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主席号召向下看齐
1、苏联已不复存在 公民素质为何仍让昔日学生中国汗颜
50多年前，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基础教育教材、大纲、教育教学思想方法及管理模式，对我国基础教育产生深刻影响，至今“凯洛夫”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消失。然而，类似的起点，在国民素质方面，50多年之后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时至今日，在俄罗斯需要排队等候的场合，后来的人第一句话总是问：“我在谁的后面？”俄罗斯的商场、医院、饭店等人群集中的场合，没有人吸烟，没有人随地吐痰，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嬉笑怒骂，一片整洁和肃静。
【详细】2、苏联教育核心理念：用素质教育培养身心健康的“公民”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让学生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教育方法，成为世界素质教育的发轫之论。前苏联曾被誉为世界上最爱读书的国度，许多家庭的藏书量多得惊人，孩子们往往在耳濡目染中继承了良好的读书习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始终没有忽视对孩子的素质教育，对他们而言，让孩子成长为身心健康的公民最为重要。
【详细】 3、年苏联改造教育体制：与生产结合 面向就业行不通
1958年苏联教育改革，强调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为学生将来的就业作准备，使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但生产的时数过多，忽视了知识的教育，《法律》颁布以后，在全国各地执行效果也极不理想，不仅学生素质下滑，甚至出现“退学潮”。仅1962年，全苏联中小学退学学生就有50万人，农村学校的学生退学率竟高达50%。未等到赫鲁晓夫下台，该项政策即已执行不下去。。【详细】4、1958年中国改造教育体制：与生产结合 为阶级斗争服务
1958年，中共尝试走自己的道路以摆脱苏联模式影响，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价值取向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弱化了人格完善、个性培育的主题，一步步走向为阶级斗争服务。毛泽东教育方针中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目的是“使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革命需要。它强调的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意义与当时不切实际的消除体脑差别的目的。。【详细】 5、改革开放前中国教育与苏联区别：大搞工农劳动“崇拜”
尽管在1950年代中共全面向苏联学习，但在文革前的17年，“二报一刊”关于人才素质的论述，仍突出强调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长道路。这种以“工农”为目标的导向，与苏联的“公民教育”有着天渊之别。而文革中更是将对体力劳动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连知识都被打倒在地。【详细】 6、中国素质教育陷入歧路的根源：毛泽东要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
作为革命时代文化政策的核心之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实践上就是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全面认同农民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划清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包括其中落后一面的界限，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成为“农民形式”，加重了党的农民化色彩，给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带来了不少困扰。与之相对应的是文革中对“封资修”文化、教育的批判，建立起来的也并非什么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农民文化与所谓“革命话语”结合的怪胎。
【详细】六、中国人“真正垮掉的一代” 1、被制造的革命接班人：构建国民素质核心的成功者本相
革命教育培养出的老三届，被塑造为“革命接班人”，他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他们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在改革开放中，他们顺利崛起，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但作为国民素质中坚，他们身上也存在种种弱点。
【详细】 2、成功者引领社会价值：实用主义被奉为行为“准则”
“文革”到来使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他们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文化虚无主义在他们身上产生。尽管有幸运儿能重返学校，但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文凭或者把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在返城高峰中，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走后门”由此产生。。【详细】 3、成功者引领社会德行：言行不一扩散为社会“习俗”
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片面与夸大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伪。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详细】 4、成功者引领社会态度：抵赖说谎异化为文化“思潮
“文革”中精神自虐的“斗私批修”，完全不能构成内省的正确道路。文革后个别反思运动到上世纪80年代，已呈现为一种孤独状态。1990年后，人本主义归零，道歉成了危险和自取其辱的举动，由此引发普遍的拒悔思潮。拒绝、抵赖和说谎，构成了拒悔者的三个基本表征，向世人描述着社会伦理的破损轮廓。在拒悔的背后，存在着诸多原因：既有对被清算的恐惧，也有希望被遗忘的侥幸，更有对罪过的反向认知，甚至把罪业当作毕生的荣耀。【详细】 5、成功者引领社会标准：是非善恶让位于服从“站队”
17年教育造就了他们的“盲从”，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他们虽然整天高喊大批判，但对是非却缺乏最基本的批判能力，对一切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用做批判的标准，只是毛泽东的语录，而不是实践和真理。他们认为爱只能与“热爱”连在一起，那是用在领袖，用在党身上的。【详细】6、国民素质溃败谁之过：成功者在偶像破灭后只相信自己
十年文革，使这代人变得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权变，善于抓住机会，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非凡的成功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要忏悔，而是自我辩解。红卫兵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这个偶像破灭后，相信的就只是自己，1980年代又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代，最后就极度地自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异化成极端个人主义。【详细】结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长达三十年的革命伦理教育成果，并未从人们心中消失：把他人视为假想敌，把竞争视为斗争。那毫无疑问，在资源匮乏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竞争中的“敌人”，我们无需讲礼貌。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斗争教育”过度。同样，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关注不够，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早就在数十年的革命教育之中学会了向下“致敬”，即使很多社会精英在竞争胜利之后摆出了骄傲的姿态，他们本身也是这种“致敬”的产品和“落后文化”的一部分，向下看齐的思维方式早已渗入骨髓……此时，指望因为经济上变化带来精英赞许的素质，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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