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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撰文称中国教育存在五大不公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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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谭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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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0-03-02
国务院参事撰文称中国教育存在五大不公平

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在进入新年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南海连续召开五次座谈会,主题都是围绕一个内容——教育。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我国政府大力推进免费义务教育和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基本上做到了不管贫富如何悬殊,孩子们义务教育阶段都能有  书读。但是,由于社会发展中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生,特别是因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差异,仍然造成了教育的众多不公平。
  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讲,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教育公平了,社会才能公平。
  同时,我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不应受财产状况的限制。
  根据笔者的调查,中国的教育不公平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问题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地区和城乡差距造成教育不公平
  目前,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明显拉大,使得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造成了教育不公平。
  2009年《求是》杂志报道过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是12000元,甘肃定西是1800元,仅农民之间收入就差7倍以上。据了解,一些地市之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差高达10-50倍左右,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情况下,因县财政困难,必然造成教育的困难。
  前年,笔者在湖南某市调查时发现,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
  一些中小学校,由于地方经费充足,校舍宽敞、楼宇考究、环境优美、设施一流,各种先进设备应有尽有,语言室、电脑室、实验室、钢琴室、乐器室、绘画室、雕塑室、游泳馆、艺术馆、图书馆、体育馆、有的还有升降式广场、休闲晨读公园等。而另外一些地方因财政投入困难,教育经费极低,造成学校场地狭窄、房屋破旧、寄宿困难,有的学校采用的教学手段仍然是一个黑板,一枝粉笔和教师的一张嘴。
  最近笔者在河南调查时发现,在紧临京珠高速、京广铁路的一个非贫困县,有一个县城内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旱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如厕。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教师办公场所还在国家禁用的石棉瓦小房子里。财政困难还造成教师工资偏低,几个工作八、九年的中学教师,月收入才只有八、九百元,导致教师流失严重。很多中小学没有本科毕业的教师,教学质量甚差。
  一些县财政投入困难还造成很多小学不能按国家要求在三年级开电脑课和英语课,直至小学毕业一些学生还没接触过外语和电脑。有的学校没有音乐、美术教师,此类课程也不能开课,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同发达地区和城市孩子拉开了差距。

制度设计偏颇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一是就近入学存在问题。义务教育应该就近入学,但是就近的学校是优质学校,如果不拿钱,即便学校守在家门口也不能入学。笔者邻居家离中关村某小学不足50米,由于这所小学是优质学校,各方有钱人都盯着这个学校,愿拿钱让孩子入该校读书,于是学校便把附近的孩子排斥在外。邻居的孩子只好去离家约1.5公里,要过4个路口的小学就读。为了孩子上小学,家长既不能出差,又不能有病,常年风雨无阻进行接送。
  广大农村的孩子,因为要就近入学必须在乡下读初中,不能进城市念好的学校。有些地区虽然有优质学校想挖优秀学生,但当地学校又不允许,这也给孩子就读造成不公平。
  二是高考录取制度存在问题。我们一些大城市的学校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剪刀差,从农村聚钱、借助全国一盘棋发展起来的,还有些名校是老祖宗留下的。但是,现在的招生制度并非凭分数择优录取。而是给各地方发放名额,在分配名额时,又不考虑人口和生源多少。这种招生设计给一些地方的高中生升大学造成困难。例如河南近1亿人口,每年高中毕业人数96万,能够升省外去学习的只有6000人,北大、清华在全国招生指标是8.3‰,在河南却是0.1‰,造成极大不公平。当地学生动情地说,高考对全国考生是走独木桥,对我们省的考生则是走钢丝绳。
  三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问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给不少省区的高考带来很大困难。以河南为例,全国每1000万人拥有普通高校14.22所,河南却不到9所;全国本科与专科在校生之比为6:4,而河南仅为4.5:5.5,本科在校生,同全国差距甚大。从重点学校布局看,河南9800万人口,只有一所211院校(郑州大学)。985院校河南没有一座。省内学校少,外边重点学校又招的少,所以他们认为只好在走钢丝中互相挤压,或花大钱到大城市去读那些公办学府兴办的收费学校了。

学生家庭收入过低
造成的受教育不公平
  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免费入学的政策,使得义务教育阶段人人可以入学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是,由于一些学生家庭贫困,再加上高中、大学收费偏高,仍然造成一些贫困学生面临上高中、大学的困难。特别是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家庭收入低的孩子明显减少。河南信阳高中是笔者母校,当年90%以上是农民的孩子,而今农村的孩子大为减少。我们在学生宿舍发现,多数学生床下从这头到那头摆满了鞋子,而床下只有一双鞋或只有一双拖鞋的孩子,只有几个。校长说,床下鞋少的都是家庭收入较低的、来自农村的学生。驻马店市黄淮大学办了一所与国外大学合办的学院,这个学院因三年后可以出国续读,收费较贵,在本地居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造成大学虽然在本地,可能上学的多为外省发达地区的学生。又如,中山大学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已经降到6%以下。北京某名牌大学报到薄显示,农民的孩子也已降到13%。这同中小学中农民子女占在校人数70%以上相比,呈现出过分悬殊。
  现在大学年收费普遍在3500元以上,加上生活、住宿、书本费等,一名普通农民全年的收入(4500元人民币)都不够培养一个大学生。而资料显示,在欧洲培养一个大学生,所需费用仅相当家庭收入的10%。在我国如何朝这个目标努力,恐怕需从减少高校收费和增加农民收入两个方面去努力。

政府规定执行不力
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进入1990年代末,各方面都出现了乱收费。教育也不例外。本来乱收费是要进行整治的,但是由于教育的乱收费,某些主管部门有提成,再加上乱收费的优质学校收入高、受益大,很多权贵名流子孙多通过走后门在这些学校就读,于是他们的话语权处于强势。造成整治乱收费行为对这类学校进行妥协,使反对乱收费的做法退到“三限”标准,即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而且只适于高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规定的执行力仍然进一步被弱化,乱收费不仅限不了钱数、人数和分数,而且还把这种仅适于高中的规定,扩大延伸到优质的初中和小学。初中、小学、高中收取择校费的情况此起彼伏,力度越来越大。这样就造成有钱、有权的子女就读优质学校,无钱、无权的子女则入优质学校无门。
  此外,政府早已做出规定,应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入学。但是,由于缺乏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一些地方的部分学校仍在对农民工子女实行高收费。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报道广东佛山,几十名农民工子女的家长指问学校,为什么要让他们“自愿”交18000元赞助费,当问题反映给教育局后,有关领导却说这种情况他管不了,也不应管那么细。这给农民工子女入学带来了很大困难和负担,也造成2000多万儿童只能留守农村,长年累月与父母相分离。


农民工的城市化政策缺失
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中国的城市化率一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与农民工进城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年的城市化只是在统计方法上作了一个改变而已,实际上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真正市民化。农民工在一些城市打工,有的已经超过10年、20年,甚至30年,但是他们享受不到市民的住房政策、子女受教育政策和医疗、保障政策等。例如广东东莞,外来务工人员约等于本地人口的5倍,接近1000万人,地方公办中小学满足不了真正的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农民工还只能把子女留在家乡读书。有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把第二代带在身边读书,但也大多只能进民办中小学就读。这里为农民工服务的民办学校接近200所,但学校条件同公办中小学差很多。公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10-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仅2万多元。收入如此悬殊,农民工子女所享受教育质量也必然与公办学校造成巨大差距。
  此外,同是义务教育,由于农民工子女进入民办学校,不仅享受不到两免一补,甚至教师的工资还要由这些学生家长来支付。这同样造成教育不公平。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问题较多。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仍需要在教育公平方面狠下功夫。这不仅需要加大国家财政投入,解决好财政困难县“以县为主”面临的困难,而且要推动标准化办学,以缩小办学中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特别是要使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环境做到大体统一,而不致于在起跑线上使孩子们拉大差距。另外,关于欠发达地区的高中增设、大学配置,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学校乱收费及全国高考招生的画地为牢等问题,都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进行认真的改革和完善。

中央高层密集关注教育公平
  “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教育公平,二是教育体制改革。”
  ——1月3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谈起教育时说。
  “要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工作重点集中到提高质量、特色发展和促进公平上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保障不同群体公平接受教育。”
  ——在1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教育部2010年度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明确表示。
  “突出重点,加大投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在教育部2010年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袁贵仁强调2010年教育工作要更加积极主动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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