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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信中指出：“影片中编导指称袁世凯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极其错误和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袁世凯从来没有承认和答应，也从来没有签署‘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
周润发在电影《建党伟业》中饰演袁世凯。来源：时代周报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139期 作者：王珏磊 赵淑菊 原题为：袁世凯后人质疑《建党伟业》逐渐清晰的“二十一条”真相
电影《建党伟业》的公映，让一向低调的袁世凯后人进入了公众视野。7月8日，由袁氏后人组成的“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致《建党伟业》编导的公开信在网上出现，并迅速引发强烈关注。信中，对影片中声称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提出质疑，称袁当年只签署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此为袁氏后人首次在互联网上公开集体表态，欲为袁世凯洗刷污名。“二十一条”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也引人追溯。
袁克定误作袁克文
“我们希望电影制作方公开表态，表示道歉，如果他们执意不认错，我们也有可能诉诸法律，不能这样对待历史人物。”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会长、袁世凯之孙袁家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袁家诚的愤慨，缘于袁氏后人所认为的《建党伟业》中对袁世凯及袁克定描述的不当之处。7月8日，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在网上发表了“致《建党伟业》编导的公开信”，指出了两大疑点，其一是袁克定的人物形象严重错误，信中表示：“虽然影片中袁克定的戏不多，没有更多情节，但人物形象应该与本人相符。影片中编导错把袁克文当成了袁克定，这样的错误在这样一部史实片中出现是极不应该的，是非常低级的，也反映了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其二是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信中指出：“影片中编导指称袁世凯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极其错误和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袁世凯从来没有承认和答应，也从来没有签署‘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
公开信的落款日期是7月7日，信中称：“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也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袁世凯96年前担心和戒备的事情在74年前发生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的。”
在结尾处，公开信指出：“诸位编导，我们对您的作品提出指正，并不是仅对您及您的作品，而是希望还原那段历史，还原那段历史以真实面貌，更加客观地展现历史人物。”
公开信发表后，很快在网上广为流传。“不少网站都转载了，搜索的话有上千条结果。”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常务副会长、袁世凯大哥袁世昌的第五代后人袁伟东告诉时代周报。
袁伟东就是这封公开信的起草者，他告诉时代周报，写这封信，是因为家里人看了这部电影后，都觉得有违史实。在公开信发表之前，也征求了家族联谊会的意见，因此，此信是家族联谊会一致的共识。
相声演员李菁在电影中扮演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在片中只有一句台词，宣布中华民国参政院全票通过，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就是这短暂亮相的袁克定，被袁氏家族指为“人物形象严重错误”。对此，袁伟东向时代周报解释说：“电影把袁克文和袁克定弄混了。出场的是袁克定，但人物的塑造依据却是袁克文的原型。两人气质完全不同，袁克文是文人气质，袁克定是政治家气质，而且从来不戴眼镜。片中的袁克定，却戴着眼镜，一副文人气质。”
记者尝试致电该片导演韩三平，但未获应答。据《东方早报》报道，该片编剧董哲对此质疑的回应是：“演员不是本人，形象上不能做到完全一致，并且他只有一场戏一句台词。”
“关键是把人物搞错了，本质的东西搞错了。作为史实片，编导应该全面考察历史，把事情搞清楚。这样的错误说明编导对历史知识知道很少，对历史人物也研究很少。”袁伟东表示。
“绞尽脑汁把损失降到最低”
袁氏后人更大的质疑，是影片中关于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情节。片中称：“1915年5月9日，为实现称帝梦想，袁世凯秘密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电影里说的根本不符合历史的原貌，我祖父根本没有签署‘二十一条’。我们家有我祖父亲自朱批的‘二十一条’原件，“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献给了国家，但我们家族中很多人有这份原件的复印件。当时我祖父绞尽脑汁地把中国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但还是背着卖国求荣的骂名，至今已经将近100年了。现在，很多历史资料也已经开始解密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还拿过去的眼光来拍这样一部电影怎么行？而且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对老百姓说这些有好处吗？”袁家诚向记者表示。
在公开信中，袁氏家族联谊会也称：“袁世凯没有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这是历史的史实，现在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很多史料尽在眼前，《袁世凯朱批21条》原件就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即将出版的《袁世凯全集》会让人们了解更多历史真相。”
而对袁氏后人的这一说法，董哲的回应是，《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有其特殊性，既要尊重历史，同时也要留有一定艺术创作空间，而对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问题，他称“初中课本就有定论”。
记者查阅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三册，关于“二十一条”的表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袁世凯竟然不敢反对。日本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急需取得日本支持，于1915年，由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暗示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二十一条”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成为两造争执焦点。事实上，“二十一条”并未全盘照签，最后签署的修正案，已经与最初的“二十一条”有很大区别，现今已有不少历史资料为证。在1915年5月25日正式签署的这个条约中，日方提出的第五号七款已被删除，第三号两款变成了一条换文，第四号改由袁政府自行发表声明。
而自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至最终签署，其间也有相应历史资料证明，袁世凯政府采取了拖延、泄密、刺探日方底线、利用公众舆论助力外交等等方式，努力减少损失。
袁世凯当时对“二十一条”的反感，也有其朱批为证。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故意“泄密”，“以夷制夷”
《顾维钧回忆录》披露，在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交代替代孙宝琦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以达“尽量拖延”的目的。对此，陆徵祥心领神会，于是想出了许多计策，与日方展开了周旋。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袁世凯真相》中也指出，日方要求从速解决，建议每日开议一次。袁方则主张每星期开议两次。在第七次会谈后，日本政府一边增兵南满，同时恐吓称“如果数日内交涉仍无满意之发展，恐将发生意外”。此后袁政府同意每周开议三次。如此反复，自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前后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
故意“泄密”，希冀“以夷制夷”，引起国际干涉，是袁政府的另一策略。陶菊隐披露，在日本公使刚提出交涉方案后，其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已“不知轻重地把日置益与袁会谈的内容公布出来。”而在开议的过程中，“外间不免有所传闻，日方不止一次地指责中国政府有意泄露消息，借以阻挠交涉的顺利进行。”《顾维钧回忆录》也透露，时任袁的英文秘书的顾，则“每天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还披露，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
形势仍然凶险。陶菊隐书中透露，当年3月14日，日本向东北、天津、山东等地增兵三万人示威，3月18日日军一部公然开入沈阳。另一方面，“二十一条”条款外泄，引起各国强烈关注，西方报纸将日方所提的条件内容公布了出来。接着，英、美、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方外务省提出质问。日本政府无法抵赖，但又不敢全部公开，便将第一、第二号十一条全文公布，而将第三至第五号十条隐瞒不提。
5月7日，日军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25日，双方正式签订条约。
“当时中国很弱，弱国无外交，谈判是很困难的，但袁世凯还是在‘二十一条’上为中国争取了很多权利。可以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没有什么错！签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并且已经使中国利益最大化了。”《袁世凯家族：民国第一家》一书的作者张永久告诉时代周报。
后人希冀洗刷袁氏污名
“袁世凯政府是作了很多努力，但现在来看，这也不是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还是可以争的，因为日本这么蛮横，‘二十一条’完全没有道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对时代周报表示。
对于影片及教科书中所称，袁世凯为实现称帝美梦，签署“二十一条”，张鸣则表示质疑，“日本其实是不想中国出现政治强人，想通过此事把袁世凯搞臭。后来袁世凯称帝只是为了挽回威信。‘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有间接联系，没有直接联系。”
对袁氏后人的这封公开信，张鸣表示可以理解，“他们是一家人，为自己家人争争面子也是可以的。但是，说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我觉得也没大错。虽然事实上没有全签，但‘二十一条’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袁氏后人为袁世凯洗刷污名的努力，在袁家诚看来，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应该是真实的记载，要想给中华民族留下一部清白的历史，就不应该有任何观点在里面，一分为二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历史上每一个人，把历史的原貌交给公众，让他们自己去衡量。拍电影的人应该多看看书，了解历史背景。我们觉得应该申诉我们的意见。如果有生之年，我能看到这段历史能够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我就非常感激了。”
迄今，据记者了解，袁氏后人并未得到电影制片方的正式回应。“我也知道这个可能性很小，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再研究决定。”袁伟东告诉时代周报，“对历史的评价和解释，还是由史学家来作。我们一般不说。但如果有错误了，我们家里人还是认为该说就说。”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历史还是要讲春秋大义
近代史学者章立凡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对民国强人袁世凯，他也有关注，撰文若干。对袁氏后人此次的公开信，他特意查了不少历史资料，在微博上多有评鉴。他的主要观点是，“二十一条”确实没有全签，但这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不能改变丧失主权这个基本事实。
大门打开，二门紧闭
时代周报：此次袁氏家族联谊会表示袁世凯当年只是签了十一条，而不是“二十一条”。袁氏家族的说法有道理吗？
章立凡：这是一个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问题。“二十一条”是没有签，但是这十一条的内容，是关于山东和南满权益的问题。实际上从袁世凯承认的这些条款来讲，并不能够改变所谓出卖主权这个基本事实。
时代周报：但袁氏后人声称其中并没有丧失主权的条款。
章立凡：实际上就是第五号七条没有接受，但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事实没有什么改变。所谓卖国，对任何统治者来讲，都不会是主动的，往往是形势比人强，从统治者来讲，他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国土、人民、权益这些东西拱手让人。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承认袁世凯是被迫的，而且他也确实作了努力把损失减到最小，在当时的最低限度内出让权益，但事情本身来讲应该属于是出卖主权。袁家后人的公开信里说这十一条没有出卖主权，这我觉得很难接受。
时代周报：有种说法是“二十一条”只是屈辱外交，不是卖国？
章立凡：权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说弱国无外交，割利、接受城下之盟在历史上都出现过，但你说这仅仅是一个屈辱吗？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有权利的让步、放弃，不管怎么说主权是丢失了，主权丢失了就不仅仅是一个屈辱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袁世凯内心是不愿意这么做的，而且他在被迫接受的过程中，还把消息泄露出去，引起国际干预。在被迫签约以后，他也有相应的表示，说明是被迫，这个我们也应该承认。我还看到一个资料，他还要求把交涉过程的资料交付给国史馆，将来作为中国的耻辱记载下来。我们应该承认他在当时作了这方面的努力，而并不是为了想要称帝去出卖主权，这点我觉得是应该确认的，但是并不能说他没有出卖主权，只不过是被迫出卖。
时代周报：有史料称，签约以后，袁世凯也作了一些消极抵抗措施，授意参政院在《惩办国贼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割让租予外国的条文等等。此说是否确切？
章立凡：有这样的说法。像这些细节上的问题，他肯定是要防范已经签下的条约，找借口来阻止其实际推行。等于大门已经打开了，二门还是紧闭的，让你得不到实惠。这也是统治当局的利益所决定的。
条约中的讹诈意图
时代周报：日本要签“二十一条”，是否为了防范中国出现政治强人？当时英美支持袁世凯，而日本觉得袁在位，日本得不到最大的利益？
章立凡：我觉得恐怕也不是。日本军方和外务省之间有些不统一，我记得日本内部对当时逼中国签“二十一条”，也是有争议的。“二十一条”签下来以后，在国际上反而遭到很多的谴责，他们最后放弃第五号，是迫于国际的压力。
时代周报：第五号是不是本来就是希望条款，不是必须签的条款，而是一种讹诈？
章立凡：我估计应该说有讹诈的意图在。但日本想要吞并满洲，这是他们既定的国策，所以这些要求实际上也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后来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有相当多的条款内容已经实现了。因为日本认为中国就是中原，中原的中央政府不行了，他们是可以进来的。他们从文化上有这种概念。
时代周报：当时日本在中国增兵，进行武力威慑，如果不签“二十一条”，是否存在攻打中国的可能性？
章立凡：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存在，日本增加了大约三万军队，但如果中国抵抗的话，这三万军队是不是就一定管用，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中国当时确实是弱国，日本国力比中国强，但如果就此断定，中国一打就肯定失败，或者说中国完全不存在作战的可能，这恐怕也不现实。只不过权衡利害，北洋政权确实打不起，但并不等于不能打。
时代周报：其实日本当时也没有做好全面入侵中国的准备？
章立凡：对，它也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袁世凯背叛了民国
时代周报：日本也认为西方列强忙于打一战，无暇东顾？
章立凡：确实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条约，对它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我觉得条约最后的签署对北洋政府来说，外交上的胜利确实是主要的，同时日本并没有占到很多实际利益。只不过，日本战后在山东的主权，以及后来的济南惨案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实际上都是从“二十一条”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发生等等也是因为山东主权问题，确实“二十一条”成为中日双方争端的主要内容，尤其是都包括在袁世凯所签的十一条里面。
时代周报：这为日本人以后的做法提供了某种依据？
章立凡：确实不管怎么说，你签了这个，政府承认了这个，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日本就可以要求。虽然是不平等条约，但日本认为它是师出有名的。
时代周报：电影制作方提出，这事在初中课本上就有定论？
章立凡：这个说法很可笑。再没有这方面知识，也不该用这种方式来说，我觉得这确实是小儿科了，应该是举出事实、举出事例来说明。编剧和制作方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确实有这种缺陷。我觉得袁家后人也是攻这一点。我也是注意到其中的一些人此前已经开始美化袁世凯，说袁世凯如何实现了“光荣革命”，如何创造了共和，等等，讲了很多的理由。我也承认，从当时的国情来讲，可能更适合君主立宪。但袁世凯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是大清的重臣，取代了大清当了大总统，他也宣誓效忠于民国，后来他又背叛了民国。从传统道德上，从政治伦理上，他都站不住。
时代周报：据你所知，公开信是不是第一次袁氏后人公开为袁世凯正名？
章立凡：此前，有个袁氏后人袁伟东已经在网上发了一些文章，替袁世凯翻案。这次作为袁氏后人发表公开信，据我所知是第一次。我也承认，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得已的地方，但历史还是要讲春秋大义，不能改变出卖主权的基本事实，只不过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轻重。我们应该注意到教科书的说法也是不严谨的，影片的本身也是有缺陷的。但如果袁家想借此就来推翻历史的定论，我觉得这也是不行的。不能因为说教科书有某种没有说周全的地方，或者这部电影表述不详，就能够从根本上推翻出卖主权的事实，这是两回事。
时代周报：说袁世凯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总体上能成立吗？
章立凡：过去是笼统地讲“二十一条”，现在实际上学界也都知道，“二十一条”没有全签，这应该是表述上的问题，如果说他签署了一个接受了卖国的条款，这个说法是没错的。如果袁家想表明袁世凯不情愿签，我觉得这是可以成立的，但并不能说他没签和没有出卖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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