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们又对高玉宝被选入课本几十年的《半夜鸡叫》进行了寻根求源的质疑，靠学鸡叫来欺骗长工去早起上工是多么愚蠢的小儿科？半夜把长工赶到地里去干什么？去摸黑儿到地里去锄苗还是锄草？
本文摘自：《书屋》2010年第8期，作者：王宏任，原题：《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
一、1978年以前关于地主的书写
其实，从鲁迅、茅盾开始的新文学就自觉不自觉地肩负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地主则作为封建社会的丑恶形象被当作社会阻力来书写。鲁迅塑造的赵太爷、假洋鬼子、鲁四老爷都是地主，他们或者腐朽或者残忍或者反动；后来巴金的《家》也是以地主腐朽封闭的社会形象来控诉地主的。但是，这些批判与控诉都是发自感性的认知，都是源于生活的感受，属于道德谴责的意义，没有上升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自觉的政治层面。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起的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他们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描写就与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左翼作家叶紫的作品就有了阶级斗争的诉求，他是有着极大的政治使命感的。这样的文学应当属于无产阶级斗争文学。
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这时，《白毛女》应运而生。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嬉笑声中使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环）击毙……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才生产七天的贫农妇女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改革开放后还到国外展出），还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此外，建国前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更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一样的东西来塑造，它对配合土地改革起到现实教材的作用，双双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其后，五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绝大多数都是把地主当成了魔鬼来塑造的，《红旗谱》中的冯老兰和其子冯贵堂、《苦菜花》中的王柬之都是罪恶滔天的坏蛋。其后，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著名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也有对地主、富农品德丑化的篇章；浩然的《艳阳天》写合作化运动中的马小辫和其他地主、富农及上中农，都依财富多少表现自己的丑恶、残酷，那时的观念是越穷越革命、越纯洁，越富越反动、越污秽。这种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扩大与深化而对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写，实在对几代人的意识进行了极强的塑造。我小时就认为财富就是罪恶，越有钱就越坏，看到地主像看到恶魔一样。使我改变看法的是毛泽东掀起的“文革”，我当时只是因为写点文艺作品，还都是歌颂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就被打成“三家村反党小黑帮”（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就是罪恶），天天挨游挨斗，那时，村里的红卫兵把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地主从城市揪了回来，我与这些被妖魔化的“魔鬼”一块劳改，开始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可是，经过十几天的劳动，我就改变对这些地主的认识：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礼，文质彬彬，绝不是我从电影和书上看到地主，他们不像恶魔，聪明豁达机智，竟比对我们专政的地痞流氓一样的“革命造反派”好多了。其中一个地主在我们闲话《白毛女》时，文雅地笑了，说：这真正是糟蹋地主，真正地主哪能去强奸呀，这么穷苦的丫头送上门来能要吗？他谈到《艳阳天》中的马小辩，说：他在自己有权势时没有杀死肖长春，没有权势了为什么要杀死小石头？胡编乱造而已！而许多他过去的长工对他们恭敬有加，证明他们不是吃人血的吸血鬼，我对他们的话相信了。这是发动“文革”的人没有想到的吧！前几年，我与左岸版主李云雷的一次争论，我认为《艳阳天》中写马小辫杀小石头没有事实根据，他说是事实。恰巧我碰到三河市文联主席刘树资，他曾经陪同浩然到山东某村（《艳阳天》的模特村）住过十几天，访问了所有他写的人物模特中的家庭，也去了“马小辫”的家。我问他“马小辫”有没有杀害小石头？他说马小辫绝没有杀害小石头，那是为了附和阶级斗争形势夸大的。而在当年，就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使上面知道地主如此凶残丑恶，非狠抓阶级斗争不可，在“狠抓”中又制造了许多新敌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正像李泽厚先生所说：“政权像铁桶一样，还是心惊胆战，老觉得敌人很强大。意识非常脆弱，老是神经兮兮的，以为江山立即要变颜色，结果人为地制造那么多阶级斗争，对那么多不该实行专政的人实行专政。而作家也神经兮兮的，人为地膨胀阶级斗争，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教科书和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1〕由文学形象的塑造，到对现实生活真人的变本加厉，肆意夸大歪曲，诬蔑成假想敌而给予残酷镇压打击，地主就成了人间最坏的东西。
二、1978年以后对于地主的书写
写于1988年、完成于1992年的《白鹿原》以真实客观的笔触抒写了地主白嘉轩的一生，他就是那么自为的生活，智慧、坚韧、贪婪、义气、亲情、果敢集于一身，他只是一个想发财过好日子的人，他有自己的好恶观、人生观；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腐朽政权的盲目拥护者，他的儿女成了共产党他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是坚决反对；他对长工鹿三有亲如手足的关系，不像我们以前书上写的是压迫与残害的关系，尤其真实的是村里两个地主的儿女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贫农长工的儿子却是土匪被共产党镇压，读过书的富人子弟是革命的组织者与冲锋陷阵者。现实生活就是如此。《白鹿原》是对极左观念的极大挑战，它评奖颇受周折，最后终于获奖。接着，两个“鲁迅文学奖”得主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呑呑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在《土地梦》中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荤。……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永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2〕另一个“鲁迅文学奖”得主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肠胃将其酿制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但是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就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3〕这应当是中国绝大多数地主的实际情况，他们克勤克俭，省吃俭用，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的积累，才有了这些财富，绝不如今天某些依仗贿赂贪官、搂呑国有资产一夜暴富者那么容易。两位获奖作家为地主翻案的话没有引起主流批评界的批判，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故事从被枪毙了的地主西门闹到地狱向阎王告状开始，被阎王轮回为驴、为猪、为狗、为猴，终于不忘申冤、报仇的宿愿，而他每轮回一次，总是在他的乡亲、朋友、亲人间活动，他以申冤、报仇的动物的眼光参与了人世间五十年的风云变幻，场景更迭，莫言就此展开了从1950年至2000年中国农村的叙事，应当说他是比较准确、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紧接着，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写了一个做了很多善事包括给革命贡献物资的孙姓地主，被贫农法庭枪毙，可是没有打死，晚上被他出身贫农的童养媳给背回来藏在地窖里藏了二十年，这二十年，被藏在地窖里的老地主帮助群众生活、生产、救灾，显示他的才华与善良，这是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这些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没有对他们处理，据说莫言的《生死疲劳》还曾作为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而现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写了一个向姓的官员退休的地主，写他平和忠勉的一生，也是对他的歌颂，而本书中成了汉奸、坏蛋的是一个收、卖鸡鸭的穷人与一个底层穷人妓女。这是文学的还原现实的抒写，是对极左的虚假编造“文学”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