进行，近似自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在群众集会面前向着本应被自己所拯救的人民坦白，这种心理的落差可以预见。更为重要的是，一向以拯救者自居的知识分子，瞬间却成了人民的罪人，心理上的道德优势也在一夜间崩塌，知识分子困惑了，开始了一场发自内心的反思。 由“洗澡”引发的知识分子检讨与反思之所以可能，除去政治压力的作用外，笔者以为更重要的还是心理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怀疑当初其检讨与反思之诚心。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至少应该有两点。首先，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确实实现了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族独立的愿望。而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运动，更是直接体验了人民群众对于共产党的感恩戴德，同时也亲见了旧中国人民生活之苦难。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对其思想的震撼是巨大的。“我们当和农民在一起，看见他们的朴素正直，确是可爱；搜集了许多地主欺压老百姓的材料，觉得他们横蛮凶恶，确是可恨。这样我们的情绪上就起了变化。”“斗争大会是一种情感教育。在这种场面，任何人都要感觉到心像浪一样，要经过几起几伏的情感的激动。”识识识识情感的波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参加土改，知识分子增强了对共产党革命的认同。知识分子诚心检讨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其出于对国家的爱和对人民的爱的基础上，真正接受了共产党对其剥削者身份的认定，并对自己的历史产生了深深的原罪感。“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得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留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季羡林先生的感觉应当说是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感受。 “洗澡”中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自我检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贬抑。而自我检讨中“不管是自发产生的原罪意识，还是政治宣传的思想改造和再教育，它们的基本指导思想或‘理论根据’都是以为大众在道德和思想上高于知识分子。”（p.35）照此逻辑，领导人民大众实现革命胜利的共产党应该比知识分子有着更为强烈的道德优越感。革命的成功，至少表明共产党比知识分子更有资格代表人民。这一点，毛泽东是深信不疑的。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毛指出:“‘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由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p.111）正是由于共产党人民代表的身份在一系列运动中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一旦被共产党宣布为“剥削者”和“人民的罪人”，也就等于被人民所否定，这在知识分子的认识中是深信不疑的。也正为此，一向居于教化者地位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放下架子，诚心接受人民的批判。“我深刻反省，发现我的进步面貌只是一件外衣，外衣里面是丑恶的、肮脏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改良主义。暴露吧，我有顾虑。黑暗的魔手威胁我，‘人民看穿了会唾弃你。’个人主义怂恿我，‘逃避吧。’但是我明白群众早已看清我，群众觉悟了，我的外衣遮盖不了我的本质。我很被动。我在群众的压力下，清醒了一些，只有跟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走。”（p.16）既然亲身体验了人民与共产党间的密切关系，认同了共产党才是真真正正的大救星，而自己由于和共产党的要求不相符，就当然需要改造，需要不断的反思和检讨。这恰恰是“洗澡”能够发挥作用的微妙之处。政治压力下的改造是难以彻底和持久的，而通过在人民面前的检讨，让人民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出判断，能够最大程度地触动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分子由于爱屋及乌的作用，对于代表人民的共产党慢慢产生了认同。至此，共产党也完成了对知识分子政治认同重构的过程。 四 笔者本文中对“洗澡”的分析，并非将其定位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核心阶段，而是着重探讨其作为一种权力技术产生的政治意义。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这与我们对思想改造本身的性质判断有关。在笔者的理解中，思想改造是共产党为了重构知识分子政治认同而推行的一场政治运动，其根本目的在于确立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洗澡”能够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发挥作用，实际上是通过对知识分子记忆的重构来完成的。通过这种记忆的重构，实现知识分子抛弃旧我的目的，并因此达到人格与心理的自我重塑，进而建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认同。记忆重构是通过不断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实现的。如果从记忆重构的效果来看，“洗澡”这种权力技术是相当成功的。广大知识分子通过深挖与放大历史问题，使自己“人民罪人”和“剥削者”的身份牢牢固定下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反省，向着共产党所要求的目标靠拢，最终实现“心归”共产党。 经历了“洗澡”中反复的检讨与自我批评，知识分子身上的道德优越感被荡涤殆尽，由道德优越感而产生的社会批判意识也荡然无存。知识分子实现了由桀骜不驯到自卑、谦恭的转变，成了新社会的顺从者。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共产党对思想改造结果的期望应该是吻合的。思想改造的完成，预示着共产党不仅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更实现了全国人民政治认同的统一。 「注释」 「「「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84.……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化问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A」。中国学术（第十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相关著作可以参看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6月），有关思想改造的专著也可参看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另外也有研究者从分析中共领导人的对知识分子认识的角度探讨思想改造运动。（如:冯修青:《毛泽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观述评》，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3月；胡逢清:《试论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论述》，广州大学学报，2000年10月等。）崔晓麟。20世纪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运动的原因初探。兰州学刊「J」。2005（1）。……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金耀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A」。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张冠生。费孝通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汤学智、杨匡汉。台港暨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朱光潜。从土地改革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光明日报「N」。1951－4－13日。……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东方「J」。1994（5）。……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五）「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费孝通。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A」。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C」。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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