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届中小学生文化作文大赛主题语及主题金题“教育公平，构建未来”，考虑到在中国文化基因中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延到后几届采用。第11届改为“基因改造：科技创新，构建未来”。现将其单独作帖，以保留历史现场。 一、主题语的提出 “中小学生文化作文大赛”主题语是我们针对中国文化基因开出的药方。第8届主题语为“文言文，祖宗喊你回家过年”，希望打通文白语言通道，修复文化基因载体，续接传统文化。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精神，证明我们前瞻而正确。第9届主题语为“血祭甲午”，希望牢记历史，提高文化基因的刚性品质，建设强大的国防文化。第10届主题语为“和平崛起”，希望掌握崛起的时机、分寸及方式。后两届皆着眼于社会历史热点引发思考。 今年着眼于对中国文化基因的基础性审视与建设。基于社会良知与时代责任，我们提出“第11届中小学生文化作文大赛”主题语为：“基因改造：教育公平，构建未来”。青少年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给青年营造公平的高考环境和成长环境，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公平，才能感恩社会，报效祖国，释放怨气，积振志向，奋勇前行。
教育公平涉及面广，部分难在短期内实现。我们仅以高考录取公平作为审视点，撬动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杠杆，希望尽我们这几代人的努力，改造不良群体心态与恶劣地域基因，使中华民族成为和谐、平等、自由、相爱的多民族组合。
这也是中国梦实现的基石！
审视高考录取公平，自然会想到它的前生：科举。
历史来看，元朝科举南北分左右榜，在试题难度和录取人数上照顾北方，虽然有汉化北人的意图，但造成社会撕裂，群体对立，仇恨深埋，殊不可取。
清朝沿袭明制，吸取教训，完善科举，取消满汉分榜，采取满汉一体应试。创造“发领落卷”制，杜绝腐败，让失败者知道考官如何评阅自己试卷。同时刊发中榜者文章，方便落榜者对比，消除疑虑。并发放回程路费，安慰失意者心灵，抚平社会伤痕。
因为他们知道：国家今天怎样对待青年，青年明天将怎样对待国家！
对比当今高考地区歧视与特权，我们给天下学子带来怎样的成长伤害？！
《高考天问》统计：北京学生考进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这是怎样的选拔耻辱与民族灾难！
这是人为制造其他地区对北京上海等地的敌视！撕裂社会，埋下隐患。
元朝和明朝的科举录取倾斜，是因为北方文化落后，目的在于促进北人汉化和鼓励北人读书，犹有政治考量。但如今北京上海浙江等实为经济文化教育高地，如此数十百倍倾斜，是地域特权极度膨胀的恶果。
特权不除，青年不平！怨气滋生，危害未来！
所以，我们希望唤醒权力者良知，激活社会文化精英的责任感，以对党对国对民族负责的态度，革除弊制。营造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积极上进的社会氛围。
这也是习主席“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追求！
地区特权也许只关注了北京上海等地域群体占有优质大学资源的十万个理由，却忘记了这一黑暗录取扼杀了多少中华人才的进阶出路！忘记了高考是为国家选拔青年精英以推进国家进步的初衷。
更忘记了北大清华交大浙大等，是中国人的大学，不是地方的大学，更不是特权地域的大学。
上亿学子所仰，万千家庭所盼，却被一小撮人玩弄政策，划下一道道不平等鸿沟！
这不仅是北京的耻辱，上海的耻辱，江苏的耻辱，浙江的耻辱……更是全中国的耻辱！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集合全社会良知，或者集再下一代、下几代良知，来割除这一癌变的文化肿瘤，以青年和未来的名义，还原高考公平，构建幸福未来！
希望后人看今天的我们，还有一丝文化正气！
“和”为中国文化之境界，地区特权严重破坏这一文化基石，对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将造成不可预知的内伤，必须坚决铲除！
二、主题金题（基因改造：教育公平，构建未来）不分学段，均可写作。
有人说当今中国是：社会大众缺道德，知识精英缺良知。
其实不然。
2012年6月22日，湖南电视台经视频道《钟山说事》栏目的一期《高考天问》视频在网络爆红，这期栏目中主持人钟山痛斥高考的不公平，质问高考的地方保护主义，引发全社会热议，其中的一组数据和两位考生的不同结局，更是让中国教育收紧心跳：
教育大数据：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个人能上北大、而北京的每190名考生当中就有一个人可以上北大，那么这样算下来，北京学生考进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但是我告诉你，复旦比北大更狠，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274倍、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北京大学简直就是北京的大学、北京人的大学，复旦也就成了上海人的复旦。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践踏公平的地方保护主义！！！看见了吗，虽然都是高考，但是在不同的地方高考，升学的难易是不一样的。
结局大对比：一个我们湖南的小伙，在上海的一个建筑工地当农民工，偶然间和建写字楼的设计师他们就聊上了天，没想到他们竟然都是1999年那年参加的高考，那个时候全国都是一样的考题，我们湖南的那位民工小伙子当年考了523分落榜了，设计师当年在北京考了421分上了沈阳建筑工程大学，若干年之后，命运竟然如此差异，你说这高考公平吗？那些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孩子们，你们说这公平吗？
阅读这样的数据和故事很残忍，但这是全社会公开的文字，任何人都能接触，它反应的社会现实和内在的文化基因，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去矫正，你们责无旁贷。
但我们也看到改变的努力：2014年9月4日教育部公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高考改革新方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原则之一是“确保公正公平”，提高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录取率，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至4个百分点以内。
阅读以上数据后，请你：
1.假如你是那位北京考生，请你设想两种情况：一是陷入良知的折磨和痛苦的内疚，你会做什么？一是意识到做北京人的先天优势，你又会做什么？反之，假如你是那位湖南考生，你会有怎样的思想斗争或行动？
2.假如你是那位北京考生，你已经意识到不公平高考带给其他同龄人的伤害，以及对自己群体的伤害。（1）请你代表北京学子，向全国其他考生写一封致歉信。（2）假如你和部分北京上海考生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高考录取制度对青年一代和社会公平环境造成的撕裂，你们以行动，拒绝在北京和上海高考，请想象一下当时当地的情景，将你们废除不公的努力展现给大家。
3.假如你是那位湖南考生，为了让你的下一代享受公平的高考录取环境，你会怎样教育你的孩子？你会有怎样的努力为你的孩子争取或打造公平环境？
4.换一个角度，假设你是当年制订高考录取政策的领导：你看了《高考天问》的数据和结局后，你有哪些想法和行为？如果，你与那位北京考生、湖南考生突然碰在一起，谈起了这些经历，请你把各自的神情、对话、动作、思想乃至可能的故事描写出来。
5.换一个角度，从佛教因果来看：其实那位北京和湖南考生，他们前世的出生地刚好相反。请你幻想他们两位在阴间相遇后，会有怎样关于前世今生或高考录取不公的对话？
6.换一个角度，假如你是政治家：高考不公平的录取制度，已经给全社会青年的成长上了非常恐怖和黑暗的人生课，并造成中国社会地域撕裂乃至地域仇恨的不良后果。为了消除这一埋在中国社会的隐患，你会采取怎样的措施？会受到怎样的阻碍？你怎样说服北京上海等教育经济发达地区放弃高考特权？最终你会成功么？请写出你拯救过程的某个情景。
7.换一个角度，从历史看：起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可看成今天高考的前生，那么唐宋以后，高考录取就开始出现不公平。元朝已经南北分左右榜科考，北京人录取比例远超今天高考，且试题难度更浅。明朝分南中北三卷，以平衡教育差异，倾斜落后地区。清朝虽然考场腐败，但科举制度公正公平，极得人心。所以，这样的现实是历史注定的。请就高考的历史、现实、未来谈谈你的看法。
8.换一个角度，逆转历史：假如当年高考全国录取分数线一样，那位北京考生和湖南考生的命运完全改变，他们在工地上见面会是怎样的情景？有怎样的社会角色和对话及情节？
请就以上角度，任选其一，文体不限，写一篇作文，字数不少于1200字。
命制理由
命制该题我们一直在流泪。
我们的心在滴血。
为了教育良知，为了中国未来，我们在冒险。
教育公平是教育文化打造的基石，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只要教育录取不公存在，所有的努力都将事倍功半。
所以，我们别无选择。
但如果我们的努力能够感动社会，我们愿意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路上，团结更多民间文化良知。
高考录取不公没有赢家。无论北京上海，还是湖南乃至整个社会，都是高考不公的受害者。
“文化作文”大赛成功的标志，是以改变来计算：我们带给这个世界以多大的提升？我们激活了多少人的文化良知？我们实现了多少学校与学生由文凭型向文化型转变？我们让多少人融入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建构之中？
所谓文化免疫力，其实是文化出现某些问题后，有文化学者或民间文化良知群体对文化进行提醒、建言、请愿、修补、重构，最终形成全社会共识并纠正的能力。
特权形成有历史原因，但特权其实也是对特权群体的伤害：元朝蒙古人的录取特权放纵了特权群体对教育的低要求，南北文化出现巨大差距，并导致南北群体的心理对峙与社会裂痕。
元朝科举左右分榜、明朝科举南北中分卷，如果说那是对北方教育文化低下的一种区域性照顾，有利于北方民族的汉化、文化普及和民族和谐，尝可理解。
但当今教育的录取倾斜不是向教育弱势地区，而是向政治经济教育的强势地区，它让人想到的是增大不公，拉大差距，撕裂社会，独占塔尖。
地区教育特权疯狂达到历史巅峰！
同卷、同分、同尺度，这是高考过去、现在、未来给我们提出的公正要求。
我们希望，地区特权录取能够在10年或20年时间，成为永远消逝的耻辱，给青年以公平的成长环境。
今天社会怎样对待青年，未来青年将同样回报社会！
命制该题，我们希望这一代人理性审视高考录取不公平，目的是希望这一代人成为中国的领导群体后，给他们的下一代营造相对的公平。
同时希望唤醒全社会良知，尽快给青年营造高考公平和成长公平的环境。
此敬所有支持“文化作文”新理念和“文化作文”大赛，并一同坚守中国文化节操的教育人、文化人、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等。
附：主题金题参考阅读
目 录
一、社会质疑：高考录取不公影响教育公平
1、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线，公平吗？
2、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导致教育不公平
3、石述思：高考公平正全面崩溃
二、高考移民：中国高考不公的耻辱性标签，贴在中国教育的脸颊上
1、“平等教育”请从高考录取公平做起
2、“高考天问”爆红折射中国教育弊端（节选）
三、良知责任：请站出来，一手拿良知，一手拿权力，为青年说一句话
1、不要考生输在起跑线上 关注高考录取公平问题（节选）
2、王福重：不合理的高考制度亟待改革（节选）
四、历史文脉：高考的前生
1、为何历代科举首都录取名额畸高？照顾“官二代”
2、元朝科举左右两榜取士
3、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发领落卷”政策
五、各国参照：世界标准下的高考尺度
1、高考公平性成多国争议焦点
六、寒门之忧：寒门是社会的柱梁，寒门的路在哪里
1、人民日报：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 一代穷世代穷
正 文
一、社会质疑：高考录取不公影响教育公平。对高考录取不公的质疑，从一开始就没有断过。从最初的全国一张试卷，不同的录取线开始，良知和责任就在拷问着每一位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我们给正在成长的青少年留下一个怎样的国家形象？
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线，公平吗？
杨曾宪
每年此刻，随着高考录取线公布，一个在困惑、无奈或愤慨中被屡屡提起的大问号加惊叹号，便摆到了某些高分地区的家长和学生面前：全国统一高考，却出现差异极大的录取线，这合理吗？！
以2001年文科第一批次本科录取线为例，全国平均为508分，低于平均分25分的地区是：宁夏（459），北京（454），河南（454），西藏（390）；高于平均分25分的地区是：山东（580），浙江（543），湖南（539），河北（537）。即便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全国重点录取线也有100分的差距！这100分，意味着数万名考生遭遇完全不同的命运，同样一个500分的考生，在北京可以顺利升入重点大学，而在有些地区却连大专的门都迈进不去。
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些孩子突然明白了，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全归咎于自己；而别人的成功，也并不全部来自个人奋斗。进入同一重点大学的各地考生所付出的努力可能完全不同。他们难免要问：这样的全国统一高考，还有公平吗？
当然，任何公平都是相对的。以中国之大，各地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之巨大差异，那种要求全国高考录取线一刀切的意见也不尽合理。但问题是，目前的高考录取线不公，已远远超出了这种合理限度之外。
道理很简单，高考录取率并不完全取决于考分，同时也与招生名额相关。招生名额少的地区，教育水平再低，也会出现高录取线；招生名额多的地区，教育水平再高，也会出现低录取线。目前舆论感到不公的低录取线，并不是在西藏或宁夏等教育欠发达地区，而恰恰是在教育水平堪称全国楷模的北京。北京2000年高考录取率为70％，已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北京高考之所以能以低分数线保持高录取率，就在于它获得了太多的重点高校名额。而这些国家重点高校，用的是全国纳税人的钱，他们理应面向全国择优录取，怎么能仅仅照顾北京考生呢？退一步讲，即便有需要照顾的因素，也不能将北京照顾到贫困地区水平。
这种录取线不统一的结果，正在产生另一种马太效应：正因北京地区录取率高，学生的升学压力小，拼搏精神差，才使他们的录取线越来越低（北京去年重点线465分）；正因为那些高分地区录取率低，学生高考压力大，拼搏精神强，才使他们的录取线越抬越高。这便由高考录取的结果不平等，导致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高考所起到的并非优化作用，而是劣化功效。它一方面使教育先进地区的中等教育水平长期落后，难以输出大批高素质的生源；另一方面又严重挫伤了其他地区中学教师的积极性，使一大批高素质生源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结局，难道不是对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戕害吗？
如果承认这种不公应当纠正，其办法倒很容易，那就是在各重点高校计划预案下达后，再根据各地实际分数线，进行统一调整。使重点高校名额的配置与各地高考成绩挂钩，使高考真正成为全国中等教育水平的竞赛，从而实现高考过程公平与结局公平的统一。具体做法就是，在照顾欠发达地区或京沪等高校密集区利益前提下，以平均线上下25分为界，重新划拨名额，使各地区高低分数之差不超50分。根据2001年的统计，这样的分数划分办法，除西藏外，完全可以照顾到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利益，惟一需要大幅提高分数线的地区就是北京、河南。但我相信，在这种新的竞争态势下，以北京教育水平的优势，在不降低高考录取率的前提下，将录取线提高到480分绝非难事。在全部电脑操作、网上录取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将高考时间提前一周，后面的工作皆易如反掌，不会影响录取进度的。
以上建议若能从2002年实行，则是全国各地考生之大幸，也是国家教育事业之大幸！（作者为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青年报》 2001年8月01日
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导致教育不公平
来源：九三学社中国生物制品检定所支社 吕建军 日期：2010-07-14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公平”再次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有提案认为，各省市的高考录取名额应该大致相当，建议取消地域差别；取消保送等照顾政策，所有考生一视同仁；高考专业招生也不能有地域歧视。目前由于高校招生指标向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倾斜，导致了高校录取分数线在各省市之间的巨大差异。同一张试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录取线动辄相差100余分。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学的高考分数差可超过200分。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大学的分数，在一些省市则无学可上。这种录取分数的不平等，造成了一系列的教育和社会问题：
首先，学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与高等教育优中选优的初衷相背离。同样是在中国，北京、上海和经济发达省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多得多。同样的分数，北京、上海的学生可以进重点大学，而湖北、湖南的学生却连上中专的资格也没有。同时，由于各地教育投资的效益回报不平等，严重挫伤了某些地区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家庭教育投资回报同样也不平等，由此导致辍学者越来越多，湖北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更严重的是，这导致基础教育发展动力不平等。一所学校如果从来没有人或只有极少人考上大学，其办学的动力机制就会受到挑战，导向标准也会发生偏差。由于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客观因素导致了各地教育水平相差很大。
其次，悬殊的录取分数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分录取的高录取线，激发了片面追求高分的倾向，刺激了应试教育的蔓延，而应试教育追求高分的结果，又抬高了录取分数线，导致了这些地方的教育恶性循环，并从根本上扭曲了这些地区的人才培养模式。花几十万元买一个户口，便可享受高考分数的优惠，对于有钱人来说，值得；而对那些靠父母卖苦力给孩子挣学费的家长来说，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在贫困地区，一个考生从小学到高中，经历10多年酷暑寒冬的苦学，全指望能在高考时金榜题名，然而，往往因不公平的分数线，失去了深造的机会。为什么北京、上海的房价居高不下，与这两个城市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多密切相关，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最后，从长远来看，分数线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学校所在地得到的名额远远高于其他地方，呈现出“本地化”的特点：清华大学要招北京市考生300多人（其它省份一般是100个左右），南开大学招天津考生近1/4，复旦大学招上海考生占40%，武汉大学招湖北考生占到一半，浙江大学招浙江考生接近70%。这样，面对全国招生的重点大学，却有相当数量的名额留给了学校所在省市区，而没有重点大学的省份分配到的名额就十分稀缺了。大学教育目前在我国，仍然还属于精英教育的范围，能够受教育的人数还比较少，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强调尺度，把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招收进来，而不能对某些地区的考生放宽尺度，人为地制造不公平。如果要讲实质公平，也得向基础教育基础薄弱的地区倾斜，而不能向基础教育条件优越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倾斜——这不但破坏了形式公平，更是实质上的不公平。
科教兴国，重在教育。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能否上大学，所上大学层次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今后的生活和事业的发展。中国多年以来高考政策的不平等使本来优秀的考生不能上大学深造，为数不少的平庸者，却能在“特权”的保护下，读名牌大学。这种分数上的不公平，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歧视”，对高考权利平等的剥夺。
石述思：高考公平正全面崩溃
2012年06月26日09:32来源：搜狐财经
截止到6月23日，已经有20个省市区发布了高考录取分数线。
在总分为750分的18个省市区中，北京一本文科线为495分， 理科线为477分。如果抛开自主命题等因素，此录取线仅仅比内蒙和青海稍高。比近邻河北的文科572分、理科564分分别低77分和87分。
其实，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在20多年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还属于全国统一命题，文科总分640分，理科总分670分，而在北京同样一所知名重点高校的宿舍里，外地考生比北京室友高出100分的情况司空见惯。
即使如此，拥有全国最多知名重点院校的北京、上海，本地生源在数量上也拥有着无以伦比的优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研究表明：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而上海考生考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机会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
众所周知，在这个贫富差距拉大，阶层逐步固化的年代，高考被誉为中国“最公平考试”，是屌丝们改变命运最主要的机会之一。2012年，福建考生甚至喊出“考过高富帅，战胜富二代”的震撼口号，遗憾的是，要实现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之前，先要捍卫高考的起点公平。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之时，录取率仅有可怜的2%左右，今天已经达到惊人的70%，高考独木桥变成名校独木桥，但地域不公却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在高考制度35年的嬗变中，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比如有2000万人口的北京，非京籍人口已经突破720万，但由于户籍壁垒等制度性歧视，他们中的莘莘学子却无缘就地高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2700万随迁子女，即使在就读地获得学籍并生活多年，按高考“户籍”、“学籍”双认证规定，往往只能回到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的原籍进行更惨烈的PK。
这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地方保护的习惯势力作祟。
数据显示，39所“985”重点高校中，北京有8所，上海4所，湖南、陕西各3所，天津等七省市各两所，重庆等七省市各一所，而河南、河北、山西为零。“211”大学的分布也类似，极端失衡。即使这些名校对落后地区实施了定向政策性倾斜，但作用有限，不过是杯水车薪。最近即使推动了高校自主招生，但专家指出，这只是简单赋予了学校部分招生自主权，而没有扩大学生选择权，如果操作不到位，反而会加大招生过程中的地域失衡。
比区域歧视更严重的是城乡鸿沟。北大教育学院一项针对北京80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北京高校录取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在北京一所高校京籍学生中，农村学生只占学生总数12%，“985”高校中这一比例仅1.7%。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农村户口学生获保送的比例为0.3%，非农户口则为0.8%。
在教育成本狂飙突进的背景下，寒门子弟无论多么优秀，往往由于经济实力等原因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迫中止学业。据统计，自2009年至2012年，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300万，接近4年报考总人数的一成，其中8成以上来自农村贫困家庭。
最后还不得不说下备受诟病的各类加分政策。本应对应试教育起到某种修正作用的加分政策，越来越变成了强势阶层对寒门子弟机会剥夺的利器。教育部加分规定有14种，各地利用所谓自主权扩军至200种左右。其中各类权贵阶层暗中弄虚作假的丑闻层出不穷——诸如变更民族身份、伪造获奖证书、冒充体育特长生等。在个别地区，作假已经沦为公开作案。在湖南，曾出现令人震惊的一幕：“国家二级运动员”百米成绩比小学生还慢。《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更是尖锐指出，家庭条件对学生获得保送、自主招生、优惠加分影响巨大——比如管理层子女获得加分的机会是农家子弟的7.5倍。
各类教育寻租直接导致了中国高考核心价值的沦丧，捍卫社会公平底线的制度竟成为马太效应在教育界的生动写照。
因此，在整个教育体制没有根本变革之前，应该恢复裸考，即刻遏制所有披着自主权外衣增加人为裁量因素的“改革”，同时还亟须增加所有选拔的透明度、完善社会监督。
中国高考靠不断的扩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塑造着低质量的大学生，也逐步走到最危险的时刻。
须知，大学生的价值不在于数量的膨胀，而在于质量的提升——前提是公平竞争、公开选拔。
二、高考移民：中国高考不公的耻辱性标签，贴在中国教育的脸颊上。我们给70后、80后、90后、00后们，留下怎样痛苦和扭曲的群体记忆？我们以什么来向他们证明：社会是公平的？
“平等教育”请从高考录取公平做起
□晏 扬
依照教育部下发的《关于组织申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被纳入教改“先行先试”的范畴。按照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的解释，这里的“升学考试”主要指高考。教育部希望各地申报改革试点，并提出改革方案。（见5月17日《新京报》）
“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令人期待，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却需要知难而进。
由于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教育体制、高考体制远远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使得流动人口子女至今难以平等地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仍然无法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高考之前他们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报名。由于各地基础教育使用的教材不一致，流动人口子女回老家参加高考往往难以考出好成绩，故而，很多流动人口子女只能在老家做一个“留守儿童”。
由于各地高考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相差巨大，“高考移民”由此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些省份每年都会发起大规模封堵、查处“高考移民”的行动，这些被查出的“高考移民”被禁止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却又无法回迁出地参加高考，最终“无处高考”。
让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参加升学考试，这个问题确实相当复杂，因为外来人口子女在某地参加高考，势必会“分享”当地人口子女的升学机会，亦即影响户籍人口的既得利益，他们当然会反对。但是，不管解决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我们都要知难而进，闯出一条路来。
实际上，流动人口子女升学问题并非无解，比如，很多人一再呼吁高校招生按生源比例录取，平衡各地的录取比例，就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即使各地录取比例难以做到“一刀切”，也至少可以对那些非户籍报考人数较多的省份给予录取名额上的倾斜和照顾，从而逐步做到高考录取上的相对均衡和公平。
“无处高考”和“高考移民”作为教育不公的常见标签，应该尽早退出历史舞台。若干年后，当所有中国学生都能够平等入学、平等升学，那时候再回头来看“留守儿童”、“高考移民”这些历史名词，我们就会为今天的“有所作为”而感到骄傲。
2010年05月18日 08:08来源:大河报
“高考天问”爆红折射中国教育弊端（节选）
罗志渊
我一直呼吁教育公平，但是，自恢复高考以来，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另一方面，教育资源被富人所占有。无怪乎有人说，如今是一个“拼爹”的时代！对于绝大多数出生寒门的孩子来说，不管他们如何努力，最后都会输给这个“爹”！人们不禁会问：“难道教育公平就只是一个梦？我们的教育就没有实现过公平？”我告诉你，有的，那是在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都落榜了，她们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这三个女孩落榜，让我们看到当年教育的公平和良知，她们没有“拼爹”走后门！而如今，靠走后门、领导写纸条的关系户往往可破格录取，中国教育公平和良知何在？
高考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由此产生了另一种高考怪现象——高考移民！某些考生为了增加录取机会，利用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教育优惠政策，或发达与落后地区间的录取分数及录取率的落差，通过各种途径将其父母及本人户口转入或空挂到录取分数线较低的省份、地区，从而达到降低高考风险系数、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考取理想大学目的的一种“曲线高考”现象。近年来，也有新规限制“高考移民”，对于“移民者”而言，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对落后地区的考生而言，“高考移民”让他们失去更多录取机会！
(选自2012年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三、良知责任：请站出来，一手拿良知，一手拿权力，为青年说一句话！为中国的未来说一句话呀！分省录取制度，户籍高考制度，产生的地区录取不公，需要目前有权力的一代拿出勇气和方案，或一步消除，或逐步消除。当然，我们从媒体上也看到，年年政协会议都有关于取消高考录取不公的提案，却未见效用。
良知在呼唤，行动在敷衍。是怎样的地方利益集团在阻碍高考公平？
不要考生输在起跑线上 关注高考录取公平问题（节选）
■对话人物
李志文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医生、博导
新京报：怎么想到提这个提案？
李志文（以下简称李）：这两年农村教育跟不上，但各省之间还有很多差别，尤其是北京、上海。外地很多地区考北京院校分数高，很难考；并且有的专业不对外开放，进不去；有些国家院校把一些外地的、尤其是农村孩子隔离在外，这本身是剥夺教育权利的表现。
新京报：你建议取消保送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我感到保送也不公平，“文革”时我们曾实行过推荐选拔制度，但结果并不好，部分地为特权开了通道。目前，教育已经不平衡了，还开这个通道不太好。
新京报：但国家目前还是采取这些考试政策？
李：国家单独把北京、上海提出来是不对的。按照国际惯例，各个城市都应该一样，按照统一标准去考试、录取。
新京报：你提出或者由全国统考或者由学校出题，怎么理解？
李：两者或居其一，都可选择。全国统考应该把北京、上海也包括进来，分数线一样，录取名额也不能差别太大。如果由各个学校出题自己考，不同专业应统一面向全国，进行招生录取。
新京报：你还提出不同专业还有限制？
李：一些大学一些专业对外开放，一些专业只对本省，这本身就是侵权，因为它是国家的公立大学。
新京报：那觉得怎么解决比较好？
李：主要是上头的政策，大家都统考，甚至包括台湾、香港同胞等也可参加统考，够分数线就上，没问题，不能限制太多。
新京报：分数线怎么定合适？
李：统一考试后，每个院校出招生总数，分数段统一制订，如果甲地考生分低，他也可往外地去；这就激励分低地区提高教学质量。总之不能建围墙，这个地区的能进来，别的地区不可以，大学教育很重要，高级人才都在这。
代表声音:
改革高招录取势在必行
李文成（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硕士生导师、教授）
李文成代表在谈及教育公平问题时，声音有些沉重。他说，现在确实到了应该改革的时候了，尤其是高校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李文成举例说，河南作为高考大省，考生众多，但由于录取分配名额有限，导致录取分数线居高不下，前几年甚至比一些发达省市高出百分左右。长期以来，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有些家长想方设法把学生户口转到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或者转到新疆、西藏等地，试图以此来享受分数更低的待遇。这些都是明显不正常的现象，可能会漏掉很多优秀人才，也不利于经济欠发达省市人才的涌现、培养以及地区科教水平的迅速提高。
他建议，最起码教育部所属高校招生过程中应该一律平等，因为这些高校并不是某些省市办的，是属于国家的，录取分数线也应该统一。
高招指标分配不能地域歧视
政协委员李文志提议，全国统一高考题目，对考生录取一视同仁
本报讯高考录取名额各省市大致相当，取消地域差别；取消保送等照顾政策，所有考生一视同仁；高考专业招生也不能有地域歧视。在本次政协会上，政协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医生、博导李文志提交了上述提案。
名额多分布在发达地区
李文志说，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不仅农村和城市存在差距，城市间也有巨大差距。山东、河南等地分数线远高于北京、上海等省市，高校录取考生名额也多分布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很多名牌高校就对本地倾斜，其他地区的考生想考这些学校，分数高，名额少，竞争极其激烈。
另据教育部消息，2003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为52%，但北京、上海、海南等地预测录取率超过70%.
高考录取标准应全国统一
李文志称，北京、上海搞单独命题，“又是特殊化”，这实际上都是不合理的，受教育应该是公民的平等权利。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对待。
李文志说，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存在受教育权的问题，既然所有考生都接受全国的统一高考，录取的标准就应统一，由于分数线不统一而产生的“高考移民”，非常不正常；由于名额限制而落榜的高分考生也很“冤枉”。
李文志建议，高考试题或者由国家统一出，将北京、上海等全部纳入统考范围，录取时取消地域界限，取消地区名额差别，按照分数高低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或者高考试题由各高等院校自己出，但招考对象必须面向全国统一划线，同样按照考生分数高低严格录取。
他还认为，无论全国统考还是各院校各自招生，都要取消一些专业报考的地域限制，应该由考生按照自己兴趣自由报考，再按分数高低去录取。
调查
小张河北香河学生
“我们已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户口要是在北京，我玩着也能考上好大学
小张是河北香河一中一年级的学生。对于京冀高考分数的巨大差距，他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相比北京学生，我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他拿去年高考成绩来作比较：班上有一名北京户口的李姓学生，在香河一中读了3年高中后，在北京参加高考取得638分（理科），被清华大学录取。而同样的分数，河北学生只能就读二流重点大学。
去年的普通本科线（理科），北京是430分左右，比河北的543分要低100多分。“要是我爸有本事，能把我的户口弄到北京，我玩着也能考上好大学，”小张开了句玩笑。
王欢北京学生
“北京学生综合素质更高”
只从分数线来划定学生，这样的大学生只能是高分低能
北京人王欢认为，虽然北京的考生分数线方面比其他省市的高考成绩要低一些，但北京的学生整体素质较高，不像有的省市学生，上高中时一天到晚死啃书本，恨不得把书本都背烂了。她认为，那样的高分对社会实践而言，没多大用。
王欢告诉记者，她是1999年考入湖南中南大学的，当时她的入学成绩是470分。上大学后，她发现除了自己外，最低的分数也在550分以上，她的成绩和别的同学相比，最少差80多分。入学以后，她发现班上的同学学习能力都很强，自己在学习方面与其他同学相比确实有差距。
但大学里并不是学习好一切都好，王欢认为，她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生活，无论是学习、课外以及社会实践，而有的入学分数很高的同学却久久不能进入角色，这些没有在大学里得到应有锻炼的同学，现在走上社会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她觉得北京学生从上中学时就着重培养个人素质，而并不是一个劲地死记硬背。发挥了个人的潜能，从而能够轻松地适应社会。
从现在看，北京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她认为这是素质教育的结果。而考试的分数，只是看一个学生好坏的一个方面，如果只从分数线来划定学生的高低，估计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只能是高分低能。
王福重：不合理的高考制度亟待改革（节选）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7日 21:19 光明网
三十年前，当考试取代“推荐”，作为上大学的办法时，能够有幸参加考试的年轻人，激动雀跃，奔走相告。毕竟，这是改变身份地位的唯一的途径。这个路，在被堵住多年后，重新向他们开启了。
虽然，这不过是恢复原有的制度，匡正近乎荒谬的做法，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知道，科举，就是一种类似于高考的制度，它在中国曾经存在了1000多年。但是，这仍然是在公平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三十年过去了，高考，这个始终牵动社会敏感神经的考试，虽然在一些技术细节上做了不少改动，如考试题目类型，答题方式等，但就基本制度进化而言，这么多年来，几无任何进展。甚至，某些貌似为了更加公平的而施行的改革下，实际掩藏着巨大的公平错觉。
一、看不明白的招生计划
每年，教育部都要下达招生计划，确定全国和各省(区市)的招生名额。到今天，这个计划的依据究竟是什么，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全国的数字，大体还说的过去，如根据全国高校的总资源等决定。问题是各地方的数字，就让人看不懂了。比如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性大学，是用全体人民的税收办学的，但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数就明显多于其他地方，比如四川、河北、湖南、湖北这样的高考人数大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北京大学每年在北京招几百人，而在四川仅招几十人？难道北京人对北京大学的贡献要十数倍四川人？这些数字具体是怎么定出来的？经过了怎样的协商过程？都找了些什么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哪些人参与了计划的制订？
这里可能有户口因素在作崇。你有北京户口，而北京大学就在北京，北京大学当然应该关照自己人，户口作用正是使你的这种利益不会产生外溢的机制。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制订各地的招生名额，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全国的名额是给所有人的，没有具体对应关系，而各地的名额才是对应各地方考生的，北京大学就真成了北京人的一所地方大学了。
还有什么理由，使得京津沪的考生高别人一等呢，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二、高低不平的分数线
各个学校在各地的招生名额，是事先就确定好了的。北京、上海与四川相比，考生少而名额多，北京的分数线自然比四川要低很多(可比分数)。某个分数的北京考生注定能录取，而相同分数，甚至更高分数的四川考生，却注定上不了大学。一个北京考生比一个四川考生，更容易进入大学。注意，这是在考试还没有进行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了的。后者没有大学可上，不是因为他技不如人，仅仅是因为他不幸没有生活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
不断有人给北京、上海过低的分数线找寻冠冕堂皇的借口。比如，有人说，这几个城市学生综合素质，比其他地方高。我承认，京沪的学生有某些特色，但是素质却未必更高。不能把所谓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机灵活泼这些城市人的因环境而形成的普遍特点说成是素质。给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任何地方的学生，也完全能具备这些“素质”。说得难听一点，所谓素质高，不过就是分数低的另外一种说法或者遮羞布罢了。
其实，在政审、体检合格的前提下，分数，就应该也必须成为唯一的录取标准。在这个标准外，抬出其他所谓标准，是违反公平这个大原则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一句话，分数就是素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类进化了这么多年，可以说，还没有比考试，比分数更好的办法来甄别一个人是否具有更高能力的办法。考试，凭分数录取人，肯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世界本来就是如此的不完美，惟其如此，才需要制度。规则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只有同一的制度，才能让一切运作得更加规范和公平。别的办法，弊端更大。
不公平的分数线也与户籍有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得取消户口。考虑到现实可能性，我们建议，取消分省录取制度，将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的户籍模糊掉，给所有考生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考试过后，再恢复各自的户籍身份。我想这对所有人应该更加公平，而且可以有效抵制高考移民。
三、分裂“统一高考”下的公平错觉
为了应对越来越高的反对声浪，北京、上海等地方已经采取自己命题的方式，以便使自己的分数与其他地方具有不可比性，摆脱屡受指责的被动局面。这可能是某种改变全国一张卷可能存在的弊端的探索。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高考应有的严肃和公平。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高考是一个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市场，而且在短时期难有改观，即使高考录取率提高了，想上好学校仍然存在激烈的竞争，因此，公平始终应当是高考的第一要义。而统一的考试题目，是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录取公平合理的重要一环，不能任意打破。话说回来，全国一张卷，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病，现在全国学生都学说普通话，考试又不许用方言，考试题目也有多种形式，出几张卷根本没有必要。即使各地用的课本有些差别，也不存在什么北京语文，上海数学的分别。形式不同，思维却是一样的。
现在除了日期外，所谓的普通高校全国统一考试已经名存实亡。各地方的权力也许越来越有保证，但是，不能设想，全国严格统一考试下问题尚且重重，让各地各自为战，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好结果呢？这不是搞经济建设，需要发挥地方积极性，提高效率。高考主要应该强调公平，即使牺牲些效率，也是值得的。
很多人还主张应该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各个高校对此的呼声也颇高，呼吁对于一些“偏才”、“怪才”能网开一面，否则所谓的钱钟书们就被埋没了等等。据报道，上海某著名大学，就用草草的面试，提前录取了几百个本地考生，题目五花八门，随意性太大了。
在供给和需求相差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主张采取多重标准，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是不大合适的。我们宁可损失几个钱钟书，也不能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冤死鬼。小道理要服从公平这个大道理。给高校更多权利，所带来的好处，也许不如由此引起的严重腐败后果为多。高考录取的腐败现象，如条子满天飞，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以至于每年教育部都不得不发出通知，不准利用职务和工作的便利向招生考试机构和高等学校递条子、打招呼等。不过，这样的通知起不了多大作用。毕竟，漏洞太大了，一面补洞，一面却开更大的洞，这个洞也就永远也堵不住了。高考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应该尽快得到纠正。
在社会总体公平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高考的这种状况，显得极不和谐。高考的某些基本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我们期待与和谐社会相称的高考新制度，应该而且不难做到的。
四、历史文脉：高考的前生
高考的前生是科举，科举考试从地域上来说，录取数量不同，因为地域教育资源不同，文化磁场不同，这是正常的。但由录取不公，或分配名额的方式来录取，造成低能者可以录取，高能者不能录取，这是不公平的。而这样的后果，从元朝开始，经明朝扩大，北方一直享受科举特权。清朝恢复科举公平，满汉同试，数百年间独创“发还落卷”制，永照史册！民国高考虽然仅仅几年，但公平一直延续。
新中国后高考却选择性地向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上海等倾斜，形成新的特权布局。
为何历代科举首都录取名额畸高？照顾“官二代”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沈彬
近日，“异地高考”改革进入快车道。一方面这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学障碍；另一方面，“异地高考”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一些“高考大省”的考生，对以京沪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以及边疆教育落后地区的低分录取，一直难以认同。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科举历史上一直有“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科举制度从来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联系在一起。下面从国家考试-地方考试、地域公平-考试公平这两组维度，来分析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的分配。
科举制起于隋唐，以考试论英雄，取代被门阀贵族所垄断的察举制，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过京兆府（长安）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首都录取名额畸高。
宋代也有这个问题。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无怪司马光称：“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广东省为102人。
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首先，这是因为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这是制度性的不公。此外，首都的确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同时，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试动向。宋代司马光所谓“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这些共同造成了首都的“低分洼地”。
第二个是地域公平问题。唐朝后期开始，由于南方的经济地位崛起，考试内容倾向文学诗赋等原因，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人后来居上。北宋可考的9630名进士中，居然只有4.8%是北方人。在1064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光发生激烈辩论：前者主张“唯能是选”，起点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要分地区录取。很难说他们谁就是错的；事实上，此后考试公平、地域公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维度。今日的“异地高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延续。
南北冲突的高潮，是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事件”。由于那一科会试录取的52人都是南方人，引发北方举子的强烈不满，指责湖南籍的考官包庇“老乡”。朱元璋出于笼络北方人心的考虑，居然处死、发配了多名考官，并亲自主考和阅卷，结果那次录取的都是北方人。
之后为了缓解南北差异，明朝会试中按南北分别录取，全国被分为南、北、中三部，按55：35：10的比例录取进士。清代对会试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施“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取代了南北卷制度。
第三，地域不均衡不仅反映在国考中，也体现在地方考试层面。宋代欧阳修称：东南地区的“解额”是100：1；而西北地区却是10：1，两者相差10倍。
因为“老少边穷”的考生考不过文化强势地区考生，所以国家要对弱势地区搞倾斜，多投录取名额，降低“分数线”，从而缩小文化差距。这是国家正义，但对考生个人未必公平。有学者统计了乾隆年间的各地乡试的录取率：文化大省江苏是5。5；落后地区云南是53。8，贵州是21（单位：百万分之一）。落后地区的录取率是发达地区的几倍！
这种“高考洼地”，也引发了“高考移民”，古代称之为“冒籍”、“冒贯”。高分地区考生，通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参加高考。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在家乡洛阳考取无望的情况下，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在宣州冒籍考试。再比如，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江苏常州人，如前所述，江苏是科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少年家境窘迫的赵翼时来运转，去投奔在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县学，后参加顺天（北京）的乡试，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彻底改变了命运。这种“南庠入北闱”就是冒籍，赵翼还写诗为自己开脱：“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要当期大节，微眚岂足垢？”
在录取名额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客籍人参与考试，就等于挤占了本地的人资源。所以，古人对于客籍人在当地参加科举，是极敏感的，不肯轻易平权。
以明末从闽粤移民到赣南的客籍人为例，这些移民并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要么附于当地人的户籍之后，叫“民尾户”，属于临时户籍性质；要么寄于当地人的户籍之内，叫“甲首之户”，家族世世代代受操纵于寄籍的里长户。而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客籍人都不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结果造成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代际遗传。这种歧视政策也酿成了赣南的长期社会冲突。
这些历史镜鉴，值得今日的高考改革参考。
元朝科举左右两榜取士
北京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 樊本富
在元朝成立之前，1237年，耶律楚材向窝阔台进言说：“制器者必用良弓，守成者必用儒臣”，要求优待、选择、任用汉儒。为选拔汉儒进入统治阶层，耶律楚材请求朝廷仿效汉人，采行科举制度。窝阔台听从了他的建议，但当时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二年，窝阔台让断事官札哈岱及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到各路举行考试选取儒士。这虽然是一次临时应急的权宜之举，但却是仿照科举考试来进行的。“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非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这就是有名的“戊戌选试”。但在此后不久，“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1271年，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个性并未完全改变，倚重蒙古贵族和军功吏才，对科举制度最初并不在意，统治阶层和士人社会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也存在极大的分歧。到了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仁宗同意了这一上奏，决定开科取士。至延祐二年（1315年）正式开科取士，共录取进士56人。整个元朝，科举时兴时废，共开科16次，三年一开科，录取进士1139人，状元32名，但科举所选人才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朝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元朝统治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回回等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原在辽、金统治下的北方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及西南少数民族）。为了让蒙古、色目人能以科举显耀，统治阶层便凭政权之力，规定分别考试，分别录取，分别张榜，实行左右两榜制。所谓两榜，即一科设两榜，每榜取一名状元。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为一榜称左榜。
因蒙古人和色目人文化程度比汉人和南人差得多，如果平等考试、公平竞争，对他们不利，故设左右两榜分别取士。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题目非常容易；汉人和南人要考三场，题目反而艰深。
科举取士中的民族歧视政策在录取名额分配和及第后的待遇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考中以后，蒙古人和色目人列为“右榜”，因为蒙古以右为上，算是高一档；汉人、南人列为“左榜”，算是低一档。元代规定，四等人的科举中式的录取人数相同。由于当时汉人、南人的人口总数要比蒙古人、色目人多出许多倍，但左右两榜制却规定分别录取的人数相等。因而，汉人、南人考试的竞争要激烈得多，录取比例十分小。这种明显的民族不平等，就成了元代科举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重蒙轻汉的元代统治者不仅在科举程式上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考生在中进士后分派官职、左右两榜取士的结果也有很大差异，右榜分派的职位总是比左榜高。据史书记载，至正八年（1348年），汉人王宗哲连中三元，就是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这在科举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元朝历届科考中也仅此一人，但他也只担任八品小官，以后再无声名。
当然，尽管元朝的科举制度有其局限性，但还是对科举制度做出了不少改革。例如，延祐复行科举，考察的内容以经义取代词赋，唐宋辽金实行了600多年的以词赋取士的制度被废止了，以后的明清两代都以经义取士，又实行了600多年。
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发领落卷”政策（节选）
贺晓燕
中国古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之所以能持续发展到清代，主要是靠它的公正性，为此，历朝“政府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地保证这种制度的威信”。清政府为维护科举取士的公正性，在整个考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以及考试场所、阅卷考官等诸多方面，有一套堪称有史以来最为严密的制度。其中，与落第者关系最为密切的“发领落卷”政策，可谓颇具人性化之创举。
“发领”一词，原为历史典籍中用语，现代汉语并无这一用法，从词语本义看，“发”是从制定政策的朝廷角度看，“领”是从享受政策的落第士子角度讲，“发领落卷”即由朝廷将落卷发还给落第者，由其领回阅看。为尊重史籍，本文仍采用“发领落卷”之说，特此声明。按规定，未中式之卷皆为落卷，发领落卷仅针对本科应试者，在乡试、会试开榜后，由礼部、顺天府等处出示，于十日内令落第士子阅看或领回落卷，以示至公。
发领落卷的实施，旨在令士心悦服，不仅体现出清政府在关爱落第士子、调整社会心理及保持社会稳定上所作的努力，而且它对科举考试中阅卷程序及考官阅卷态度等各个方面也起到了匡正和完善的作用。其影响不单在清代，就是对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的改进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因此，完整地弄清楚这一制度的缘起、发展及实施效果，对认识清代科举制度尤其是科举落第政策，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发领落卷”之沿革及相关规定
1，缘起与定制
落第者失意科场之后，有一个迫切而焦急的愿望，就是希望尽快看到自己的考卷，看到考官的批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自己落榜的原因，才能做到内心平复而不致生事。顺治十二年（1655），户科给事中宋牧民条奏：“天下太平之本，在于人才，取贤之准绳，在定闱例。作为考官，务须精心细阅，遍加批点，即文不中式，要抹出不中缘故。”
康熙十八年，“发领落卷”终成定制：“各房落卷，同考官将落卷俱批出不中缘由，开榜之后，顺天府出示，于十日内，令本生领取原卷阅看，不许藏匿勒掯。”至此，落第士子领回并阅看试卷已成定制，同时也显示出清政府对于科举公正、公平取士信心百倍，并愿意接受世人的监督。
为了不致使佳文最终成为落卷，雍正元年，进一步规定，凡被房官误抹之佳文若经主考搜出，仍行取中。而对误抹佳文之房考，“如文内字句隐僻，一时不能看出，以致涂抹，应宽免处分；若文理明显，挟私妄抹，仍照定例行。”是年会试放榜后，对落卷仍进行检阅，做到“有善必录，罔有遗才，士子无不感服”
随着发领落卷的推行，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一些被考官误判、或点窜破句、或被错誊他人试卷的情况，因此得到了纠正，士子可以将这些渎职考官等呈部题参，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处罚，一时间“士论称快”。
雍正初年，在童生试中也推行了这一政策，童生又可亲自查看并领回自己的落卷。按规定，“童生落卷，学政仍批明不录取缘由，发交各教官传令亲领阅看”，“听各该童自行领阅”。至此，清代科举考试中凡有黜落的考试（童生试、乡试、会试）均有发领落卷之举。
2，不许刊刻落卷
在推定发领落卷的同时，清政府又严格规定，不许刊刻落卷。这也是“发领落卷”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按照定例，每场科举考试后，将中式者试卷刊刻出版，而落第者试卷发还本生，如有不公，允许他们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怨情，朝廷也有专门针对渎职官员的惩处条例。早在康熙六十年，下第举子在副主考李绂门前喧闹一案，经监察御史舒库等参奏，将“左副都御史李绂，照溺职例革职”，并规定：“嗣后乡试、会试发榜后，考试官有不公之处，许下第举人、生员，据实赴该管衙门具控。如有竟往考试官家喧闹者，该地方官即严拿送刑部，从重治罪。”雍正八年又加以补充：“不许榜后刊刻落卷，漫生怨望”。如经发觉，则严惩不贷。
二、“发领落卷”促进相关制度的完善
从上文“发领落卷”的缘起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不是孤立的，它必然会带动整个科举考试过程中许多环节的发展。其中搜落卷及阅卷过程中考官与同考官的关系、考官的年龄、素质及阅卷时限等具体政策的实行及日渐规范与成熟，都与发领落卷息息相关。从康熙十七年开始的搜落卷制度，到康熙五十年的阅卷时间展限，这期间，搜落卷和阅卷制度随着发领落卷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与完善，搜落卷、阅卷制度与发领落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既然朝廷敢于给士子发还落卷，即敢于向世人公示阅卷结果，令落第士子心悦诚服，以体现科举取士之公正精神；即便出现了一些问题，政府也是有能力及时解决好的。可见，发领落卷措施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就是，阅卷过程中诸多方面的日益完善，因为只有尽可能把出现的问题在发还落卷之前解决掉，才能使其真正贯彻，体现其初衷。同时，这些措施在实践中互相促进，不断发展，从而也完善了清代科举制度。
从清初至清末，保证发领落卷后，士子能由衷地信服，民心舆论安宁平和，政府不断将所有阅卷过程出现的问题及制度上的漏洞在发领落卷之前尽最大努力加以解决，制定出缜密的对策，如科举考试中阅卷程序、考官与同考官的职责和相互关系以及主考搜落卷的政策等，都在实践中得到历练与完善，为历代之最。而所有这些，都是发领落卷的前提，都是为杜绝科场舞弊，以维护科举公平取士之精神，真正做到为国家选拔真才的目的。可见，“发领落卷”措施，绝不是做做样子，而是真正本着以安抚落第士子，给他们以生命关怀、尊重和重视他们的心灵、精神及情感，并让他们监督和认可的明智之举。在实际运用中，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旦打出“发领落卷”这张牌之后，科举制度之全身就随之被不断刺痛，最终带来了充实并完善科举制度内部诸多环节的连锁效应。
三、“发领落卷”的作用与效果
发领落卷的施行与完善，带动了清朝科举制度中很多方面的发展，其中包括防范与惩治科场舞弊；监督与规范考官阅卷程序；完善与丰富科举落第政策等内容。通过落实发领落卷，达到了考官专心慎重阅卷、减少并纠正科场冤案；安抚落第士子不平情绪之目的，可谓“既可服举子之心，又可防考官不遍阅也”。
1，监督考官
终清一世，因考官个体差异始终存在，虽兢兢业业、详慎阅卷之考官不乏其人，然一些考官之力不暇给的状况也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观。发领落卷初行时，屡有落第士子发现阅卷有误，赴部具呈。如康熙时，叶梦珠有一位朋友叫周子鹰，当他领回落卷查阅，竟然发现，由于同考官点窜破句，三场试卷竟然误誊他人之作。于是，周子鹰“具呈礼部题参，将同考官及收卷誊录各官降革有差，士论称快”。
嘉道时期的朝中大臣穆彰阿，自嘉庆十五年六月“充浙江乡试副考官”2之后，又屡次充当乡试、会试主考官等职，虽然他“屡主文衡，其心亦甚细”，然其阅卷之法甚是触目惊心：“每置荐卷于几，焚香一炉，望空遥拜。衣袋中常置烟壶二，一琥珀，一白玉，款式大小相等，取一卷出，即向衣袋中摸烟壶，得琥珀则中，白玉则否。额满，则将余卷一律屏之。”3即便为数不多的荐卷，也不得心甚细致的主考之一顾，而余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些考官，以自己之喜好为阅卷之标准，如喜好作诗之考官，则谓：“我只看诗，诗好则文无不好。”可见其看文之不经意。
以上诸例显示：在士子领到落卷，亲自查看之后，因考官及房考等人的疏忽大意，荒唐闹剧百出，虽然最后的解决途径和结果各异，但从中反映出，发领落卷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士子的冤情未能彻底平复，但其心底亦是清亮明白症结之所在；纵然个别官员逃避了惩罚，但其内心的警戒与教训恐怕不无存在。
2，平反冤案
嘉庆三年有一桩科场大案，震动朝野。这一年戊午科湖南乡试场后，在省会各书院肄业的生员，皆将其考场所作之文呈请院长，订其高下。当时主讲岳麓书院的罗徽五先生看到湘阴肄业生员彭珴的文章，认为其文品极高，必取第一名中式。待榜发后，解元乃傅晋贤，而彭珴竟未中式。罗公大骇。待乡试录出版，将解元所作之文刊出，彭珴见解元之文正是自己所作，即往取原卷不得，这显然是有问题的。而傅晋贤乃富家子，其人素无文名，然中式之文绝高，“人皆知其非出己也，于是物议纷然”。监临、监试诸公，乃遍搜落卷，竟查找到傅晋贤之原卷，共加讯究，悉得其情。原来傅晋贤以1200两银子贿赂承办科场五经房缮书樊顺承，勾串内帘刻字匠罗文秀，私自抽出取中红号之卷，交给樊顺承，樊随即假托生病而偷偷带出，让傅晋贤誊入空白试卷，而以伪造的假印盖之，弥封如式，密置怀中，随同填榜书吏混入。又贿属收掌卷箱书吏喻廷选，于临写榜唱名提对墨卷时，换出原卷，傅晋贤就这样中式，并当了解元。案子审结，樊顺承立斩，傅晋贤、罗文秀处以绞刑，其余发配黑龙江为奴，而彭珴仍赏还举人。其实，在尚未结案时，有人从中劝傅晋贤，为彭珴捐一个知县，这样彼此两得，彭珴也有一些动心，而罗院长不答应，一定要彻底查办。而樊顺承临刑时，竟大言曰：“彭某之事，何足异哉？前有新化戴某先生，历试八科均中试，均为我所抽换他人卷得之，彭某仅一试，何足异哉？”监斩官“虑生旁案，立为斩决以灭口”。
可见，要真正做到净绝科场各个环节的舞弊现象，实属不易。虽然类似彭珴这般能平反冤屈的情况亦不多见。但终因有发领落卷之制度，考生能亲见己卷，使一些科场舞弊大案能够水落石出，蒙冤士子的冤情得以平复，并获得精神慰藉，重新看到希望而继续科举之路；同时对考官及所有典试官来说，也有警惕与惩戒之作用。
3，安抚与资助落第士子
有一些考官不仅能恪尽职守，慎重阅卷，详注批语，以尊重士子经年寒窗之成果；而且还能面见不第者，当面指点迷津，令其茅塞顿开，五体投地。乾隆六年，陈兆仑担任“湖北乡试正考官”，以往每科各直省乡试揭晓后，仅中式者谒见典试，绝无落第者参与其中，而文章德业为世之儒宗的陈兆仑，不仅将“闱中落卷亦一一别其纯疵，明白批示”。就是在开榜发卷后，“下第士子率求见，咸指以要领，各得其意而去。有刘龙光者，闻其讲论，感激欣喜至泣下，次科联捷，成进士，历官御史，终其身，执弟子礼不衰”。
乡、会试放榜之后，考生亲自领到自己的落卷，不仅能从考官之批语中得到启示；而且随着大量题名录的刊刻出售，使落第士子一边可以翻阅自己的试卷，一边对照题名录所载的中式佳卷，查找自己的不足，从中反省领悟，尽快摆脱郁郁情结，积极地投身到下一轮的备考之中。
可见，即使是中式士子，在试后看到解元之文，相较自己所作，亦能心悦诚服，那么，对于落第者来说，看到中式试卷的确胜过己作，还有什么冤屈和不平呢？因此，发领落卷与题名录，无疑是快速安抚落第士子情绪的两剂良药。
更有一位科举考试的亲历者，名叫骆憬甫（1886-1954年），他一生经历了中国动荡不平的时代，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成为杭州市开明士绅。他在青年时期就考取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杭州府生员，之后又两次参加乡试，皆败北。当时，对于应试者能否中式，民间广泛流传着“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功五积德”，以及“文章自古无凭据，但愿朱衣暗点头”的说法。而骆憬甫认为：“这些都是鬼话，其实考不考取完全由于自己学问不好之故，像我们这些人考不取举人，一点不冤枉，以这样恶劣平庸的文章，如果果然能依靠命运风水阴功积德而侥幸中得举人，那才是怪事哩。”试后他领来自己的落卷，买来浙江乡试题名录看看，“他们确实做得很好，自愧不如，难怪他们能‘高掇巍科’，我们要‘名落孙山’。”原来“这两场乡试中的题目，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财政、经济等等，无所不包”，而身处乡村的环境，“既无名师传授，又无益友研讨，从那里去求进益呢？”
可见，发领落卷，确实能起到平复落第士子不服不忿心情的作用，而且对于那些有自知之明的人来说，从此彻底打开心结，奋起直追，自然不会滋事生非。这是对科举取士公正之精神的最好诠释。
清政府不仅靠发领落卷，给落第者予以心理上的慰藉，而且，在经济上也对士子有所资助。早在顺治八年，即有政策：“举人会试，由布政使给予盘费。”根据距京路程的远近，所给银两亦有差别。对于“会试下第举人，例给路引，以便下科起文会试”。通常是会试榜发后，领取路费是要报销的。取中者，金榜题名，天下知，无须报销。落第者用考生本人的落卷，即可报销路费。
纵观整个科举考试史，定制于康熙十八年的发领落卷政策，可谓创举。看似单薄的一项政策，带动了诸多环节的完善，促进了科举制度的成熟。虽然发领落卷在具体的运行中并非万能，但其对科场舞弊和考官阅卷之警示作用，不容忽视。不论政策的出发点怎样，它对落第士子的关怀与抚慰，始终如一。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爬梳整理这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史料时，不禁由衷地为中国古代科举史上这一充满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政策而赞叹，同时对我们的未来也有更多期许。
作者简介：贺晓燕，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五、各国参照：世界标准下的高考尺度
虽然中国式高考在世界并不普遍，但如果把各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也称作“高考”的话，那么如何推进高考公平性，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世界许多国家都为此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努力。
高考公平性成多国争议焦点
俄罗斯：用“统考”压制教育腐败
俄罗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始于1755年莫斯科大学建校。此后两百余年间，招生考试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高校手中，大学可自主命题、自主考试、自行筹建招生委员会、自行划定分数线并录取。这一制度为俄罗斯培养了大量世界顶尖级人才，但诸多缺陷却也日益凸显。
一是学生负担过重。中学生除参加毕业考试外，还要参加一次甚至多次大学入学考试，其范围和要求完全不同。二是考试成本过高。俄地域辽阔，一些经济困难且身在偏远地区的优秀学子无力承担到首都或其他大城市的交通、食宿等费用，不得不放弃报考名校的机会。而居住在大城市的学生则有天时地利，这在高校集中的莫斯科尤为明显，莫斯科国立大学一度被称为“莫斯科人的大学”。三是教育腐败。高校自主招生监管难度大，容易滋生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为体现公平竞争、杜绝教育腐败，2001年，俄时任总理卡西亚诺夫签署了《关于试行国家统一考试的决定》，开始俄历史上首次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统考”），直到2009年，这一制度才全面普及。
俄“统考”科目总计11门，其中俄语和数学是必考科目，其他科目由考生根据拟报考高校的具体要求自行选择。除统一考试外，俄有8所重点高校有权对考生进行追加考试。
俄罗斯教育主管部门每年划定各科成绩的最低分数线，超过分数线的，高校才可以录取。同时，各高校也有权确定任何科目的本校最低分数线。自2006年以来，俄高校录取人数均高于中学毕业生数量，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毕业生都有机会进入高校。
俄推行“统考”以来，国内各界褒贬不一，但支持者正在增加。支持者认为，“统考”制度保障了有能力的毕业生通过公平竞争升入一流大学，简化了升学程序，减少了贪污受贿，并使俄教育体制向国际标准靠拢。与此同时，农村学生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
但以教育公平和消除腐败为基本诉求的“统考”制度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一是俄罗斯横跨9个时区，如何统一“高考”时间，保证试题不泄露变得非常困难。二是传统上教育腐败的根源在大学，但现在除大学外，各级教育监管部门因掌握实权也成了“公关”对象。三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俄罗斯没有统一教材和大纲，边远地区学校信息闭塞，往往得不到必要的教材和报考信息。四是学生成为考试机器，易使学生忽视综合素质的提高。俄近年来高考满分者迅速增多，每年高考前各种“冲刺班”盛行，大量教辅材料充斥市场，这都是此前没有的现象。
美国：录取方式遭质疑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美国高考制度虽然被普遍认为比较公平，但对于大学的录取和招生，美国曾进行过激烈争论甚至告到美国最高法院。时至今日，围绕大学录取和招生不公平诉讼也并不罕见。
在美国，围绕大学考试是否公平的争论远不如围绕录取是否公平的争论激烈。自建国后，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更多体现在白人和黑人没有平等受教育权。教育的不公平实际上是种族不平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建国50年后，美国才产生第一位黑人大学毕业生；建国100年后，才诞生了一位黑人博士。上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国内民权运动的开展，美国联邦政府指定了“肯定性行动”政策，规定美国政府和各企业及大学等必须录用和录取一定数量的黑人。美国联邦政府希望利用“肯定性行动”保证黑人获得就业和上大学的平等机会。
“肯定性行动”主要适用于黑人和拉丁裔，并不适用亚裔。美国不少亚裔认为，“肯定性行动”对亚裔不公平，因为亚裔并没有因白人的种族歧视而在大学录取中得到任何照顾，反而却要将大学招生名额让给黑人和拉丁裔。甚至白人也开始认为，“肯定性行动”对他们不公，对他们形成反向歧视。
美国大学录取制度总体来看，适应美国社会，比较公平合理，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是在美国华裔看来，美国大学现行的招生制度仍然存在不公平。一是所谓“校友子女”问题，美国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优先录取“校友子女”。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曾说，录取“校友子女”是私立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大学特别是名牌私立大学优先录取“校友子女”，主要是因为美国私立大学有赖于校友的捐赠，他们为学校做出了贡献，这些贡献理应用到他们的孩子身上。但批评者认为，优先录取校友子女等同于出售录取名额。二是招生过程不尽透明。美国大学全面考量的录取方式经常招致美国亚裔的批评，因为亚裔认为成绩是客观的，而且其他素质如领导能力则往往缺乏客观标准。这导致美国一些亚裔认为，名牌大学对亚裔存在歧视，使一些学习成绩很好的亚裔学生无缘美国名牌大学。
韩国：避免一考定终身
在亚洲国家中，韩国也是一个高考竞争相当激烈的国家，韩国自己也在不断摸索和改革高考及录取制度，以减轻学生的负担，选拔优秀人才。但每次改革也都会引发一些新问题，反而增加了学生负担。
韩国从1994年确立全国统一高考的制度以来就一直不停地改革，至今仍未完全定型。2000年4月，韩国公布大学入学考试制度，规定从2002年起大学入学考试不再计算总分，而是把科目考试的成绩按照一定比例转换为九个等级，如一等为4%的比例，二等为7%等等。各大学根据各科目考试等级、学生手册、面试成绩、专长等情况招收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主要以总分成绩录取学生，致使不少学生因1分之差落选的情况。韩国政府2010年又公布了“2014年度高考体制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从2014年起，高考在每年11月分两次进行，中间间隔15天，考生可自愿选择考试次数，成绩取两次考试中分数高的一次。
尽管韩国历次改革的目的是减少考生课业负担，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尽量体现公平竞争。但批评者认为，每年两次高考和按级别考试反倒会加重考生课业负担并产生副作用。比如，在两次考试间隔的半个月里，考生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会引发课外辅导泛滥等问题。韩国绝大部分大学按照高考成绩来录取考生，尽管有一部分大学还需要进行单独面试，考查学生高中三年的成绩和学校生活情况，但高考成绩仍占到很高比例，因此高考被视为学生升入名牌大学、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主要途径。
也有人认为，由于录取标准掌握在大学手里，因此难易度分级很可能“有名无实”，而且改革还会引发各种应试产品和课外辅导的泛滥等问题，反而会加重考生负担。比高考更复杂的是韩国大学的录取制度，连很多学生家长都搞不清楚，所以高考之后更艰难的是弄懂各个学校如何录取。很多大学这个时候都会举行招生说明会，下面坐满了学生家长。
韩国媒体评价说，在2005年之前，韩国大学入学制度主要还是高中时的表现、高考成绩和论述，之后增加入学审定官制度后，等于是完成了“死亡四角形”。虽然高考越来越容易，学习负担也有所减轻，但越来越多样的入学方法使制定入学战略更加困难，大学入学的“论述”考试也越来越难。由于高考、学生簿、论述和入学审定官制度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疏忽，所以人称“高三死亡四角形”，使学生的负担更加繁重。（本报驻联合国、俄罗斯特派特约记者 吴云 苏帆 本报特约记者 詹德斌）
(来源:环球时报)
六、寒门之忧：寒门是社会的柱梁，寒门的路在哪里？寒门出孝子，忠臣出孝门。如今寒门难跳龙门，虽然仍然是全国高考，但实质已经进入拼爹时代。中国人才通道已经变形，急需清理。
人民日报：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 一代穷世代穷
2013年05月26日 07:04作者：赵永平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高考临近，堂兄家的女儿突然决定放弃高考，这让堂兄急得坐卧不安，一天几个电话找人劝侄女。侄女的反应倒很平静：“上四年大学，一年得花两万多，到头来工作还是不好找，不如现在出去打工。”侄女说，在她就读的乡镇高中，升学率低，上好大学难，弃考的同学屡见不鲜，“除非你考上一线名校，否则念书的路也不平坦。”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我们从小认定的道理，然而在侄女这代人眼中，这条路越来越难。过去10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北大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降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也仅占17%。不少农村学子放弃高考，其他的向上通道越来越窄。
农村孩子不愿跃“龙门”，症结在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竞争不公平。农村孩子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年，教育投入越来越给力，但教育嫌贫爱富的现象依然存在，越是大城市，越是名校投入越多，动辄花上亿元建设超级中学，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学校。而一些农村学校，却成了被忽略的大多数，不少孩子仍在危房里上课，农村孩子入学率、升学率和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城市。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再加上一些招生制度的影响，农村孩子难跟城里孩子比拼，失去了上更好大学的机会。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农村孩子弃考传递出一个信号：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推进城镇化重点是人口城镇化，阶层固化阻碍了农民变市民，将给经济社会转型带来冲突和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教育公平，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平等机会，才能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城乡教育不均衡，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破除制度篱笆。首先要打破教育城乡分割格局，推进教师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城乡学校资源均衡化；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让教育资源从“高地”流向“洼地”，缩小教育的地区差距；加大帮困力度，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难问题，保障弱势群体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令人欣慰的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各项改革正在推进：从去年多地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到扶贫定向招生，再到今年在高考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这些举措让人们看到中央“加强农村教育”的决心。
补齐农村教育“短板”，非一日之功。只要多走一小步，就能让农村学子重燃希望，社会就能前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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